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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注|潘静如︱笺注家的“心术”

_原题是：潘静如︱笺注家的“心术”
题目有点惊悚 。 打上“引号” ， 是为了表明我自己是笺注家们的拥趸 。 笺注家最是老实本分人 ， 冷板凳一条 ， 案头灯下 ， 专替别人下注脚 ， 也替读者扫路障 ， 有什么“心术”可言 。 要说“心术”有问题 ， 大约像宋代杜诗“伪苏注”之流才足以当之 。 杜撰典实 ， 张口就来 。 如杜诗《空囊》“囊中恐羞涩 ， 留得一钱看” ， 凭空杜撰出阮孚的故事来 ， 所谓：“晋阮孚山野自放 ， 嗜酒 ， 日持一皂囊 ， 游会稽 。 客问囊中何物 ， ‘但一钱看囊 ， 庶免其羞涩’ 。 ”辗转相沿 ， “阮囊羞涩”的词条甚至还进入了《辞源》《汉语大辞典》 。（参见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 ， 《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好在这类给大诗人做笺注时明目张胆的杜撰 ， 只是一时风气的产物 。 宋代的正经学者都已经作了严厉的批评 。 宋代以后 ， 孑焉寡俦 。
那为什么还要说笺注家的“心术”呢？主要是“心术”正 ， 未必就“手段”正 。 好心办坏事 ， 也是常有的事 。 疫中闲读唐宋名家集 ， 就遇到一些 。 例如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一云：“眼看时事力难胜 ， 贪恋君恩退未能 。 迟钝终须投劾去 ， 使君何日换聋丞 。 ”查慎行注：“《苕溪丛话》作任 ， 讹 。 ” （《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七）冯应榴查验了旧王状元集注本、《乌台诗案》 ， 确实也都作“胜” ， 出于谨慎 ， 他还是加了按语：“但先生诗首句每不用本韵 ， 且子由诗亦作任 ， 恐非讹也 。 ” （《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七）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 。 首句“力难胜”云云 ， 查慎行沿用宋人旧注交待得很清楚：“《乌台诗案》：熙宁四年十二月内 ， 初到杭州 ， 寄子由诗云‘眼看时事’云云 ， 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 ， 亦言己才能不能胜任也 。 ”字面上 ， “力难胜”就是不能胜任之意 。 既然旧王注本、《诗案》都作“胜” ， 则这一版本由来已久 。 查氏断言“任”字为讹 ， 恐怕是因为“任”字与“能”“丞”不属同一韵部 ， 犯了出韵之病 。 但是 ， 苏辙和诗也作“任” ， 基本可以确定“任”才是原文 ， 而“胜”反是讹文 。 我感兴趣的是 ， 这个“讹”不是无意识的讹 ， 很可能是笺注家们一厢情愿的“理校”所致 。 不仅苏轼有“首句每不用本韵”的习惯 ， 一般而言 ， 诗的首句押相邻或相近之韵 ， 向来允宜从宽 。 虽然不提倡 ， 但何尝不允许 。 举个例子 ， 黄庭坚《武陵》诗：“武陵樵客出桃源 ， 自许重游不作难 。 却觅洞门烟锁断 ， 归舟风月夜深寒 。 ”“源”字与“难”“寒”就不在同一韵部 。 因此 ， 这种“理校”的基础是有点脆弱的 。 再说 ， 苏轼近体诗甚至有非首句“出韵”的例子 ， 如《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诗：“江干高居坚关扃 ， 犍耕躬稼角挂经 。 篙竿系舸菰茭隔 ， 笳鼓过军鸡狗惊 。 解襟顾景各箕踞 ， 击剑赓歌几举觥 。 荆笄供脍愧搅聒 ， 干锅更戛甘瓜羹 。 ”清人李必恒在补注新辑本《施注苏诗》时就说：“按经字系九青韵 ， 岂先生偶失检耶？” （《施注苏诗》卷四十 。 理论上首句“扃”字也“出韵”了 ， 而李必恒不指摘 ， 就是因为首句押邻韵原不足为怪）更见得一味胶柱鼓瑟 ， 未必果能得苏诗真面目 。 可“力难胜”偏偏流传很广 ， 以至于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也作“胜” ， 今天点校整理的各种苏集亦多因之 ， 这里就不细举其名了 。 