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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先生|结识屠岸先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本文来源：本文为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之子朱尚刚先生的《结识屠岸先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 原载于《南湖晚报》
【屠岸先生|结识屠岸先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转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屠岸先生|结识屠岸先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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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
上世纪90年代末 ， 我在整理父亲留存下来的书信时 ， 发现一封信中写有一首英文十四行诗 。 从内容看 ， 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很切合父亲当时的实际情况 。 考虑到父亲本来就擅长写诗 ， 也写过一些英文诗 ， 加上他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和熟悉 ， 对于十四行诗的形式也应该非常熟悉 。 所以没有多加考虑 ， 就以为是他自己所作的 。 后来遇到一位英语水平较高的朋友 ， 还请他帮助翻译成中文 。 以后我将这封有十四行诗的信（包括诗的译文）和另外两封没有发表过的信一起加了说明后投给了《新文学史料》 ， 并发表在2003年第1期的《史料》上 。 后来又把诗和信分别收入了我整理的《秋风和萧萧叶的歌》（朱生豪宋清如诗集）以及《朱生豪情书》中 。
过了一段时间 ， 我意外地在网上看到屠岸先生就我在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内容文字写的一篇文章 。 文中在首先肯定了“收入的两封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以后 ， 又指出：“整理者的‘说明’对这封信和信中的英文诗的解释,应该说符合实情 ， 尤其是‘诗中的你 ， 直接的当然是宋清如 ， 但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理想 ， 应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 这是很有眼光的见解 。 但是,把这首英文诗认作朱生豪的作品 ， 却是一个误解 。 这首诗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97首 。 朱生豪是‘借他人酒杯 ， 浇自己块垒’ 。 宋理应明白 ， 所以朱未加说明 。 ”
看到屠岸先生的这篇说明 ， 我的确感到既后悔又感动 。 后悔的是当时考虑得太简单 ， 没有多动动脑子进行考证 ， 结果犯了这么一个不该有的错误 ， 而书一出来 ， 就只能留下遗憾了 ， 这种书毕竟读者面不广 ， 要等重印时再作改正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 感动的是 ， 像这样理应“拍砖”的错误 ， 屠岸先生在客观明确地指出我的“误解”的时候 ， 使用的又是如此友善婉转的言辞 。 还不忘称赞一下我的“有眼光的见解” ， 这更加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 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前辈学者的大度、宽容而又严谨的作风！
对于屠岸先生 ， 我虽然一直未曾有机会直接接触 ， 但他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 ， 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 ， 是我国著名的诗人 ， 诗歌翻译家和文学编辑 ， “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 在“反右”和“文革”中都经受过磨难 。 打这以后 ， 我对屠岸先生就多了一份关注 ， 总想有机会能当面谢谢他 。
去年年底 ， 《朱生豪传》的作者吴洁敏教授告诉我 ， 她不久前为了讨教有关古诗词的吟诵问题专门拜访了屠岸先生 ， 交谈中得知屠岸先生对我父亲十分崇敬 ， 对我的情况也很关心 。 吴教授建议我把我写的和整理的几本关于我父母的书寄给他看看 ， 说是屠岸先生还没有看到过 ， 但很想看 。
于是 ， 我就根据吴教授提供的联络方式把《诗侣莎魂》、《秋风和萧萧叶的歌》、《朱生豪情书》、《朱生豪小言集》等书寄给了屠岸先生 。 老先生很快就回了信 ， 除了表示感谢和再次说明“四本书是我极想读的”外 ， 还就那首出现在父亲信中的十四行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 介绍了一些英诗音韵格律方面的常识 ， 使我这个似懂非懂的“半吊子”受益匪浅 。
屠岸先生还给我寄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复印件 ， 是由他和他女儿章燕教授合撰的 。 解放以来各个版本的莎剧选集或全集 ， 对于译者都没有做详细的介绍评价 ， 文革后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只有“朱生豪的译本是有一定特色的”一句话 。 学界对此颇有些微词 ， 觉得这对译者不够公道 ， 当然这也是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使然 ， 我也并不太在意 。 这次屠岸先生和章燕教授写的前言中除了对莎士比亚的时代背景 ， 创作特色 ， 版本考据等做了全面介绍外 ， 对父亲的生平和译作的特色也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很高的评价 。 这在我国《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史上还是第一次 。
屠岸先生还在信中追忆了早年的一些往事：
“1941年 ， 还是‘孤岛’时期的上海 ， 从春到深秋 ， 我向当时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投稿 ， 发表过多篇散文、散文诗、译诗和杂文 ， 大都非常幼稚 。 因发表了作品 ， 到中美日报馆去领取稿费 ， 只能在铁栅门外递进稿费通知单 ， 接过法币 ， 即离去 ， 不能进入报馆 。 ……当时我不知道朱生豪先生在中美日报馆工作 。 当年见报的‘小言’ ， 我也不知道是朱生豪先生所撰写 。 ……1948（1947？）年 ， 我从世界书局购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后 ， 渐渐知道了他曾在中美日报馆工作过 。 ”
