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他被誉为“甲骨四堂”之首，集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校勘学于一身国学

为罗振玉立传，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罗振玉一生的活动轨迹极为复杂，由大清而民国，由民国而入伪满，在上海、湖北、天津、北京、东三省、日本等地都留过脚印，资料博杂，搜集、解析均不是易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考古发现均和他密切相关，拥有“甲骨四堂”之首的桂冠，又是著名的敦煌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无法绕开的一座高峰。要写好他这样精深学问家的传记，如果作传者对传主的学问知之甚少或知而不深，想写好也必定是极度困难的。也正因如此，多年来一直没有称得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罗氏传记问世。著名学者陈鸿祥的新作《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近期出版， 70余万字的规模让人肃然起敬，细细拜读，无论是材料的征集使用，还是对具体人物事件的勾稽查考，都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
【国学|他被誉为“甲骨四堂”之首，集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校勘学于一身】作者：查品才
心史：一次史学实验陈寅恪晚年著《柳如是别传》，史学家王汎森认为这是他的“史学实验” ，至于何为“史学实验” ，他解释道：“这场实验的核心是他使用的证据还有推理的方法。历史学是靠证据的，在这部书中，他大量使用我个人所谓的‘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 ，这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也不同于他自己此前研究的地方。 ‘以诗证史’在《元白诗笺证》中已有体现，但《柳如是别传》更进一步。 ……陈寅恪在讨论文本的时候，往往有个基本的前提：文本是一层一层‘套叠’着的、‘用典’有着一层一层指代意义。他认为典故本身蕴含着用典人的想法在里面， ‘典’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装饰或诗的好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出当事人所要说出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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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陈鸿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很显然，使用大量“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是《柳如是别传》证据链上的一大特色，以诗证史，解析典故，往往能发明新意，得人之所未见。翻看陈鸿祥所写的罗振玉传，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本解析，而是试图以心映心，窥见罗振玉的内在世界。譬如罗振玉65岁时曾作诗云：

二十年来国步频，
握蛇骑虎阅艰屯。
低回苦忆承平日，
迟莫俄惊天地春。
尚有故人同汉腊，
且斟柏酒诵皇恩。
但期早勒湘江石，
皂帽何妨老海滨。

诗作于1931年农历新年来临之时，所谓“二十年来国步频”指的是1911年清朝灭亡以来的种种变化。全诗既有黍离之悲，也有皇图再造的希冀。作者并未简单将其释为遣怀之作，而是敏感地意识到末句中的用典。 “皂帽”原指黑帽，此处则化用汉末管宁之典，指隐居不仕。 1931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 ，罗振玉奔忙着“迎驾莅东” ，中兴大清。这诚然是他再造故国的具体实践，但是也能看得出他内心有一丝功成身退的打算。 “何妨老海滨”倾注着原典所不具备的意涵，管宁隐居辽东30余年，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原。然而罗振玉则觉得老死海滨又何尝不可。 “皂帽”这顶帽子，罗振玉是戴了。早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柯劭忞在给避乱日本的罗振玉信中就说：“元兄已伏天诛，辽东皂帽盍归来乎。 ”将罗振玉比喻为管宁。伪满建立之后，罗振玉虽官拜伪监察院院长，但随后多次辞官。他在《归田》诗中说：“垂老无裨天下事，归来幸饱腐儒餐。 ”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归隐的文士。最终也如其所愿，他辞官后在旅顺海滨建有鲁诗堂一座， “此土此人，载酒看花” ，一派文人逍遥的景象。他讲授杜诗，集陆游诗，撰写《石交录》《宋本庐山记校勘记》等了却残生。总的说来，罗振玉确乎遗老，尽管曾旅日生活，和东洋人、西洋人有深入交往，但是骨子里的旧式文人色彩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