现代专门的校勘学家亦不免为所愚弄 ， 1958年屈万里以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对校《四部丛刊》影印元务本堂刊王状元集注本时 ， 有云：“此本（施顾注本）胜处至伙 。 ……卷四《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句》诗‘眼看时事力难胜’句 ， 元本‘胜’讹‘任’ 。 ” （《跋“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宋刊本注东坡先生诗》 ， 《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参考资料汇编》 ， 台湾艺文印书馆 ， 1980年 ， 35页）断然以“任”字为讹 。 除此而外 ， 这里还留有一个疑窦 。 冯应榴《合注》本按语说旧王注本作“胜” ， 而屈万里所引《四部丛刊》影元王注本作“任”；也许冯应榴所据王注本是别一版本 ， 疫情期间访书不便 ， 聊待他日 。 总之 ， 这一异文问题 ， 可以复查苏辙《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绝》其一：“吏治区区岂不任 ， 吴中已自富才能 。 还应占位书名姓 ， 学取蓝田崔县丞 。 ”首句尾字亦作“任” ， 何者为确 ， 不难定谳 。 幸亏有了苏辙的旁证 ， 我们才可以还原苏轼的原文 。 否则 ， 即使对簿公堂 ， 也难有胜算 ， 改“任”为“胜”本来就是笺注家的“理校”所致 。 苏诗自北宋末年就有注本 ， 赵次公等人的四家注以降 ， 有五家注、八家注以逮《王状元集百家注》本、施顾注本 ， 擅改文本的始作俑者必是此中笺注家之一 。
这告诉我们 ， 笺注家的“理校”并不是很靠谱 。 “理校”的结果越是显得圆满 ， 越要警惕 。 杜诗《岁暮》：“烟尘犯雪岭 。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在“犯”字下注：“当作侵 。 ”这是想当然 ， 实在无依据 。 仇兆鳌也许觉得杜诗格律谨严 ， 不会出现“平平仄仄仄”的局面 。 这未免既迂且愎 ， 不值得正经反驳 。 我们试看他的《杜诗凡例》之第二条“杜诗刊误”例 ， 便知此一思维模式横亘在他的胸中：
《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 ， 当是“来绝域” ， 于“开拆”不犯重 。 《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 ， 当是“吾已僦” ， 于“就此”不相重 。 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 ， 当是“惟天意” ， 于“随类”不相重 。 如《送王侍御》诗“况复传宗近” ， 当是“宗匠” ， 于“近野”不相重……
这些例子 ， 当然不排除真知灼见 ， 有说的极对的地方 。 但我的重点不在这里 ， 而在于其思维模式 。 仇兆鳌替杜甫扫除讹误 ， 是要恢复杜诗当初的圆润完美 。 在他的设想中 ， 杜诗当然是圆润完美的 ， 一首诗中不应出现重复的字眼或其他的技术瑕疵；假如有 ， 一定是传抄、刊刻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 第一 ， 世上并无此理 ， 就是杜甫恐怕也做不到；第二 ， 抱定这种想法有适得其反的风险 ， 斤斤计较于尺寸得失 ， 本意是在还杜甫“诗圣”之真 ， 有时反而把人家杜甫的眼界拉低、格局缩小了 。 出于同样的心理 ， 仇兆鳌倾向于杜集中《雨不绝》一诗是伪作：
律体以首尾为起阖 ， 三、四承上 ， 五、六转下 ， 此一定章法也 。 若在六句分截 ， 则上重下轻 ， 不见转折生动之趣 ， 诗之可议在此 。 朱瀚曰：题便可怪 ， “摇扬如丝”只是申上“细微” ， “泥不乱”语近于率 ， “风乍稀”节外生枝 ， “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赘 ， 神女“自湿衣”何须过虑 ， “眼边”衬字 ， “匆促”拙字 ， “安流逆浪” ， 反复重言亦少意味 。 此当系赝作也 。 须辩之 。
想来朱瀚说到了仇兆鳌的心坎上：这么“差”的诗怎么可能是杜甫写的？所以 ， 他又挑出了“章法”上的毛病 。 在这个意义上 ， 作为笺注家的仇兆鳌的心理 ， 像极了“佞臣” ， 按今天的话来说 ， 则不脱“粉圈”思维 。 假如是僭主 ， 也许只恨他这类变相的谀词来得少了；僭主是听不得真话的 ， 即便是真话 ， 也要艺术化地处理为谀词 。 但杜甫到底是名副其实的诗圣 ， 他的反应如何 ， 咱们就不便揣测 。