屠岸先生经常投稿的《集纳》副刊 ， 是父亲当年的好友范泉先生编的 ， 范先生生前也曾跟我讲起过 ， 说这个副刊发表过不少进步的东西 。 虽然屠先生没有和父亲直接接触过 ， 但通过《中美日报》的媒介 ， 我感到他和父亲的关系又近了一步 。
过了没有多少天 ， 屠先生又给我来了一封信 ， 信中说：“这些天正在拜读您寄赠的几本书 。 令尊在《中美日报》上发表的《小言集》 ， 反映了令尊刚毅犀利的一面 ， 体现了他的抗日爱国的巨大热情和对国际政治的洞悉和深刻把握 。 如果只看到他译莎的巨大功绩而不看到他撰写时评和政论的纵横捭阖的手笔 ， 那对他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 。 再看令尊的诗词和书信（包括令堂的） ， 又见到他柔情如水、诗意盎然的一面 ， 他的多愁善感（非贬义）和高雅才情更使我折服！从这些 ， 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朱生豪！”
信中还纠正了我在《朱生豪情书》中出的另外一处错误：
在父亲的《情书》第91封中 ， 有一首5行英文诗 ， 看起来像是父亲自己写的一首打油诗 。 为方便读者阅读 ， 我在注解中把诗“翻译”了一下 。 但在第2行的开头是一个阿拉伯数字“4” ， 我觉得很费解 ， 后来想到父亲有时会在给母亲的信中搞一些小的文字花招 ， 如果把“4”按照英文的读音理解为“for” ， 表示“因为”的意思 ， 好像解释得通 。 就在注解中这样写了 。 屠岸先生不愧是英诗的专家 ， 一看就发现这首诗不是父亲自己写的 。 他告诉我 ， 此诗的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兰多（1775-1864） ， 原诗第2行开头不是阿拉伯数字 ， 而是“four” 。 意思是“four words” ， 只是把“words”省略掉了 ， 所以我没有理解 ， 把它解释成“for”又错了 。 其实这首诗屠岸先生翻译出版过 ， 他把他的译文也抄给我了 。 对于诗的其他部分 ， 屠岸先生也做了详细的解释 ， 还好我原来的理解还不算太出格 。
经过这样几次交往 ， 我想当面向屠岸先生聆教的愿望更强烈了 。 正好3月份有事去了一次北京 ， 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 于是赶紧和屠先生相约 ， 终于在3月14日下午在和平里屠先生府邸中如了愿 。 还邀约了我在北京二外任教的堂侄女朱小琳同去 。
屠岸先生精神挺不错 ， 谈吐爽朗 ， 思维清晰 ， 虽然感到年岁不小了 ， 但的确看不出已经是近90的高龄了 。 他再次谈到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 ， 回忆了当年给《中美日报》写稿的往事 。 还向我介绍了当代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的情况和各个译者的风格特色 ， 特别是谈了翻译的体裁问题 。 当代翻译界有人致力于用诗体来翻译莎剧 ， 以求和原著体裁的一致 ， 有人则认为用诗体翻译很难成功 ， 甚至有些极端的说法认为诗歌根本是不能翻译的 。 其实屠岸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诗歌翻译家 ， 他认为看问题都不能太绝对 。 翻译诗歌的确总要损失一些东西 ， 好的翻译也只能把原来好的东西尽可能多保留一些 ， 另外 ，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 ， 也可能用一些原来所没有的好东西来为作品增色 。
我告诉屠先生 ， 我见过两个版本的《莎士比亚抒情诗集》 ， 署名也是朱生豪翻译的 ， 其实所选的那些“诗”都是将父亲用散文体译出来的莎剧对白逐行拆开“变”出来的“诗” ， 屠先生听了很有兴趣 ， 我们觉得这一方面说明父亲的译文虽然用的是散文体 ， 但“诗味”还是很浓的 ， 这也是用另一种形式补偿了没有按原样用诗体翻译莎剧的缺憾 ， 同时也说明了在诗体和散文体之间也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 。
屠岸先生毕竟年事已高 ， 我不敢多耗费他的精力 ， 虽然老先生非常热情 ， 我们还是谈了一会就很“识相”地告辞了 ， 屠先生送我到门外 。 挥别归来 ， 余味无穷 。
明年将是我父亲的百岁诞辰 。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内容 ， 我打算将一些这些年来陆续发掘出来 ， 但尚未结集的父亲的零星作品整理成一本《文存》 ， 使父亲的所有遗作能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 有一篇父亲发表在1933年《秀州钟》上的论文《近代英美的新诗运动》 ， 是父亲在大学时期所写 。 文章虽然已经从嘉兴档案馆复印来并且输入了电脑 。 但文中牵涉到大量英美（甚至法国）诗人的名字 ， 用的都是原文 ， 其中有许多在拼写上显然有错误 。 我当然不能苛求七八十年前一所中学校刊的编排校有多高水平 ， 但除了一些很明显的错误和极少数我也知道的诗人外 ， 其他人名如何查对校核着实使我犯了难 。 后来灵机一动 ， 又想到了屠岸先生 ， 他不正是这方面的权威泰斗吗？只是请这样一位耄耋老人去做这个工作 ， 实在是不好意思 。 没有别的办法 ， 还是硬着头皮把文稿寄给他了 。
想不到只过了一个星期 ， 屠先生就把改后的文稿寄回来了 ， 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 信中对我编“文存”的打算十分支持 ， 认为这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的贡献” ， 还说“您希望我帮助校勘一下 ， 我当义不容辞” 。 还对文中一些具体词语的处理方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 寄回的文稿上 ， 每一页都有少则四五处 ， 多则八九处用红笔仔细改正过的地方 ， 每改动一个字母 ， 必定在旁边极端正地把整个词再写一遍 ， 以免我认不清 ， 那么仔细 ， 那么认真 。 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父辈的深情和关切 。
在屠岸先生的身上 ， 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一代学界前辈的风范 ， 他们不但在学术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 还在治学的精神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上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 。 能够结识屠岸先生并且得到他的教诲 ， 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朱尚刚写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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