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侠出于墨”到精神之乡，是什么构成了唐代任侠的内在动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 然其言必信 ， 其行必果 ， 已诺必诚 ， 不爱其躯 ， 赴士之厄困" ， "振人不赡 ， 仁者有乎 ， 不既信 ， 不倍言 ， 义者有取焉 。 "这是"尚气好侠"的司马迁为"侠客"下的定义 ， 在这位写出"史家之绝唱 ， 无韵之离骚"的西汉史家笔下 ， 侠客们被分成为了荆轲、鲁仲连一类的"布衣之侠" ， 战国四公子这样长于养士的"卿相之侠" ， 他们的名字也许微不足道 ， 但他们的故事 ， 却构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悲壮底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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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顺序而行 ， 当"侠出于墨"的刀光剑影走过"捐躯赴国难 ， 视死忽如归"的汉魏六朝 ， 走过"譬如辽东死 ， 斩头何所伤"的隋末烽烟 ， 进入到海清河晏的大唐帝国 ， 唐人对任侠精神的崇尚 ，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在这个庞大的帝国 ， 任侠之风显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烈度：张说的"敦气节 ， 重然诺" ， 姚崇的"少倜傥 ， 尚气节" ， 郭元振的"任侠使气 ， 拔去小节" ， 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公卿贵族的任侠精神；"长安少年无远图 ， 一生惟羡执金吾" ， "相逢意气为君饮 ， 系马高楼垂柳边" ， 让我们看到了长安游侠的慷慨奋扬；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 ， 纵死犹闻侠骨香" ， 李白的"事了拂衣去 ， 深藏身与名" ，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弥散于全唐诗中的英雄情结……事实上 ， 在大唐近三百年的帝国时光中 ， 上至王侯将相 ， 下至黎民百姓 ， 已然将任侠精神融入到自己的骨血之中 ， 侠客们重然诺、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内核更是构成了唐人崇侠慕侠的重要元素 。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 侠行自古有之 ， 为什么会在唐代得到人们如此推崇？构成唐人任侠精神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全唐的尚武风尚为任侠精神的风靡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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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马花雪毛 ， 金鞍五陵豪 。 秋霜切玉剑 ， 落日明珠袍 。 斗鸡事万乘 ， 轩盖一何高 。 弓摧南山虎 ， 手接太行猱 。 酒后竞风采 ， 三杯弄宝刀 。 杀人如剪草 ， 剧孟同游遨 。 发愤去函谷 ， 从军向临洮 。 叱咤经百战 ， 匈奴尽奔逃 。 归来使酒气 ， 未肯拜萧曹 。 羞入原宪室 ， 荒淫隐蓬蒿 。 ——李白《白马篇》
李白的这首《白马篇》 ， 道出了自己对豪侠之士的崇慕 ， 而将这种崇慕变成心雄万夫慨然提剑的侠客行 ， 却源于唐人集体的尚武精神 。 这个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 在近三百年的运行轨迹中 ， 始终征战不断 ， 它与吐蕃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二百多年 ， 而与西域吐谷浑、高昌、焉耆诸小国、与北方契丹、南方南诏等边地政权的冲突 ， 自唐高祖李渊至唐昭宗从来都是摩擦不断 。 在如此频繁的战事中 ， 唐人的边功意识、尚武精神 ， 自然成为一种集体的社会风尚 ， 他们相信"功名只应马上取" ， 笃定"纵死犹闻侠骨香" ， 他们渴望出塞入幕 ， 勇决使气捐躯报国是他们整体的精神样貌 ， 即便不能像岑参、高适那样真正以从军边塞的切身体验写出狂纵壮魄的诗歌 ， 也要将骨子里对侠义精神的崇慕外化于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 。 "拔剑已断天骄臂 ， 归案共饮月支头" ， 当这股遍及大唐全境的尚武思潮汇聚成气势磅礴的洪流 ， 王昌龄的"握中铜匕首 ， 粉挫楚山铁"我们便不足为奇 ， 而李白的"杀人如剪草 ， 剧孟同游遨"也便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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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复仇意识的褒扬为任侠精神的弥散制造了浓烈氛围