上述情形与杜诗“伪苏注”的杜撰故事、曲相皮傅 ， 在主观意图上究竟是有本质区别的 。 但只要笺注家迷信大诗人的诗语语都有来历 ， 进而把笺注当成一种囤积居奇的“买卖” ， 而不能收其放心 ， 就难保不启人疑心 。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杜甫）《李潮小篆歌》：‘苦县光和尚骨力 。 ’‘骨力’二字 ， 《南史·张融》：齐高见其书曰：‘卿书殊有骨力 。 ’”清人注杜 ， 带一点集成性质 ， 细大不捐 ， 认为“骨力”是条异文 ， 就夹注到小字里了 ， 如《杜诗镜铨》卷十五、《杜诗详注》卷十八 ， 其来源同是《猗觉寮杂记》 （《杜诗详注》已明白列出） 。 这显示了清人编注杜诗时的审慎 ， 是学风好的体现 。 今按杜诗《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苦县光和尚骨立 ， 书贵瘦硬方通神 。 ”察前后文 ， 作“立”于义为长 。 当然 ， 这种理校并不说明问题 。 比较有力的事实是 ， 在朱翌之前 ， 杜诗似无此异文 ， 今流传的《杜工部集》及宋人杜诗注本如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鹤《补注杜诗》等 ， 皆未见有作“力”的 。 另外 ， 就是我对笺注家向来有一点警惕 。 假如朱翌《猗觉寮杂记》引杜诗而随即发了一通相关议论的话 ， 那么所引杜诗中的“异文”尽管有自家抄错的可能 ， 仍然可录以备考 。 可《猗觉寮杂记》劈空只引了光秃秃的“苦县光和尚骨力”一句 ， 接着引《南史》“卿书殊有骨力”以见杜诗“骨力”二字大有来处 。 直觉告诉我 ， 这也许是朱翌读《南史》偶至“卿书殊有骨力”处 ， 忽然想起了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有“苦县光和尚骨立”之句 ， 便条记下来 ， 既应证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历 ， 也见得自己学养不无可用处 。 至于是误记为“骨力” ， 还是强扭为“骨力” ， 千载之下 ， 早无从知晓矣 。 朱翌虽然不是职业笺注家 ， 但笔记中喜欢给人注出处 ， 总算得业余笺注家 。 假如迷信大诗人“句无虚语” ， 那做笺注“买卖”时的那种囤货居奇、好大喜功的心理怕就收不住 。 出于这个缘故 ， 在有相对合理证据的情形下 ， 我倾向于作一点诛心之论 。
近乎犯痴的毛病 ， 笺注家多有 ， 而宋人似尤甚 。 清人张宗松曾在《王荆公诗注略例》中抱怨道：“注家多穿凿附会之病 ， 又有稠叠蔓引之病 。 李氏捃摭搜采 ， 务求来历 。 或字义稍有异同 ， 则云公别有所本 ， 或云未详出处 。 岂有改窜旧文 ， 伪造故事 ， 以疑误后学者乎？”《猗觉寮杂记》引杜诗时带出来的那条异文就有“改窜旧文”以迁就出处的嫌疑 。 张宗松提到的“李氏” ， 就是荆公诗注者李壁（一作璧） 。 李壁是一位严肃的笺注家 ， 绝不似杜诗“伪苏注”之流的“穿凿附会 ， 设为事实” （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序》）、“随事造文 ， 一一牵合”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 但过此以往 ， 甘作大诗人“佞臣”的心理 ， 怕总还是大环境的产物 。 王安石《寄吴正仲却蒙马行之都官梅圣俞大博和寄依韵酬之》诗中有句云：“赵兵今窘汉旗红 。 ”李壁注：
韩信破赵 ， 立汉赤帜 。 红字必别有出处 。
本来引“韩信破赵 ， 立汉赤帜”已经注得够明白了 ， 但李壁为何还要加一句“红字必别有出处”？这大概是因为诗句中说“汉旗红” ， 而《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的是“立汉赤帜” ， 王诗用词似乎还不够严丝合缝 。 以荆公硕学高才 ， 必另有妙处才是 。 再如《西帅》“一丸岂虑封函谷 ， 千骑无由饮渭桥”句 ， 李壁注：
按《北史·韦孝宽赞》：东人怙恃其众 ， 将欲饮马清渭 。 而《新唐史·突厥赞》亦言：虏薄渭桥 ， 骑壒蒙京师 。 然一丸泥既是《后汉书》全文 ， 则亦疑千骑或别有出处 ， 公方以为对 。
