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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劫波渡尽 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

_原题是：劫波渡尽 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
炮火|劫波渡尽 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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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 ， 了解前线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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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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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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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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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刺
【炮火|劫波渡尽 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 ， 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 ， 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 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 ， 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 ， 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 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 ， 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
行凶者不是外人 ， 正是孤军营的士兵 。 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 。 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 ， 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 ， 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 ， 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 ， 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 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 ， 常在团长门前溜达” ， 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 。 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 ， 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 。 对事发当天的情况 ， 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 。 郝精诚仍穿大衣 ， 跑了一圈 ， 他掉队了 。 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 ， 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 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 。 也向郝精诚处走来 ， 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 ， 不等谢团长开口 ， 凶器已及身 ， 谢团长猝不及防 。 胸部被刺两下 ， 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 。 当即倒地 ， 奄奄一息 。 跑步官兵见状 ， 赶来抢救 ， 已是太晚 。 一时秩序大乱 ， 没了主张 ， 只知恸哭 。 帮凶们却高喊未死 。 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 ， 即时死去 。 ”
《申报》采访人员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 ， 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 ， 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 。 比如 ， 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 ， 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 ， 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 ， 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 。 四人到来后 ， 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 ， “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 ， 当场将谢杀害 。 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 ， 我因迟到 ， 团长又严词诘责 ， 且用军棍责罚 ， 我实在气他不过 ， 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 ， 向之乱戳 ， 不知有几刀” ， 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 。 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 ， 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 ， 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
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 ， 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 。 郝精诚说 ， 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 ， 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 ， “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 ， 食不充饥 ， 鞭挞频加 ， 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 ， 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 ， 但团长非惟不允 ， 且将我禁闭二月 ， 致气愤异常” 。 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 ， 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 。 他说 ， 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 ， 被团长以藤棍痛打 ， 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 ， 毫无怨恨在心 ， 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 ， “当时团长遇刺 ， 上官团副前来救护 ， 而我适身带利刃 ， 因其平日虐待士兵 ， 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 ， 一时气忿将其戳伤 ， 惟并无杀死之心” 。
郝精诚的供词 ， 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 。 上官志标说 ， “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 ， 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 ， 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 ， 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 ， 讵郝不服反加殴打 ， 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 ， 被告即怀恨于心 ， 遽尔行刺” 。 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
不过 ， 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 ， 却并非事实 。 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 。 1938-1939年间 ， 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 ， 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 ， 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 。 为杜绝这种问题 ， 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 ， 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 ， 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 ， 特在申报登载广告 ， 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 ， 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
然而 ， 各界对孤军的爱护 ， 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 ， 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 。 为示公开透明 ， 击破流言 ， 谢晋元遂又决定 ， 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 ， 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 ， 供社会各界监督 。 如1939年4月 ， 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 ， 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 。 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 。 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 ， 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 ， 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 。 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 ， 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 。1940年初 ， 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 说“鉴于以往种种” ， 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 ， 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 。 直送到营 ， 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 ， 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 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 ， 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 ， 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 ， 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 。 事发后 ， 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 ， 各抄得一把尖刀 ， 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 。 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 。 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 ， 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 ， 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 ， 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 ， 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 ， 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 ， 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
按众凶手的辩解 ， 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 ， 是为了逃出孤军营 。 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 ， 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 ， 欲逃出铁丝网 ， 脱离孤军营之事” ， 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 ， 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 。 张国纯则说 ， “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 ， （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 ， 私自出走 ， 深恐受阻 ， 乃密藏利器于身” 。
对将士们来说 ， 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 。 部队奉命退入租界 ， 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 ， 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 。 孰料退入之后 ， 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 。 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 ， 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 ， 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 。 这种解释看似有理 ， 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 。 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 ， 按国际法 ， 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 ， 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 ， 也恰可说明此点 。 《申报》也曾指出 ， 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 ， 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 。 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 ， 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 ， 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 ， 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 。 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 ， 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 ， 顺手将营门关上 。 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 ， 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 。 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 ， 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 ， 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 。 表演团体入内慰问 ， 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 ， 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
