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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_原题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来源｜《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 东方出版社
【国务|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国务|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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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 ， 打断了晚清的“立宪” 。 其实 ， 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 ， 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 ， 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 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 ， 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 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 ， 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 ， 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

一

1911年10月30日 ， 武昌起义20天后 ， 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 ， 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 ， 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 中华书局1979年版 ， 第597-598页） 。 此谕终于承认 ， 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 ， 而“本年设立内阁 ， 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 ， 原属一时权宜之计 ， 朝廷本无所容心” 。 宣布解散皇族内阁 ， 许诺“一俟事机稍定 ， 简贤得人 ， 即令组织完全内阁 ， 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 ， 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 ， 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 ， 第95－96页） 。 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 ， 自古垂为炯戒 ， 不独戕贼人材 ， 抑且消沮士气” ， 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 ， 政治随之递嬗 ， 往往所持政见 ， 在昔日为罪言 ， 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 。 虽或逋亡海外 ， 放言肆论 ， 不无微瑕 ， 究因热心政治 ， 以致逾越范围 ， 其情不无可原 。 兹特明白宣示 ， 特沛恩纶 ， 与民更始 ， 所有戊戌以来 ， 因政变获咎 ， 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 ， 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 ， 悉皆赦其既往 ， 俾齿齐民 。 嗣后大清帝国臣民 ， 苟不越法律范围 ， 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 。 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 至此次被赦人等 ， 尤当深自祓濯 ， 抒发忠爱 ， 同观宪政之成 ， 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 。 ”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 ， 而且准其组党 。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 ， 第96-97页） 。 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 ， 施治寡术” ， “皇族内阁”多用亲贵 ， 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 ， “动违舆论” 。 虽行新政多年 ， 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 ， “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 ， 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 ， 而未办一利民之事” 。 而且 ， “司法之诏屡下 ， 而实无一守法之人 。 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 ， 祸迫于前而朕不觉” ， 结果导致“川乱首发 ， 鄂乱继之 。 今则陕、湘警报迭闻 ， 广、赣变端又见 ， 区夏腾沸” ， 生灵涂炭 。 但是 ， “此皆朕一人之咎也” 。 对这次“鄂、湘乱事” ， 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 ， 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 ， 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 ， 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 ， 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 。 凡法制之损益 ， 利病之兴革 ， 皆博采舆论 ， 定其从违 。 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 ， 悉皆除罢 。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 ， 第97页） 。 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 ， 袭封“贝子”爵位 ， 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 ， 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 。 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 ， 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 ， 迅将宪法条文拟齐 ， 交资政院详慎审议 ， 候朕钦定颁布 ， 用示朝廷开诚布公 ， 与民更始之至意” 。

一天之内 ， 连发如此四谕 ， 且让步妥协之大 ， 出人意外 ， 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 。 如此急迫 ， 当然是出于无奈 。 这20天中 ， 湖南于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 ， 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 ， 成立九江军政分府 。

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 ， 是10月29日 ， 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 。 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 ， 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 ， 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 ， 电奏朝廷 ， 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 。 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 ， 满朝震动 ， 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 ， 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 。 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 ， 但为解燃眉之急 ， 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

然而 ， 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 ， 就很难停下来 ， 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 。 严复认为 ，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 ， 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 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 。 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 所有这些都太迟了 ， 没有明显效果 。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 ， 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 第784页）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 ， 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 ， 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 ， 很难精确“度量” 。 但清王朝肯定错失 ， 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 。 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 ， 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 ， 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 ， 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 ， 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 ，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 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 声势浩大 ， 遍及全国 。 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 清廷就是毫不妥协 ， 不愿让出点滴权力 ， 拒不开国会 ， 拒不立宪 ， 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 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 。

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 ， 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 ， 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 ， 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 。 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 ， 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 ， 因曾出洋考察 ， 思想相对开明 ， 支持立宪 。 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 ， 条陈军政大计 ， 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 ， 宣称：“如以臣言为是 ， 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 ， 即负欺君之罪 ， 请立予罢斥 。 ”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 ， 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 。 (《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 ， 《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 ， 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 ， 实无丝毫流弊 。 ”(《国会问题之大警告》 ， 《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员中 ， 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 。

但权倾一时 ， 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 。 对成立责任内阁 ， 他消极抵制 ， 当无法抵制时 ， 就主张先成立内阁 ， 后开国会 ， 确保自己的权力 。 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 1910年秋 ， 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 ， 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 。 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 ， 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 ， 认为既不能开国会 ， 也不能设责任内阁 。 如果“操切急进 ， 仆蹶堪虞” ， 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 。 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 ， 不能开国会 ， 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 。 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 ， 兴实业” ， 所谓“吏治修 ， 则民志安；实业兴 ， 则民生厚 。 内讧不起 ， 外患可弭 。 及时修明刑政 ， 整饬戎务 ， 未尝不可为善国 。 ”（“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 ， 《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 ， 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 。 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 ， 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 ， 强调“谓祖宗成法 ， 万不可废 。 ”（《专电·北京》 ， 《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 ， 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 ， 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 ， 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 ， 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 。 1910年10月25日 ， 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 ， 几经商议 ， 认为时机紧迫 ， 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 ， 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 。 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 ， 程度不足 ， 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 ， 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 ， 官与民共之 ， 不相磨砺 ， 虽百年亦无所进 。 法律难定 ， 情与俗碍之 ， 互为参考 ， 历数载可望实行” 。 他们特别强调 ， 现在“时局危险” ， “缓无可缓 ， 待无可待” ， 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 ， 而且已有过晚之嫌 ， 不能再迟 。 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 。 （《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 ， 《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 ， 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 ， 焦急万分 ， 于11月1日又上一折 ， 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 。 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 ， 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 ， 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 ， 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 ， 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 ， 以肥囊橐 。 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 ， 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 。 朝廷宜防官邪 ， 不宜徒防民气 。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 ， 《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 ， 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 ， 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 。 此奏不长 ， 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 ， 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 ， 而不是防“民气” ， 一针见血 。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 ， 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 ， 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 ， 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 。 不必细述具体过程 ， 总之 ， 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 ， 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 ， 全都未发生作用 ， 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 ， 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 。 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 ， 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 ， 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 ， 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 ， 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 ， 以“釜水将沸 ， 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 。 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 ， 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 ， 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 。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 ， 结果或许不一样 。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 ， 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 。 然而 ， 就在三年前 ， 1908年8月中旬 ， 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 ， 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 ， 内多悖逆要犯 ， 广敛资财 ， 纠结党类 ， 托名研究时务 ， 阴图煽乱 ， 扰害治安 ， 若不严行查禁 ， 恐将败坏大局 。 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 ， 顺天府严密查访 ， 认真禁止 ， 遇有此项社夥 ， 即行严拿惩办 ， 勿稍疏纵 ， 致酿巨患 。 ”（《光绪朝东华录》 ， 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 ， 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