因上联故实中的“一丸”是《后汉书》成语 ， 所以李壁怀疑下联的“千骑”也必有其特别的出处 ， 荆公才乐于如此属对 。 这种想法看上去有理 ， “一水护田将绿绕 ， 两山排闼送青来”不就出自王安石的手笔 ， 因以“汉人语对汉人语”而博得宋人的喝彩吗？这样看来 ， 笺注家对大诗人的文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钱锺书《宋诗选注》黄庭坚小传语）倒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 特别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使人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 ， 殆诗家所谓秘密藏者” 。（魏了翁《王荆文公诗注序》）这是的确的 。 但也可以从另一面看 。 像李壁这样觉得王安石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对不切当的预设 ， 虽说是“慎之也” ， 到底还是有一点“佞臣”心态 。 就是硕学高才如王安石 ， 又岂能无牵合将就时？“一水护田将绿绕 ， 两山排闼送青来”博得无数人的推赏 ， 总说明它算得一桩罕事 ， 不是天天可以遇到的 。 当然 ， 李壁说王安石或许别有所本 ， 不见得就是慎重或一味迷信大诗人 ， 有时候倒可能是一种委婉语 。 例如王安石《寄曾子固》诗有“周人贵妇女 ， 扁鹊名医?”之句 ， 李壁注：
《扁鹊传》：“鹊名满天下 。 旁游六国 ， 至邯郸 ， 闻赵贵女病 ， 扁鹊即为带下医 。 过洛阳 ， 闻周人爱老 ， 扁鹊即为耳目痹医 。 入咸阳 ， 闻秦人爱小儿 ， 即为小儿医 。 随俗为变 ， 无所滞碍 。 ”贵妇人乃赵人 ， 非周人 ， 今称周 ， 或别有出处 。
事情是明摆着的 ， 王安石偶然误记了 ， 不待李壁申言而可知 。 李壁不说破 ， 许是遵守了经学家“疏不破注”的遗风 ， ——嗐 ， 这还不免是“佞臣”的样子 。 但得承认 ， 面对王安石用典的疏忽 ， 李壁处理得很艺术 。
相形之下 ， 查慎行就不免“甚辩” ， 他太迷苏轼了 。 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云：“白发苍颜五十三 ， 家人遥遣试春衫 。 朝回两袖天香满 ， 头上银幡笑阿咸 。 ”这里“阿咸”两字 ， 是一桩疑案 。 要从杜甫说起 。 杜甫《杜位宅守岁》首联云：“守岁阿戎家 ， 椒盘已颂花 。 ”阿戎两字 ， 一作阿咸 。 杜甫、杜位是从兄弟关系 。 按理 ， “阿咸”这个典故乃叔侄间事（阮籍称侄儿阮咸为阿咸） ， 并不相称 ， 而“阿戎”二字 ， 尽管注家所引典故不一 ， 但都与兄弟相关 ， 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 。 因此 ， 明人胡俨就断言阿戎是原文 ， 而“注家改为阿咸 ， 不知阿咸乃叔侄事 ， 与兄弟不相当” （《杜诗详注》卷二引 。 按《读杜心解》卷三、《钱着杜诗》卷九并引胡俨此说） 。 胡俨怀疑这一异文来自注家妄改 ， 是极有见地的 ， 因为这种异文不像是杜甫自己改诗留下的 ， 亦不像是刊刻传写之误 ， 大概率是注家为了“还原”杜诗完美圆润的真面目而改 。 我们刚才有了苏轼“胜”“任”异文的教训 ， 不免对这种看似更完美的说法表示慎重 。 苏轼写诗 ， 两用“阿咸守岁”的典故 ， 是承袭了杜诗 。 这就是说苏轼看到的本子作“阿咸” 。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宋人郭知达谓“杜诗善本当是阿咸” （《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 ， 胡俨也承认“善本作阿咸” （《钱注杜诗》卷九）；另外 ， 宋人“谢无逸手抄陈无己所校本”也作“阿咸” （《施注苏诗》卷二十二《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注引） 。 那何以“阿咸”反而是注家妄改呢？这是胡俨不能自圆其说的第一个地方 。 第二个地方就是 ， 我们不能想象笺注家水平如此低下 ， 愣是不管不顾杜甫、杜位的兄弟关系而改“阿戎”为“阿咸”；反过来做 ， 倒是才符合笺注家们的心曲 。 假如真像郭知达猜测的那样——“意者 ， 杜位小字阿咸也” （《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 ， 那么更有可能是宋代的笺注家们认定“阿咸”是用典 ， 与杜甫、杜位兄弟关系不相称 ， 而妄改为“阿戎” 。 