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吾|朝堂党争、人头滚滚：考试“地域公平”是个千古难题
_原题是：朝堂党争、人头滚滚：考试“地域公平”是个千古难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三光】
南北案发：风水轮流转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 ， 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应天府（南京）如期闭幕 。 52人被成功录取 ， 其中第一名（会元）为宋琮 ， 江西泰和人士 。 三月 ， 其中的51人如期参加殿试并顺利通过考核 ， 由皇上钦赐功名并排定名次 。
一甲共3人 ， 赐进士及第 。 第一名（状元）陈? ， 福建闽县人士；第二名（榜眼）尹昌隆 ， 江西泰和人士；第三名（探花）刘仕谔 ， 浙江山阴人士；二甲共13人 ， 赐进士出身；三甲共35人 ， 赐同进士出身 。
金榜放出 ， 诰示天下 ， 金陵的街头再次热闹了起来 。 但是 ， 围观放榜的人们很快发现了蹊跷之处 ， 榜上得中进士者 ， 全部出自江南 ， 竟无一人是北人 。 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 有人一口咬定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 。 众多落榜的北方考生本就愤愤不平 ， 对这一观点更加深信不疑 。 顷刻间 ， 群情激愤的学子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并行至礼部衙门前抗议请愿 ， 高喊“三吾等南人私其乡！”要求官府严查舞弊事件 。 一时间民意沸腾 ， 局势几近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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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朱元璋》中 ， 将南北榜案的时间演义为洪武朝初年
明朝自创制以来 ， 便将户籍制视为国之根本 ， 官民所行公事皆因户籍而定 ， 人们会关注新科进士的籍贯所在 ， 也是情理之中 。 可当榜进士的出身籍贯竟如此集中 ， 自行科举以来未曾见闻 ， 以至北方学子大规模抗议 。
在世人眼中 ， 江南是才子辈出的“文章锦绣地 ， 温柔富贵乡” 。 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始 ， 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开科六次 ， 各科进士共867人 ， 其中南方籍进士620人 ， 占总数的71% 。 以此看来 ， 似乎“南人尽占皇榜”的现象 ， 也是可以预见到的 。 但若追溯前朝 ， 状况却是完全相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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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创制科举时 ， 北方籍进士明显多于南方 。 “刘蜕破天荒”的典故 ， 即反映了当时南方进士的贫乏 。 及至北宋初期 ， “崇北贬男”的政治倾向更有过之 。
根据宋代笔记型小说《道山清话》的描述 ， 宋太祖曾亲笔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 并镌刻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门前 。 北宋名相寇准 ， 曾多次公开贬低南方考生的进路 ， 并且引以为荣 。 然而有趣的是 ， 这一切的转机也恰恰始自北宋 。
太祖之后 ， 宋廷的地域观念有所转变 ， 南方籍官员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 宋真宗年间 ， 任命江西新余人王钦若为宰相 。 从此 ， 南方籍官员加入了宋代的宰相行列 ， 并且在数量上逐渐反超北方籍宰相 。 唐宋八大家 ， 宋占其六 ， 而这六人也全无北人 。 至于科场上的南方籍进士数量 ， 更是早已反超北方 ， 科举重心南移已成既定事实 。 终宋一代 ， 南北地域差异彻底反转 。
如今 ， 落榜的北方举子指责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 。 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 ， 可榜上湖南籍进士仅有一人 ， 足见“私其乡”之说太过牵强 。 但满腔激愤的学子们顾不得许多 ， 依然坚持上疏请愿 。 事态随之迅速扩大 ， 果然惊动了皇上 。
帝怒所取之偏 ， 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 ， ?亦与焉 。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由侍读张信、侍讲戴彛、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楫九人 ， 以及新晋及第的一甲进士陈?、尹昌隆、刘仕谔 ， 共十二人组成了临时调查小组 ， 每人各阅十卷 。 试图从落卷中 ， 筛选出文理合格者 。