1939年三、四月间 ， 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 ， 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 。 第一次是在午夜 ， 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 ， 走失3人 。 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 ， 包括加高铁丝网 ， 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 ， 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 ， 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
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 。 但作为孤军领袖 ， 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 。 1939年前后 ， 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 ， 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 ， 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 ， 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 。 如此 ， 战士可以重回前线 ， 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 。 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 。 章渭源后来回忆说 ， 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 ， 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 。 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 ”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 。 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 ， 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 。 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 ， 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 。 纠结之中 ， 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 ， 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 ， 总得不到批准” ， 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 ， 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 。 他可以做的 ， 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 ， 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 ， 以篮球最受欢迎 ， 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 ， 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 ， 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 。 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 ， 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 。 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 ， 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 ， 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 ， 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 ， 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 ， 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 ， 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 。 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 。 最先启动的织袜业 ， 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 ， 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 ， 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 ， 开始生产长短筒袜 。 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 ， “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 ， 在上海的销路颇佳 ， “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 ， 出品优良众口交誉” 。 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 ， 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 ， 分两班进行 。 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 。 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 ， 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 ， 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 ， 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 ， 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 ， 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 。 （二）肥皂组 。 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 ， 规模次于织袜组 ， 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 。 （三）藤器与木器组 。 人数较少 。 ”
“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 ， 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 ， 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 ， 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 ， 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 。 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 ， 不但按月公布明细 ， 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 ， 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 。 雷雄最后说 ， “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 ， 显系别具肺腑矣” ， 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 。 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 ， 也有类似的怀疑 ， 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 ， 连菜刀都要登记 ， 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 ， 闪闪发光 ， 根本不是营内之物” 。 他们认为 ， 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 。 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 ， 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 ， 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 ， 谢晋元“待他不错 ， 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 ， “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 ， 白俄兵没在意 ， 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 。 张应禄还提到 ， 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 ， 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 ， “鼓吹‘不要任何头头’ ， 自己管自己 ，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
然而 ， 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 ， 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 。 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 ， 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 。 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 ， 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 ， 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 ， 每人赏金一万元” 这样的内容 ， 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 ， 现已为汉奸 ， 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 ， 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 ， 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 。 对日军来说 ， 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 。 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 ， 举行“精神升旗” ， 从事生产自力更生 ， 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 ， 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 ， 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 。 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 如今 ， 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 ， 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 ， 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 ， 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 ， 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 ， 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 。 但谢的死 ， 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 章渭源回忆说 ， 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 。 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 ， 越过墙头的铁丝网 ， 跳在胶州路上走了” ， 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 ， 爬上梯子 ， 跳到胶州公园 ， 也混入游客中走了” ， 另一名士兵和道生 ， 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
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 ， 1941年12月7日 ， 日军偷袭珍珠港 。 次日 ， 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 。 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 ， 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 ， 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 ， 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 。 约一个星期后 ， 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 ， 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 ， 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 ， 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 。 再后来 ， 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 ， 在这里 ， 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 。 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 ， 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 。 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 ， 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 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 。 少量由监狱留用 ， 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 。 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 ， 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 。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 ， 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 ， “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 。 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 ， 逃出虎口” 。 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 ， 也多有成功逃脱者 。 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 ， 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 。 孤军田际钿回忆说 ， 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 ， 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 ， 就要被刺刀刺死” 。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 。 同月 ， 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 ， 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 。 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 ， “今抗战胜利 ， 志标奉命来沪 ， 希吾营同志见报后 ， 即速来申报到 ， 俾得早日相聚 ， 共商进行 。 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 。 ”及至该年8月31日 ， 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
局势变幻 ， 让孤军们的命运 ， 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 。 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 ， 那些苦难与坚忍 ， 鲜血与眼泪 ， 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
文|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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