如果说全唐的尚武风尚为任侠精神的风靡提供了前提 ， 那么 ， 唐人对复仇意识的褒扬则为任侠精神的弥散制造了浓烈的氛围 。 从初唐始 ， 复仇精神便作为一种从远古延袭而来的传统为时人称誉 ， 在唐人的意识里 ， 有仇必报 ， 手刃仇敌 ， 不仅不是暴虐之行 ， 反而是正义之举 ， 因复仇而获刑 ， 不仅会赢得人们的喝采与掌声 ， 更会让朝廷法外开恩 ， 免于死罪 ， 又或不能免死 ， 也要旌其闾墓 ， 以褒孝义 。 伏以子复父仇 ， 见于《春秋》 ， 见于《礼记》 ， 又见《周官》 ， 又见诸子史 ， 不可胜数 ， 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 最宜详于律 ， 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 ， 盖以为不许复仇 ， 则伤孝子之心 ， 而乖先王之训 。 许复仇 ， 则人将倚法专杀 ， 无以禁止其端矣 。 夫律虽本于圣人 ， 然执而行之者 ， 有司也 。 经之所明者 ， 制有司者也 ， 丁宁其义于经 ， 而深没其文于律者 ， 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 ， 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 ， 令勿仇 ， 仇之则死 。 "义 ， 宜也 ， 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 ， 子得复仇也 。 此百姓之相仇者也 。 《公羊传》曰："父不受诛 ， 子复仇可也 。 "不受诛者 ， 罪不当诛也 。 诛者 ， 上施于下之辞 ， 非百姓之相杀者也 。 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 ， 书于士 ， 杀之无罪 。 "言将复仇 ， 必先言于官 ， 则无罪也 。
这段文字 ， 出自韩愈的《复仇状》 。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 ， 有富平县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 ， 且自束归罪 ， 听凭发落 。 因此这起复仇案件涉及"王教之端"的"礼"与"法" ， 而刑官、有司并无明确的律条作为判决依据 ， 一时竟不知所措 ， 再加之此案影响甚大 ， 遂提交朝廷圣裁 。 当时宪宗曾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 ， 而韩愈这篇《复仇状》则从伦理和经传上解释了复仇的合理性 ， 想来应当是这篇献议最后起了作用 ， 杀人者梁悦最终被无罪赦免 。 而放眼"安史之乱"的中唐晚 ， 刺客、复仇者的增多 ， 既与藩镇割踞局面下各方势力仿效战国时代"养士"的背景有关 ， 更与从大唐建立之初就业已形成的人们对复仇意识的褒扬有关 ，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 ， 让唐人的任侠精神变得浓烈而绵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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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的开放包容让任侠精神有了独放的可能少年负胆气 ， 好勇复知机 。 仗剑出门去 ， 孤城逢合围 。 杀人辽水上 ， 走马渔阳归 。 错落金锁甲 ， 蒙茸貂鼠衣 。 还家行且猎 ， 弓矢速如飞 。 地迥鹰犬疾 ， 草深狐兔肥 。 腰间悬两绶 ， 转眄生光辉 。 顾谓今日战 ， 何如随建威 。 ——崔颢《杂曲歌辞·游侠篇》
唐人任侠精神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由 ， 当然离不开这个帝国的开放与包容 。 游侠历代均有 ， 但作为剑走偏锋的一群 ， 游侠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在承受着主流社会的排挤与打压 ， 法家代表韩非子在《五蠹》中曾痛斥游侠"以武犯禁" ， 将其列入危害社会的五种害虫之一 ， 及至两汉 ， 游侠同样是被打压的对象 ， 西汉成帝时 ， 曾有数百游侠以盗贼之名进被悉数活埋 ， 手段相当残忍 ， 而东汉两为太史令、后任河间相的张衡也在文中记录他剿灭河间游侠以彰其绩 。 而当历史的脚步踏入唐朝 ， 我们发现 ， 侠文化虽然作为一种野生于民间的文化 ， 难入文化正统 ， 但大唐的开放之姿却让其有了独放的可能 ， 有别于儒释道三教 ， "侠"的文化内涵中 ， 有离经叛道的不羁与舒张 ， 有义薄云天的豪情与勇决 ， 它不似儒士那样板起说教的面孔正襟危坐 ， 也不像佛道那样远离人间烟火只求清静无为 ， 它生发于社会底层的自带基因注定它的世俗性 ， 而这种散处江湖快意恩仇的特质 ， 又因为唐王朝开放的政策而得以野蛮生长 ， 尽管唐王朝对"侠"的管制仍然存在 ， 但对"侠"的边界与出口却给予了最大的空间 ， 正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 ， 唐代游侠们得以信步江湖 ， 仗剑天涯 ， 而作为大唐开放国策的重要表征 ， 边地胡风的导入更为游侠们注入了骠悍刚猛的因子 。 "五陵年少金市东 ， 银鞍白马度春风 。 落花踏尽游何处 ， 笑入胡姬酒肆中" ， 当浩荡的胡风与浩荡的任侠精神实现最深入最酣畅的融合 ， 多元生存背景下的唐人 ， 在儒释道缭绕的香烟之外 ， 已经有了特异于前三者的飘逸灵动的精神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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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侠出于墨”到精神之乡，是什么构成了唐代任侠的内在动因？】"相逢意气为君饮 ， 系马高楼垂柳边" ， 追溯唐人的侠客情结 ， 缅想唐人的任侠精神 ， 我们的眼前 ， 是刀光舞动的盛世豪情 ， 是剑气纵横的大唐长歌 ， 这个侠风炽盛的时代 ， 只属于唐人 ， 只属于上演了三百家侠义故事的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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