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我喜欢将人送过渡口，看他们驶向彼岸 | 新刊面世( 二 )
裘山山《意犹未尽》
我一直在等待机缘 。 终于 ， 我的雷达扫到了一架以俯冲的姿态闯入的飞机——朋友不经意讲起的美国女同事领养中国女弃婴的故事 。 与身为被美国家庭接养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遗孤的浩德副总苏珊的相遇 ， 是一个美好的意外 。 她帮我一把推开了那个通向渡口的门 ， 导出了一个阔大的舞台 ， 让弃婴的故事落到了国际化背景里 ， 呈现出人类共情的创伤和救赎 。 《木棉花开》有我小说中罕见的“happy ending” 。 我写作时也意识到了 ， 还犹豫了一下 。 我更喜欢的是将人送过渡口 ， 看他们驶向彼岸 。
陈谦《静待花开》
吕魁《永失我爱》
小说写贼 ， 更因为有种贼是隐身的 ， 隐藏得颇有章法 ， 与生活浑然一体 ， 以致得麻烦文学出面当照妖镜 。 小偷就是些蚊子 ， 大偷才算吸血鬼 。 大偷是谁？大偷偷什么？我们看不见大偷 ， 而被偷的丧失感却缠绕我们 ， 它来自黑暗深处……大偷无形 ， 大偷有空空妙手 ， 我们孱弱的手臂抓不住 ， 我们脑筋也转不过来 。 大偷偶尔也会失手 ， 甚至现形 ， 不过 ， 不太可能去服法坐牢 。
小说有时候写的就是命 。
你读的是命 ， 不是贼 。
命中有贼！
禹风《小偷与大偷》
人与树 ， 苛责与宽容 ， 纷争与和解 ， 在一方乡土 ， 是有天人合一意味的 ， 也代表着那里的人们的处世哲学 。 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是 ， 冤家宜解不宜结 ， 而之所以将小说命名为《冤家路宽》 ， 就是希望通过人物的交互和叙事的推进 ， 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 从“冤家路窄”到“冤家路宽”的伦理与价值选择 。 事实上这当中意味着人心的转圜 ， 还喻示着某种深层精神的闭合与重启过程 ， 不仅关乎个人 ， 而且关乎整体社会氛围与风气的营造 。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 和解与宽容并不意味着会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 ， 相反 ， 这是叙事主体在同时审视他人与自我 ， 由此产生更突出的内在灵魂 ， 这才是真正差异性与个性化的表达 。
王昕朋《和解与宽容》
塔克拉玛干与西湖相距十万八千里 ， 沙漠与秀水对比鲜明 ， 我身处干旱 ， 缘何就想到了湿润柔软的婺剧 ， 我说不清楚 。 我生长在新疆 ， 父母皆是浙江金华人 。 父亲爱婺剧 ， 生前最后一次回浙江 ， 我没能陪他好好看几场戏 ， 成为心里的痛 。 后来 ， 我认识了婺剧团团长 。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 我断断续续地跟着剧团走 。 婺剧界的人都知道阿郞 。 十几年前 ， 阿郎在戏台上一个大翻 ， 落地没有站住 ， 摔伤了颈椎 ， 从此卧床 。 我去看阿郎 ， 他为了见我 ， 坚持在轮椅上坐了一个多小时 。 我去看过他三次 。 其实我想经常去看他 ， 但不忍他那样坚持坐着和我说话 。 《断桥》这部小说本可以伸展开去 ， 写得更深 。 遗憾的是结尾处没能让师父出场 。
杨方《我不在断桥 ， 我在塔克拉玛干》
写这部小说的全部动因 ， 基本源于某一天我站在街头 ， 回望一个老年女人的过去时的所想 ， 我试图让这样一种虚构的回忆 ， 成为读者们的集体回忆 。 春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主宰者 。 她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 。 其中也包括我——她奴役着我 ， 殚精竭虑地为她工作 。 我不得不为春琴建造一座城市 ， 一座民国时期的上海 。 但我是个天津人 ， 较之天津 ， 上海的轮廓显然更细腻 ， 就像月份牌上的层层敷染的水彩画 。 事实上 ， 上海是一种腔调 ， 而春琴恰恰需要这种腔调 。 当这名操着一口胶东官话、有点土里土气的异乡人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 ， 她目之所及的 ， 将不是亚洲最繁华摩登的远东明珠 ， 而是一片无处容身的荒原 。
【徐贵祥|我喜欢将人送过渡口，看他们驶向彼岸 | 新刊面世】唐顿《春琴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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