事已至此 ， 刘三吾、白信蹈等考官 ， 彻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
刘三吾：躺着必然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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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吾画像
刘三吾是个大器晚成之人 。 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两位兄长均效忠于元廷 。 长兄刘存吾 ， 率军死守宁国 ， 抵御长枪军 ， 后力战而亡 。 仲兄刘长吾 ， 以学官身份代替逃跑的官长组织城防 ， 抵御红巾军达一年之久 ， 终因弹尽粮绝牺牲于长宁州 。 自己的六位至亲先后死于元末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 ， 亲人离世的悲痛与动荡不安的社会 ， 迫使刘三吾只能隐居自保 。 在家乡幽居的十余年岁月中 ， 江山易主 ， 风云变幻 ， 自己只能写作诗文以哭吊前朝并慨叹世间沧桑 。
洪武朝中期 ， 因“胡惟庸案”、“空印案”等大案牵扯甚广 ， 导致朝中官员锐减 ， 亟需大量官员补充 。 洪武十八年（1385年） ， 73岁的刘三吾被举荐入朝 ， 从此开启了自己十余年的仕明历程 。
三吾为人慷慨 ， 不设城府 ， 自号坦坦翁 。 至临大节 ， 屹乎不可夺 。
——《明史》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
刘三吾的官品堪称楷模 ， 他不仅才学过人 ， 官至翰林学士 ， 《明史》亦对其有极高评价 。 自己的女婿因贪污犯法被捕 ， 他不徇私情 ， 自责管教不力并主动请辞；因言获罪的言官在行刑前曾向刘三吾大呼 ， 恳请他为自己青史留名 。 这些事迹足见刘三吾的坦诚与正直 。
朱元璋对这位“坦坦翁”亦是信任有加 ， 不止一次在臣属面前夸赞他的忠贞与耿直 ， 并赏赐以珍奇文玩 。 敕令修著《孟子节文》的工程 ， 即是由刘三吾主持 。 朱元璋御制《大诰》及《洪范注》均有刘三吾作序 ， 明初文坛名宿不少 ， 而享有此等殊荣者仅三吾一人 。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 皇太子朱标病逝 。 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对立储之事颇为犹豫 ， 刘三吾带头坚持道：“皇孙世嫡承统 ， 礼也 。 ”使朱元璋下定决心立皇孙朱允炆为储君 ， 刘三吾的坚持也深得赞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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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朱元璋》中 ， 将主要涉事官员演义为李善长、宋濂
然而 ， 已然84岁的坦坦翁 ， 理应荣归故里 ， 颐享天伦之乐 ， 现在却背上了“科场舞弊”的嫌疑 。 刘三吾的清廉正直 ， 朝中谁人不知？况且“胡蓝党案”等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 谁人敢在科考大事上顶风作案呢？另一方面 ， 刘三吾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十分自信 。 在接受调查询问时 ， 他一再表示 ， 从开考前的锁院回避 ， 至阅卷时的糊名誊录 ， 自己始终严格遵守工作条例 ， 不曾有半点疏漏 。
而且 ， 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考定制以来 ， 各级考务人员各司其职且相互监督 ， 权责分明 ， 想要从中徇私舞弊几乎是不可能的 。 刘三吾再三强调 ， 自己作为会试主考官 ， “仅以文章定名次” ， 至于考生信息及籍贯所在 ， 根本无从得知 。
张信等人的调查结果出炉后 ， 证明刘三吾确实经得起考验 。 根据调查小组进呈的落卷来看 ， 大多文采不佳 ， 其中更有犯名讳者 ， 实在有失水准 。 调查小组认为 ， 刘白二人录取的52名举子虽尽为南人 ， 但确实文采出众 ， 普遍强于落榜的北方举子 ， 录取结果公正可信 ， 此事不应为舞弊案 。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 ， 刘三吾定会长舒一口气 。 他坚信自己的忠正定会感动圣上 ， 自己的耿直定能还自己清白 。 然而 ， 八十余岁的坦坦翁可能忘记了一个问题 。 当今圣上十分青睐忠正耿直之人 ， 确实不假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圣上自己也会同样的忠正耿直 。
朱元璋：屠刀背后的真实用意
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已然是个老人 。 结发之妻与三个儿子的接连离世 ， 使这位皇帝的晚年更加帝心难测 。 如今科场案闹得沸沸扬扬 ， 使很多人隐隐感觉到 ， “蓝玉案”之后又一大风波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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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朱元璋