可惜 ， 这桩疑案永远无法定谳了 。 但与此案相牵连的苏诗 ， 我们是可以评一评的 。 上引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其二尾句“头上银幡笑阿咸” ， 查慎行引旧注云：“阿咸 ， 旧注有云：王思逺 ， 小字阿戎 ， 王晏之从弟也 。 子美《杜位宅守岁》诗 ， 用阿戎 ， 盖出于此 。 东坡与子由偶误用为阿咸耳 。 ” （《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三十）旧说（见宋人注本、笔记）谓东坡误用“阿咸” ， 查慎行有点不乐意 ， 加按语辩解道：
东坡用阿咸 ， 当指子由诸郎 ， 观末章结处有“却将新句调儿童”之语 ， 未必专指子由也 。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时如获至宝 ， 也引了查慎行这个说法为坡公辩护 。 意谓这里“阿咸”可能指苏辙的儿子们 ， 即苏轼的侄子 ， 这不无可能 。 可是从我们上引《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的全诗来看 ， 同样也像是兄弟间开玩笑的 。 这是其一 。 诗的题目既含“除夜”二字 ， 用典当然与杜诗《杜位宅守岁》相关 ， 句中的“阿咸”不指兄弟 ， 还能指谁？这是其二 。 苏轼在《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其一中又曾写道：“欲唤阿咸来守岁 ， 林乌枥马斗讙哗 。 ”又一次写到了“阿咸守岁” ， 这个典故于古无征 ， 只能来自杜诗 ， 而杜诗明明白白是写在兄弟家守岁的 。 这是其三 。 因此 ， 查慎行的辩解略显乏力 。 转念一想 ， 查慎行完全可以这样辩解：“公所睹杜集如此 ， 乌得谓误用耶？”但这样一来 ， 就好像是说 ， 苏轼用典不免是个“二道贩子” ， 甚至一时失检 ， 昧于“阿咸”故事 。 苏轼的才学根本不用怀疑 ， 但对“佞苏”的查慎行而言 ， 这种辩解也许要不得 。
平心静气地看 ， 苏轼用事原不必来自原典 ， 前人用错 ， 他有时也照样跟着错 。 例如 ， 《次韵徐积》首联：“杀鸡未肯邀季路 ， 裹饭先须问子来 。 ”“裹饭”一事来自《庄子》 ， 然而“裹饭”所馈乃是子桑 ， 而非子来 。 难道是苏轼误记吗？宋人《复斋漫录》 （《苕溪渔隐丛话》引）、《能改斋漫录》 （有说《复斋漫录》作者是吴曾长辈 ， 所以《能改斋漫录》多因之 。 参见唐蜜《〈复斋漫录〉辑佚与考辨》 ， 西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等已指出韩愈《赠崔斯立》诗云：“昔者十日雨 ， 子来寒且饥……褰裳触泥水 ， 裹饭往食之……”则苏轼“用”子来事 ， 不正是从韩诗而非《庄子》中来么？并非巧合的是 ， 宋人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朱熹《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的正文都作“子桑” ， 只在小字夹注里还留存“子来”的痕迹 。 文谠连“一作来”这种客观话都懒得说 ， 直接夹注云“或作来 ， 非” （《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一） 。 朱校本下夹注云“方云 ， 考《庄子》 ， 实作子桑” ， 则正文定（抑或改？）为“桑”也许就是方崧卿等人的功劳；这大概也就是朱熹称道的方崧卿“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 ， 而悉从之也” （《韩文考异序》） 。 而到了清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里头 ， 连夹注里“子来”的痕迹都不见了 ， 仿佛不存在过 。 这大约又是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的一例吧？
但凡事当看两面 。 “佞臣”虽说一心为主 ， 究竟也还有为己的成分 ， 这就难保不借着主子的名义而自炫自售 。 这里颇适合举陆佃、陆升之祖孙俩的故事 。 《西清诗话》载：
