新生班里满眼的双字名,在古代曾是禁忌( 二 )

  到了西汉末年 , 王莽篡位 , 改国号为新 。 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 , 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 , 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 。 不仅山川、地理、官职之名被改 , 就连时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单字 , 他甚至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 ”之所以下达这条诏令 , 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时期)讥二名 , 二名非礼也”的记载 。 王莽政权仅存在了15年 , 但在他的推动下 , 原本就流行的单字名 , 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 , 双字名几乎成了禁忌 。 因此在《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 , 有99%都是单字名 。 正所谓“天下大势 , 分久必合 , 合久必分” , 当单字名的比例在三国时期到达历史巅峰之后 , 从西晋开始 , 双字名的比例逐步开始回升 , 这也有多重原因 。

  首先从天下局势来看 , 西晋末期 , 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 , 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 , 抢占中原 。 在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 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 。 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 , 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 , 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 , 这便不再是二字姓名的天下了 。

  南朝武将多次夺取政权 , 他们处于氏族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 , 经常变动阶层 , 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 , 逐步突破了单字名观念的限制 。 刘宋皇室最先开始以双字取名 , 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 。 由于当时氏族文化兴盛 , 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 , 即在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 , 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 , 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 , 均以“义”为班辈字 , 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 , 均以“子”为班辈字 。 皇族带头换风气 , 底层民众效仿 , 据统计 , 在南朝《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 , 复名者有137人 , 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字名 。 宗族中排辈的需要 , 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 , 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取名的开端 。

  其次是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社会文化因素 。 据不完全统计 , 《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 , 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 。 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 , 那里靠近蓬莱仙岛 , 自古盛产超然世外的方士 , 《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 , 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 。

女性网   自东晋开始 , “之”字成了人名中的高频用字 。 比如琅琊王氏 , 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 , 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 , 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 。 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数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 , 均以“之”命名 。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 , “之”只是一个虚词 , 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 。 根据后人的研究 , “之”字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 , 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 。 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 , 鼓励采药炼丹 , 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 。 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 , 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 , 以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 他任会稽内史时 , 恰逢孙恩之乱 , 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 , 他不仅不派兵防守 , 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 , 最后城破身亡 。

  除了“之”字 , 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 。 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 , 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 。 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 , 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 , 但“之”“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 , 所以不需要避讳 。 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 , 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 , 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 , 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 。 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 , 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 , 开始普遍出现 , 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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