调查结果已经出炉 ， 可请愿学子们更为不满 ， 他们进一步提出“信等故以陋卷呈 ， 三吾等实属之 。 ”指责调查小组与刘三吾串通一气 ， 故意挑选低劣的落卷进呈御前 。
事态随之再一次扩大 ， 而这次 ， 调查人员也成为了嫌疑对象 。
面对一再恶化的局面 ， 震怒之下的朱元璋选择了自己的一贯作风 。 但是 ， 遭殃的并不是直言贾祸的北方学子 。
是年五月 ， 涉事的副主考官白信蹈与调查小组张信等人 ， 以徇私舞弊之罪 ， “俱磔杀之”（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 ， 责令流放戍边；新科状元陈?、探花刘仕谔 ， 因调查报告批语含糊 ， 责令发配戍边 ， 次年被召回复职 ， 旋即又以其他罪名处死；涉事人员中 ， 仅有新科榜眼尹昌隆以及调查小组中的戴彛 ， 逃过了此劫 。 事后 ， 朱元璋又“谓三吾信蹈蓝党 ， 余皆胡党” ， 将此事定性为党案 。
六月 ， 朱元璋再度开科并亲自主持殿试 ， 共录取进士61人 ， 其全部为北方人 。 一甲第一名为韩克忠 ， 山东武城人士；第二名王恕 ， 山东长清人士；第三名焦胜 ， 山西乐平人士 。 韩克忠成为了洪武朝最后一位状元 ， 也是第一位北方籍状元 。 而之前录取的“南榜”进士 ， “俱不刻《登科录》” 。 至此 ， 持续了数月的“南北榜案”方才告终 。 因为两榜录取时间分别在三月（春季）和六月（夏季） ， 故又称为“春夏二榜” 。
科场弊窦既多 ， 议论频数 。 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 ， 永、宣间大抵帖服 。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明史》的编纂者认为 ， 此为科场舞弊案无疑 。 但后世学者大多认为 ， 这是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 。
在“南北榜案”后的刘三吾 ， 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被流放戍边 ， 这与宣判死刑基本无异 。 然而 ， 坦坦翁却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坚强的赞歌 。 他不仅活着走到流放地 ， 还等到几年后被建文帝大赦召回 ， 最后得以善终 。 刘三吾被赦免 ， 可视为朝廷对其的一种补偿 ， 足见此案并非真正的舞弊案 。
那么 ， “南北榜案”的真实原因又是为何呢？
从经济角度分析 ， 隋唐时期 ， 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在黄河流域 ， 此时的科举重心也完全在北方 。 但唐末五代以来 ， 北方地区的战祸连年 ， 导致人口流失 ， 水利系统荒废 ， 土地荒芜 ， 民生凋敝 ， 进而导致北方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降低 。 与此相对的却是“东南形胜 ， 三吴都会 ， 钱塘自古繁华” ， 江南地区兵祸较少 ， 人口逐增 ， 农业发达 ， 生活富足导致文化的繁荣发展 。 长此以往 ，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科场上便体现的十分明显 。 此次尽取南方举子 ， 虽是偶然 ， 但其背后隐藏着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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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凤洲杂编》有过评述 ， 朱元璋顾虑“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 ， 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 ， 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 ， 刘三吾“不悟太祖之意 ， 致有此祸” 。 《廿二史劄记》记载“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 ， 这种社会现象也多被后人解读为“故元之思” 。 如若北方士人因登科渺茫而对明廷彻底心灰意冷 ， 则有倒向北元势力的可能 。
另一事件似乎也成为了佐证 ， 就在南北榜案发的前两个月 ， 陕西沔县的书吏高福兴以白莲教为号召 ， 组织农民群众揭竿而起 ， 数月之后才被镇压 。 综上所述 ， 这一观点认为 ， 北方地区的政治离心力太大 ， 若不加以重视 ， 则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 所以朱元璋为了笼络北方士人 ， 而制造了这起冤案 。
但是 ， 南北榜案发时已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 ， 在明军接连的北伐下 ， 北元势力的威胁已大不如前 。 再者 ， 践行多年的各种民生政策和教化工作也颇有成效 ， 较之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 。 此时还强调北人有“故元之思” ， 已不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 。