熙宁初 ， 张侍郎掞以二府成 ， 诗贺王文公 。 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 ， 恩从隗始诧燕台 。 ”示陆农师 ， 曰：“萧规曹随 ， 高帝论功 ， 萧何第一 ， 皆摭故实 。 而请从隗始 ， 初无恩字 。 ”公笑曰：“子善问也 。 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从隗始’ ， 若无据 ， 岂当对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 ， 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 ， 盖慎之如此 。
陆佃的发问很诚恳 ， 王安石的回答不啻给陆佃和世人上了绝妙的一课 。 李壁的《王荆公诗注》就征引了这条；昔年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 记得陈寅恪也特别拈出了这个例子 。 也许是受了王安石答祖父问的这个故事的启发 ， 陆升之也有类似创获 。 《老学庵笔记》载：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 ， 秋来处处割愁肠 。 ”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 。 ”或谓可言“割愁肠” ， 不可但言“割愁” 。 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 。 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
陆升之（陆游“亡兄仲高”）读书面广而心细如此 ， 令人佩服 。 不过 ， 稍加梳理 ， 不免略有疑窦 。 苏轼原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系闷岂无罗带水 ， 割愁还有剑铓山”是有自注的 ， 略云：“韩退之云‘水作青罗带 ， 山为碧玉簪’ ， 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剑铓 ， 秋来处处割愁肠’ ， 皆岭南诗也 。 ”苏轼提醒读者他这两句化用 ， 是来自韩、柳的“岭南诗” ， 地道的本地风光 。 他自注并没说还化用了张望诗 。 当然 ， 以苏轼才学之高 ， 原不必屑屑于自注出处 ， 那反而显得局气 。 问题是 ， 张望诗并非常见诗句 ， 在连韩、柳“岭南诗”都要和盘托出提醒读者自己的一点用意的情况下 ， 若果真张望诗也是东坡所本 ， 似无不提之理 。 也许陆升之、陆游确实相信苏轼在这里还化用了张望诗 ， 但更许是 ， 陆升之将这句苏诗当作了展现学问的舞台 。 我们这才悟到 ， 笺注家那种“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乃至于“穿凿附会”的习气 ， 也许不完全是因为笃信大诗人无所不造、有言皆微 ， 有时倒实在是自己心痒得难耐 。 这样看 ， “佞臣”的另一面原是“骄臣”：不受案头大诗人的管束的 。 可怜尊集雕肝地 ， 合是吾家跑马场！受了这点启发 ， 我们这才进一步悟到 ， 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 ， 名义上是要还原大诗人的真面目 ， 但实际上还原（也许该说“重塑”）的乃是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 ， ——严格来说 ， 还得再加上关键两字：“自己”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 。
【笺注|潘静如︱笺注家的“心术”】“佞臣”“骄臣”都是戏谑之称 ， 他们总还是可爱的 ， 不似备位充数的“具臣” ， 号称校注 ， 只草草糊弄了事 。 因此 ， 笺注时他们那种特殊的心理不但应该被忍受 ， 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优秀笺注家与生俱来的美德 ， 即便是毛病 ， 也算得是一种“必需的罪恶” 。 毕竟 ， 天下没有什么人或事是完美的 。 我们既嘉许了笺注家的“心术” ， 便有必要留个心眼 。 不然 ， 岂不辜负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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