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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牟托编钟的余音回响

_原题是：牟托编钟的余音回响
在距茂县县城约30公里处 ， 有一个叫牟托的村寨 。
村寨坐落在岷江西岸 ， 村寨的后面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 在高山的山脊上 ， 有一座用板岩垒砌的积石冢 。 1992年3月 ， 在积石冢内的石棺墓和邻墓的3个陪葬坑内 ， 出土了战国时代的文物200多件 。 经过清理 ， 发现了6件青铜甬钟和4件镈钟 。 墓主的身份虽然无法确定 ， 但肯定是一个地位较高的贵族 。
据清理简报介绍 ， 6件甬钟均布满绿色锈斑 。 有砂眼、漏孔 ， 部分钟体被人为砸裂破坏 。 通高55.1厘米至27.4厘米 ， 甬（钟体最上面的柱柄）长18.2厘米至9.3厘米 ， 铣（钟的下面两个角）长36厘米至18.3厘米不等 。
6件甬钟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 ， 均为合瓦形 ， 直甬 ， 平舞（钟体最上端的平面） ， 两铣下垂 ， 于口（钟体最下面的口沿）弧曲上收 ， 于口内折呈三棱形唇 。 三列枚（钟体表面凸起的多个圆柱状体）式 ， 共36枚（其中一钟的背面16枚） 。 鼓部（钟体构造）、篆部分别饰有变体夔龙纹；甬部、舞部饰云雷纹（两件钟甬部素纹）；舞部云雷纹、钲部蝉纹；篆部、正鼓部三角形雷纹 ， 钲部素纹 。
【编钟|牟托编钟的余音回响】甬钟是盛行于西周时期的打击类乐器 ， 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代 。 钟体均为合瓦形结构 ， 因最上面的平面“舞部”之上有“甬柱”而区别于舞部上有悬钮的钮钟而得名 。 演奏时将钟悬挂在专门的钟架上 ， 用木槌或木棒敲击发声 。 牟托出土的这几件甬钟 ， 与中原地区西周早、中期的甬钟 ， 在造型和纹饰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 反映出当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还是十分频繁的 。
4件镈钟出土时也同样布满绿锈 ， 有部分透孔和砂眼 。 通高26.3厘米至17.5厘米；铣长20.5厘米至13厘米不等 。 形制上大体一致 ， 区别主要反映在钮形和纹饰上 。
圭形钮镈 钮由两排6个长方形穿孔组成 。 镈体两侧各突出6个鱼尾形扉棱 ， 一侧扉棱残损两片 。 镈体呈合瓦形 ， 下部略大于上部 ， 于口平直 。 镈体正面中间有一微凸的椭圆饼状枚 ， 上部阴刻圆涡纹 ， 下部阴刻一朵四瓣花纹 ， 各间刻十字纹 。 下部四瓣花纹两侧各阴刻圆涡纹 。 镈两侧中部和上部刻四瓣花纹、十字纹、星纹等 。 背面刻夔纹 ， 龙背上刻有3个山形纹 。
双鸟桥形四环钮镈 弓形桥钮居中 ， 两侧为两只长冠鸟相背 。 镈体两侧各突出4个鱼尾形扉棱 。 镈体为扁圆筒形 ， 镈体表面以宽带线分隔成上中下三层 ， 每层各有3个圆泡状枚 ， 其中第二层中部及第三层3枚饰圆涡纹 ， 中部饰4组双竖线纹 。
桥形双层钮镈 镈体两侧各6个鱼尾形扉棱 ， 连通桥钮两侧 。 镈体两面各有3排共9颗乳头形枚 。 第一、三排6颗枚均饰太阳纹 ， 第二排枚饰圆涡纹 ， 二、三排之间饰芒纹 ， 于口上方饰网状纹 。
变形夔龙钮镈 平舞 ， 镈体直筒形 。 镈体两面各有9颗乳钉形枚 ， 三列枚式 ， 共18颗 。 舞部饰鸟纹 ， 中心有一圆纹 。 篆部、鼓部饰变形夔纹 。
牟托出土的这4件镈钟 ， 虽然制作略显简单粗糙（估计是铸造年代较晚的缘故） ， 但图案纹饰其他地区却较为少见 ， 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
镈钟出现于殷商末期 ， 又称“特钟” ， 盛行于东周 。 与甬钟一样 ， 镈钟也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 ， 特征是体大、镈口平 ， 扁钮 。 音色古朴、浑厚 ， 发音绵延悠长 ， 余音不绝 。 最初仅能奏骨干低音 ， 随着成组镈钟数量的增加以及和音的扩展 ， 逐步成为能够演奏旋律的乐器 。
甬钟和镈钟（包括另外一种钮钟）一般不单个使用 ， 需要几件以上组合成编钟演奏 。 这种组合既可以用同一种钟 ， 也可以由几种钟相互混合组成一套编钟 。 组合编钟的数量越多 ， 编钟的音域愈广 ， 演奏的旋律也更丰富 。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 早期的编钟一般是由3件组合起来的 ， 还不能用来演奏完整的曲调 ， 如《国语·周语》中所说“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 ， 丝竹以行之”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春秋后期成套编钟件数不断增加 ， 已经可以演奏比较完整的旋律了 。 战国时期 ， 甚至出现了多达65件包括甬钟、钮钟、镈钟组成的曾侯乙编钟 。
编钟在我国先秦礼乐文化和古代音乐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它既是一种打击乐器 ， 也是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器 。 先秦时期主要用于宫廷的朝觐、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 ， 秦汉以后 ， 编钟多用于宫廷雅乐的演奏 。 南北朝时期 ， 南梁武帝演奏雅乐钟磬达504件；宋代时 ， 宋徽宗专门设置掌管音乐的“大晟府” ， 有12套300余件编钟 。 除了宫廷之外 ， 历代民间也有编钟的演奏 ， 一般用于孔庙、文庙的祭祀活动 ， 如我省的三台、德阳、绵竹等地的孔庙和文庙内 ， 至今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的编钟 。
牟托编钟的出土 ， 不仅丰富了古蜀音乐文物的内容 ， 更反映了战国时期古蜀地区礼乐文化的发展状况 ， 对于古蜀文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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