而且“文人多不仕”被单纯解读为“故元之思” ， 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 案发初期的北方举子 ，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接连贸然指责舞弊 ， 足见其入仕之心切 ， 心系哪端不言自明 。 从长远角度看 ， 北方社会的问题并非迫在眉睫 。 朱元璋的处理办法 ， 也许有笼络北方士人的考虑 ， 但不应为其根本目的 。
明初 ， 为了遏制官场腐败现象 ， 便制定了南北易官制 ， 即“南人官北 ， 北人官南” 。 洪武四年吏部拔选时 ， “南北更调 ， 已定为常例” 。 而后制定的《大明律》中 ， 更是确立了“流官注拟 ， 并须回避本贯”的原则 。 在这种制度原则下 ， 政治平衡便成为了优先考虑的问题 。
另一方面 ， 北方士子前后多次抗议请愿 ， 特别是在调查结果出炉后 ， 面对真凭实据 ， 却进一步指责调查小组与刘三吾串通 ， 将攻击范围再度扩大 。 其态势已十分明显 ， 这科场上的“南北榜” ， 即是朝堂上的“南北党” 。
一贯政治嗅觉敏锐的朱元璋 ， 不可能毫无察觉 。 臣子结党营私 ， 是他最忌惮的一种行为 。 建国初期的“淮西党”以及“胡党”“蓝党” ， 均被铲除殆尽 。 而南北榜案的发生 ， 已证明朝中潜在的“南党”文官集团势力过大 ， 已招致其他人的强烈不满 。 若将此等局面留给自己尚未成熟的孙子（朱允炆） ， 恐怕大权旁落 ， 甚至江山难保 。 所以朱元璋认为 ， 自己必须举起屠刀 ， 严厉打压当权派系 ， 为后世之君扫除接班障碍 。
其实 ， 在南北地域的问题上 ， 朱元璋与刘三吾曾经有过一次交锋 。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谨身殿 ， 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 ， 因论治民之道 ， 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 ， 有可以德化 ， 有当以威制 。
上曰：“地有南北 ， 民无两心 。 帝王一视同仁 ， 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 ， 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 ， 故当以威制 。 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 ， 小人畏威 ， 施之各有攸当 ， 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八
从这段对话不难看出 ， 朱元璋的观点恐怕更为高明 ， 而刘三吾则不免为派系所限制 ， 无意间显露了傲慢与偏见 。 后人多为刘三吾喊冤 ， 但换个角度看 ， 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答案 。
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 ， 其实不在乎南人还是北人 。 他清醒地认识到 ， 自己必须成为天下人的皇帝 ， 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 而科举就是他的一项工具 。 洪武六年（1373年） ， 他曾因取士效果不理想 ， 而废停了科举十年之久 。 对朱元璋而言 ， 一切制度的根本意义皆是服务于皇权 ， 而制度公平的问题 ， 并不是他关注的首要核心 。 若说春榜尽取南人是不公平 ， 夏榜尽取北人则更是不公平 。
朱元璋的处理方式 ， 看似是矫枉过正 ， 实则是出于维护皇帝权威的考虑 。 当北方举子指责舞弊时 ， 虽然政府和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 事态还在可控范围内 。 如果调查小组的工作“到位” ， 就可以将大事化小 。 但张信等官员坚持原判 ， 就是“罔顾圣意” ， 置皇帝颜面于不顾了 。
虽说 ， 刘三吾、张信等人确是耿直 ， 但在朱元璋看来 ， 这就是文官集团在“冒犯天威” ， 怀有“不臣之心”的体现 。 建国初期的淮西勋贵以及武将集团 ， 皆因党案遭到清洗 。 如今 ， 刚刚成型的文官集团又来“挑战”朱元璋的绝对权威 ， 自然会成为大明新的“内在敌人” 。 表面看来 ， 朱元璋杀掉了一批南方人 ， 是笼络了北方人 。 实际上 ， 他却是敲打了所有人 。
经此一案 ， 朱元璋再次杀得人头滚滚 ， 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恩威难测 ， 并再一次践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 。 但是 ， 其后的科考结果证明 ， 大开杀戒换来的效果十分有限 。 屠刀可以惩戒犯罪 ， 却无法创造出公平的制度 。 如何一劳永逸的解决科考名额分配问题 ， 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留给朱元璋的子孙了 。
南北榜后分南北
