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考古“大咖”带你走近“神秘的”考古学
_原题是：考古“大咖”带你走近“神秘的”考古学
这两天 ， 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儿让一向“冷门”的考古学“火出了圈” 。 虽然被不少网友质疑“没钱途” ， 但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前辈纷纷发声“撑她” ， 让钟芳蓉瞬间成为考古界的“团宠”。 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近日 ， 本报采访人员专访了中国考古界的另一位“大咖” ， 他将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考古传奇揭开考古学的神秘面纱 。
文章图片
霍巍 ， 中国著名考古学者 ，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 ， 全国模范教师 ， 教育部长江学者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 ， 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 ， 你们快去看看 ， 有没有价值 ， 不然可炸啦！”
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 ， 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 ， 顿时兴奋起来 。 他隐约感觉到 ， 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汉字石” ， 一定“不简单” 。
1990年5月 ， 四川大学考古系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 ， 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 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 ， 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 ， 一块“神石”如从天降 ， 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 。
高耸的崖壁下 ， 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 ， 因为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 ， 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 。 当霍巍靠近石刻 ， 发现下部已经残损 ， 铭刻文字更是漶漫不清 。
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水 ， 兑化了一袋洗衣粉 ， 开始洗刷碑面的酥油 。 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来 ， 霍巍的手有些颤抖：碑额上 ， “大唐天竺使出铭”一排五厘米见方的篆书榜题赫然入目 。
“嗬！难道是一块唐碑？！”霍巍心跳加快 。
队员们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 加紧了清洗 ， 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 ， 大唐驭天下之……”霍巍双眼瞪大：“显庆三年 ， 即公元658年 ， 这块碑竟然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160多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 ， 石碑现存24行、约200多个文字全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 碑文大意是 ， 显庆三年 ， 大唐国力强盛 ， 高宗皇帝派遣“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关内良家之子”十数人出使天竺 。
使团一路翻雪山、过栈道 ， 经“小羊同之西”前往天竺 。 途径吉隆山口时 ， 目睹山河之壮丽 ， 感慨路途之艰辛 ， 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 ， 认为非树碑无以记功德 ， 非刻铭无以示威仪 。 于是 ， 便有了这见证历史的遗迹 。
文章图片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公元7世纪中叶 ， 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尼（婆罗）古道” ， 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 ， 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 。 但长久以来 ， “蕃尼古道”仅存在于史料记载之中 。
“这条路究竟在哪里？”霍巍一直在寻找 。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被发现 ， 才证明了这条新路线的存在 ， 同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 ， 更让王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 ， 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 。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 ， 就是一片空白 。 ”说话间 ， 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 ， 满眼放光 。 西藏考古三十年 ， 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 ， 年岁日长 ， 血压渐增 ， 他笑称“每次从高原下来 ， ‘缓过劲儿’的时间越来越长” 。
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三十年中 ， 他和“铁杆儿”队友李永宪 ， “一去高原数千里 ， 俯身埋头便经年” 。
从“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 ， 史前的“细石器” ， 比文成公主历史更早的丝绸、茶叶 ， 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金银器、珠宝、香料……不断被探知、发现 ， 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 ， 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 ， 让神奇瑰丽、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 ， 不再停留在“据说”、“相传”……
与“孤胆使节”王玄策的“奇遇”
故事发生在唐朝初年 。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 长安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 ， 正踌躇满志地清点随从、整理行装 。 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 ， 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 。
四年前 ， 他曾作为副使 ， 随正使“卫尉寺丞”李义表 ， 护送中印度戒日王使节回国 。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印度次大陆的土地 ， 天竺诸国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 。
不料 ， 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中印度时 ， 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 ， 权臣阿罗那顺篡位 ， 并自立为王 。 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略 ， 派兵袭击了大唐使团 。 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众迎战 ， 终因力量悬殊 ， 寡不敌众 ， 矢尽被俘 ， 使团所携财物 ， 也被悉数劫掠 。
王玄策趁机逃脱 ， 赶往吐蕃西部边境 ， 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 ， 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7000骑兵和吐蕃1200人精锐甲兵 ， 掉头攻打阿罗那顺 ， 大破中天竺军队 ， 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 。 据考证 ， 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石像 ， 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 。
今天 ， 史学界以外所知王玄策 ， 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 ， 这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本 ， 用丰富的想象力 ， 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面 ， 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
文章图片
漫画版《天竺热风录》中的王玄策
然而 ， 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 ， 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 ， 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也已佚散 ， 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 ， 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几部佛教书籍中 。 王玄策这个“孤胆使节” ， 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
【霍巍|考古“大咖”带你走近“神秘的”考古学】背靠巍峨的喜马拉雅雪山 ， 王玄策统领尼婆罗、吐蕃联军 ， 策马驰骋在恒河平原……这样的画面 ， 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脑海中浮现 ， 在他的胸中激荡 。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 ， 王玄策是如何纵横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诸国的？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他数度出使天竺 ， 是否遗留下蛛丝马迹？疑问 ， 久久萦绕在在霍巍心间 。
1978年 ， 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 。 那年 ， 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计划归口到了历史系 ， 填报历史系的霍巍 ， 阴差阳错到了考古系 。 在此之前 ， 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 ， 从军的经历 ， 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 。