近十年来 ， 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 ， 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 ， 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 ， 《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 ， 常以秩序的行动 ， 为正当之要求 。 其对于皇室 ， 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 ， 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 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 ， 匪有异也 。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 ， 第28－29页）然而 ， 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 。 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 ， 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 ， 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 ， 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 ， 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 ， 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 ， 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 ， 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 ， 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 ， 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 愚蠢之极 ， 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 。 1909年 ，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 ， 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 ， 贵上下相示以诚 ， 破除猜嫌之见 。 伏原皇上明降谕旨 ， 去堂廉之阻隔 ， 除防禁之琐屑 ， 有以安亿兆之心 。 固今日之急务矣 ， 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 ， 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 ， 分别开复原免 ， 有司奉行未尽 ， 用者寥寥 ， 拟呼特予恩施 ， ”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 ， 似皆效忠本朝 ， 倘获昭雪 ， 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 。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 ， 《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 ， 朝廷置之不理 。

到1910年底 ， 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 。 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 ， 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 ， 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 ， 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 。 对此 ， 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

1911年1月初 ， 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 。 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 ， 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 ， 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 。 有议员认为 ， 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 ， 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 ， 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 ， 是否赦免今后再说 。 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 。 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 ， 人心一日不能安 ， 满汉终不能融洽 。 如果赦免革命党人 ， “就可以化除满汉 ， 安定人心” 。 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 ， 不使为外国人利用” 。 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 ， 一体特赦 。 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 ， 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 。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 ， 《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1年版 ， 第527－528页）表决时 ， 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 。 对此 ， 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 ， 还是封疆大吏 ， 甚至两位“皇叔” ， 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 。 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 ， 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 ， 结果或许不一样 。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 ， 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 ， 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 ， 皇族内阁甫一成立 ， 就遭到“天下人”痛责 ， 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 ， 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 ， 最终弃它而去 。 而且 ， 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 ， 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 。 6月6日 ，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 ， 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 ， 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 ， 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 ， 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 ， 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 然而 ， 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 ， 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 ， 干预君上大权 。 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 ， 结果或许不一样 。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 ， “动违舆论” 。 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 ， 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 ， 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 ， 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 ， 故意扰乱路政 ， 煽惑抵抗 ， 即照违制论” 。 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 ， 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 ， 格杀勿论” 。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 ， 不仅代川民上奏 ， 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 ， 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 ， 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 。 然而 ， 清廷大怒 ， 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 ， 并令其进京候讯 ， 准备治罪 。

8月初 ， 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 ， 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 ， 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 ， 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 ， 也要求将盛治罪 。 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 ， 如果养痈贻患 ， 定将其治罪 。 同时 ， 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 。 在这种情势下 ， 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 ， 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 。

结果 ， 为平息事 ， 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 ， 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 ， 办理诸多不善 ， 盛宣怀受国厚恩 ， 竟敢违法行私 ， 贻误大局 ， 实属辜恩溺职 。 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 ， 永不叙用 。 ”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 ， 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 ， 则动违舆论” ， 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 ， 施治寡术” 。 其实 ， 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 对朝廷忠心耿耿 ， 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 ， 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 ， 还要将其治罪 ， 结果就不必多说了 。 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 ， 仅仅一个多月 ， 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 ， 将盛宣怀治罪 ， 结果或许不一样 。

三

正如严复所说 ， “所有这些都太迟了” 。 此四道谕旨颁下后 ， 未起任何作用 。 就在10月30日当天 ， 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 ， 成立军政府 。 11月3日 ， 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 ， 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 ， 即所谓“十九信条” ， 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 ， 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 。 但这种局面下 ， “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 ， 革命仍在继续 。 11月5日 ， 江苏宣布“反正” ， 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 ， 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 ，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 ， 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 ， 藉以养成人才 ， 收作国家之用” 。

其实 ， 此谕完全多余 ， 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 ， 此时颁布此谕 ， 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 ， 企盼能平息事态 。 但是 ， 革命还在继续 。 11月7日 ， 广西、安徽宣布独立 。 8日 ， 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 。 9日 ， 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 ， 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 ， 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 ，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上 ， 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 。 此时 ， 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 ， 打断了晚清的“立宪” 。 其实 ， 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 ， 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 ， 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 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 ， 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 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 ， 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 ， 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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