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 ， 朱元璋驾崩于南京紫禁城内 。 此后的建文朝仅开科一次 ， 录取进士共106人 ， 其中南方籍89人 ， 占总数的83%；永乐朝开科八次 ， 各科进士共1819人 ， 其中南方籍1519人 ， 占总数的83% ， 录取状况较之洪武朝变化不大 。 洪熙元年（1425年） ， 杨士奇率先提出了改革方案 。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 。 ”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 。 ”士奇曰：“长才大器 ， 俱出北方 ， 南人虽有才华 ， 多轻浮 。 ”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 ， 请其外出‘南’、‘北’二字 ， 如当取百人 ， 则南六十 ， 北四十 。 南北人材 ， 皆入彀矣 。 ”仁宗曰：“然 。 往年北士无入格者 ， 故怠惰成风 。 今为是 ， 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 。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
杨士奇主张 ， 将会试考生按籍贯分为“南卷区”与“北卷区”并分开阅卷 ， 确保最终录取名额比例为“南六十 ， 北四十” ， 此即为“南北分卷制” 。 这一提案虽受到高度赞许 ， 但当年洪熙帝便猝死于宫中 ， 此事只能再做搁置 。
宣德二年（1427年） ， 杨士奇提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方案 ， “会试取士分南北卷 ， 北四南六 ， 既而以百乘除 ， 各退五 ， 为中数” 。 即将“南北分卷”细化为“南北中分卷” ， 南北中三区分别占55%、35%、10%的会试录取名额 。 南卷区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 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区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区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与滁徐和三州 。 从此 ， 完整意义上的会试分卷制度得以确立 ， 有明一代基本上沿用这一分配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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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提出的“南北分卷制”被朝廷采纳 ， 但这一理念并非是其首创
明代宗景泰帝继位后 ， 于景泰元年（1450年）下令科举取士一遵永乐年间成例 ， 取士不分南北 ， 废停了会试分卷制度 。 为此 ， 朝中出现了激烈辩论 ， 直至景泰四年（1453年）又恢复了分卷制度 。 此后历朝 ， 分卷制仅经过几次细微调整 ， 直至清初才迎来一次较大改动 。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地域 ， 以均衡各方政治势力 ， 巩固中央集权 ， 对乡试、会试的地区划分做了更为细密的处理 。 顺治十二年（1655年） ， 清廷将中卷并入南、北卷 。 此后的中卷区屡分屡并 ， 更改十分频繁 。
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 因各省录取人数多少不均 ， 边远省份或有遗漏 ， 废除了南北卷制度 ， 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 ， 即按各省实际情况与应试人数 ， 钦定会试名额 。 会试名额不预先设定数额 ， 但每届录取量上下浮动不大 。 至此 ， 分省取中的制度彻底定型 ， 直至晚清废除科举后 ， 其依然影响着后世 。
两种“公平”的争论
由于南北榜案的关系 ， 明代才得以确立会试的分卷制度 。 但是 ， 这一制度理念并非明代首创 ， 在宋代已有先例 ， 为此还引发了一场经典的辩论 。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 ， 知谏院司马光上奏宋英宗 ， 主张改革科举 。
司马光指出 ， 现行凭文取士之法弊窦甚多 。 如今“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 ， 而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 这是极其不合理且不正常的现象 。 因为考官均出自“两制三馆”（两制 ， 即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三馆 ， 唐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 ， 宋为广文、太学、律学三馆） ， 他们对于文章的取向好恶比较固定 ， 这使得在汴京的举子拥有巨大优势 。 而广大外府考生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 ， 只能千里迢迢来到京师游学 。
“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 ， 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 ， 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 。 这样既助长了“奔竞之风” ， 更有可能滋生各种非法勾当 。 若长此以往 ， “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 ， 其势必不行矣” 。 司马光进一步提出“逐路取士”的改革方案 ， 即以各路为单位 ， 每十人取一人 ， 不满十人 ， 六人以上亦取一人 ， 五人以下则不取 。
以后世看来 ， 司马光“十人取一”的改革方案 ， 未免有些简单粗暴 ，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 但他对科举体制下的隐患 ， 确是分析的透彻 。 不过 ， 作为山西人的司马光提出这种观点 ， 其实也有派系立场的考虑在内 。 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朝廷 ， 从来不缺乏反对派 。 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 ， 立刻上书提出了反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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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左）司马光（右）二人围绕着录取政策的辩论 ， 堪称精彩绝伦
欧阳修尖锐地指出 ， “盖言事之人（指司马光） ， 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 ， 而西北进士得少 ， 故欲改法 ， 使多取西北进士尔” 。 但是科考并非仅有进士一科 ， 且明经科的北方考生相对更有优势 。 将科举诸科一概而论 ， 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今东南各州已是“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 ， 是百人取一人” ， 而西北各州“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 ， 而所解至十余人 ， 是十人取一人”；况且东南各州的举子皆是百里挑一 ， 普遍文辞优质 ， 确实强于北方举子 。
若“使合落者得 ， 合得者落 ， 取舍颠倒 ， 能否混淆” ， 只会加剧破坏公平；若旧法一改 ， 则“今开封府寄应之弊”（为了参加科举而在京游学的问题） ， 必将扩散全国 ， 奔竞之风更甚；“议者又谓西北近虏” ， 故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 ， 应当以科举来稳定西北边州的民心 。 但是“苟可为患 ， 则何方无之？”“不逞之人 ， 岂专西北？”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 ， 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当别有术 ， 不在科场也” 。
欧阳修进一步表示 ， 太祖定“糊名誊录”之法 ， 就是为了保证公平竞争 。 若改以出身籍贯定名额 ， 则完全破坏了科考公平的原则 。 “故臣谓且遵旧制 ， 但务择人 ， 推朝廷至公 ， 待四方如一 ， 惟能是选 ， 人自无言” 。
这场辩论的时间旷日持久 ， 双方各执一端 ， 互不相让 ， 且参与者甚众 。 由于双方各自有理有据 ， 是非难以定夺 ， 宋英宗最终决定仍依旧法 ， 一切以呈文定去留 。
分路取人之说 ， 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 。 司马公之意 ， 主于均额 ， 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 ， 主于核实 ， 以免缪滥之弊 。 要之 ， 朝廷既以文艺取人 ， 则欧公之说为是 。
——《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抛开双方的派系立场 ， 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观点实际都在维护公平 。 区别在于 ， 欧阳修主张“考试面前 ， 人人平等”的简单平等主义 ， 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司马光则主张“机会面前 ， 人人有份”的区域公平 ， 带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 引用美国学者罗尔斯的理论 ， 两者分别体现了“机会的形式平等”与“公平机会的平等” ， 皆具有一定的程序正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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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 。 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
但现实的问题是 ， 可供分配的资源是有限的 ， 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结果 。 如果 ， 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内 ， 出现了固定的受益人群 ， 那么其参与程度将会逐渐降低 ， 受认可程度也将大打折扣 ， 最终必然会完全脱离群众 。 这样的结果 ， 显然是与其创立初衷相违背的 ， 科举制即面临着这一问题 。
南宋朝廷始终偏居一隅 ， 与其长期坚持凭文取士的原则恐怕不无关系 。 而明清两朝坚持推行分卷制 ， 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 直至清末朝廷废除科举时 ， 还能遭遇朝野的激烈反对 ， 侧面证明了改革后的科举制是受到普遍认可的 。
不过 ， 世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 。 自明代践行分卷制起 ， 局限性也随之显现 。 明嘉靖年间礼部曾下规定 ， 严厉处罚一切冒籍考生 ， 可见这一现象已十分普遍 。
至于会试举人报籍印卷 ， 亦有假托族属改附籍贯 ， 朦胧开具 ， 以南作北 ， 国法罔存 ， 士风大坏 。 乞于明年会试 ， 严加核究 ， 但系先年冒籍 ， 尝经恩赦者 ， 许其首正 ， 其他籍贯不明 ， 妄报中卷、北卷者, 本部指名参退 。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
由于较发达地区的竞争激烈 ， 录取名额紧张 ， 继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考试移民 。 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 ， 用尽各种手段向名额宽松的地区移民 。 在强大的户籍制度与严厉的惩罚措施面前 ， 依然有很多的家庭选择铤而走险 ， 留下了无数令人心酸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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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 曾经就是一位“考试移民” ， 为此他曾受尽了敲诈勒索与刁难
清末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 本为江苏海门县籍 。 自幼聪慧 ， 被父亲寄予厚望 。 但因“冷籍”出身 ， 而录取希望渺茫 。 在其父与老师的安排下 ， 张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之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 ， 并顺利通过考试获得秀才头衔 。 此后 ， 如皋张氏贪得无厌 ， 屡次以冒籍之事相要挟 。 几年下来 ， 张謇家被勒索一空 ， 原本殷实的家境变得困顿不堪 。 历经劫难之后 ， 才摆脱了官司纠缠 。 在投身科考的几十年生涯中 ， 张謇历经人间冷暖 ， 阅尽世态炎凉 。 41岁时终于高中状元 ， 但个中辛酸苦楚又有谁能得知呢？
余音至今
距今600余年前的南北榜案已成为了历史 ， 但它却揭示出了一道千古难题 。 时至今日 ， 因考试录取政策而产生的问题 ， 依然在困扰着许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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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白宫官网上反对SCA5法案的请愿页面
2001年 ， 三位来自山东省的高考考生 ， 因不满当时的录取政策 ， 状告教育部 ， 此事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高考改革方案 。
2012年12月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爱德华·埃尔南德斯 ， 向加州参议院提交议案 ， 倡议取消加州209号提案中对于公立大学的招生限制内容 ， 即允许大学招生时根据种族、性别、肤色、族裔或民族血统等情况 ， 制定合理的保留名额 。 此提案名为“加州参议院第5号宪法修正案” ， 遂简称为“SCA5提案” 。 此事引发了美国各界群体的激烈辩论 ， 尤其是加州的美籍华人群体表示强烈反对 。 辩论旷日持久 ， 这一提案目前仍是被搁置状态 。
现实的种种案例一再告诫我们 ， 在探索公平的道路上 ， 不存在完美的终点 。 我们唯一能做到的 ， 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 ， 在平波缓进中逐步的接近公平 。
参考资料：
1.龙超欢《刘三吾研究》
2.杭建伟《明初南北榜案性质浅探》
3.闫成《明朝南北榜案新探》
4.谢海涛《科举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发展形成的历史》
【刘三吾|朝堂党争、人头滚滚：考试“地域公平”是个千古难题】5.黄文《明初“南北榜”述论》
6.王元林 梁姗姗《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
7.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
8.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9.刘诚龙《北宋南北榜之争——古人的地域歧视》
10.李济贤《唐宋以来战乱对北方社会的不利影响——明初“南北榜“历史原因试探》
11.郭晔旻《“南北榜“案的真实意图——突破江南印记 ， 做全天下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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