霍巍在川大读书时 ， 可谓大师云集 ， “群星璀璨” 。 当时 ， 川大考古系授课教师大多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 ， 其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 ， 更要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至今难忘 。 课堂上 ， 童老师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 ， 语言更是生动华美 。
“用‘华美’这个词 ， 真是一点也不为过！”霍巍说 ， 也许很难想象 ， 童先生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 ， 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考古的遐想 。
至今 ， 霍巍还能清晰地记得 ， 童恩正讲述案例时的神情和语态 ， “画面感极强 ， 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 。 ”敢于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 ， 霍巍没有想到 ， 自己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和治学理念 ， 多年后 ， 竟成为他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 。
1990年 ，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开 ， 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 ， 向全国借调人手 ， 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 ， 那年 ， 他俩刚刚33岁 。
霍巍讲起第一次进藏时的情景 ， 也颇具“画面感” 。 他和李永宪在成都一家“苍蝇馆子”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 ， “认真地”吃罢 ， 便对李永宪说“走！” 。
文章图片
30年前的霍巍（右）和李永宪
这一声“走” ， 颇有些“风萧萧兮”的意味 。 对于西藏之行 ， 霍巍除了“彻夜难眠”的兴奋和激动 ， 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随形 。 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 ， “怎么去做工作 ， 结果会怎样 ， 谁的心里也没底 。 ”
被派往日喀则地区的路途中 ， 霍巍极尽脑力 ， 联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 ， 王玄策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名字 ， 再一次浮现出来 。 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 ， 霍巍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主题” ， 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刻着汉字的东西？”
冥冥之中 ， 霍巍有一种预感 ， “一定能找到王玄策！”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大唐’两个露出来的时候 ， 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 。 ”
“果然 ， 王玄策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 ”
“牧女献糜”与“牧女引路”
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 ， 1991年霍巍与李永宪“转战”山南地区 ， 1992年又“开拔”阿里地区 。 三年时间 ， 俩人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西藏 。
田野考古工作 ， 风餐露宿 ， 是公认的“苦活” 。 高原考古 ， 更是“苦中之苦” ， 苦到什么程度呢？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 ， 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 ， 舍不得吃完 ， 第二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 。
一次 ， 他特别想吃萝卜 ， 找来找去 ， 发现只有当地产的“藏萝卜” 。 他便买了两个 ， 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个多小时 ， 拿出来用刀切 ， 铿铿作响 。
霍巍苦笑道：“我的天 ， 这是世界上最硬的萝卜！”
“对付”生活之苦 ， 唯有心态的达观 。
有一回 ， 考察队的车陷在河道中 ， 形势危急 ， 坐在副驾驶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包 ， 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 。 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怨 ，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我！”
文章图片
霍巍和李永宪抢救落水的考查资料
1992年 ， 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 。 本是“苦日子”的终点 ， 但又一个意外的发现 ， 让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 。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 ， 信徒开凿岩窟、雕塑佛像 ， 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住 。 随着佛教东渐 ， 石窟寺也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 。 据考证 ， 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3世纪 ， 兴盛于5-8世纪 ， 最晚的延及明清 。
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石窟形制以及造像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 考古学家发现 ， 5世纪晚期以前 ， 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响 ， 可能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有关 。 5世纪晚期以来 ， 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本土化”特点 ， 但其发展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 。
“从新疆到北方 ， 再到南方 ， 如果把各地的石窟联系起来 ， 就会惊讶的发现 ， 石窟的发展史 ， 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史 。 ”让霍巍感到疑惑的是 ， 西藏自古以来佛教兴盛 ， 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 ， 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 。
有学者甚至下了定论：“西藏没有石窟寺！”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环” 。 在寻访文物的时候 ， 他如同寻找“王玄策”一样 ， 刻意留意着 ， “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但得到的 ， 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 ， 象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 ， 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 。 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 ， 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 ， 在返回东嘎村的路上 ， 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 。
女孩向他们挥手 ， “我能搭你们的车么？”“当然 ， 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考古人的“优良传统” ， 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 。 他见这个牧羊女能讲汉语 ， 便问道：“你放羊的时候 ， 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没想到 ， 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 ， 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
霍巍喜出望外 ， 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下 。 “一抬头 ， 好家伙 ， 密密麻麻的洞窟 ， 就像蜂巢一样 。 ”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戈壁上 ， 午后阳光的炙烤让人几近窒息 。 为了接近这些洞窟 ， 又渴又饿的考古队员们 ， 手拉手形成“人链” ， 在陡峭的崖壁缓缓移动 。
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 ， 霍巍震惊了：满目丹青！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坛城图） ， 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 ， 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 。 窟顶是四套斗形藻井 ， 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室”形制 ， 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 。
文章图片
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曼荼罗壁画局部
中原风格的龙凤 ， 波斯风格的双狮 ， 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萨……洞窟中的壁画的造型、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 ， 而又浑然一体 ， 青、蓝与绛红色调的猛烈碰撞 ， 勾勒出一个既轻逸雅致 ， 又朴拙厚重的佛国净土 ， 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 ， 想到了丝路敦煌……
文章图片
石窟藻井局部
文章图片
受多重文化影响的飞天形象
文章图片
洞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形象
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震撼、惊喜 ， 全身如同走过微弱的电流 ， 横扫倦意 。 大家马上投入工作 ， 忙着测量、绘图 ， 却没有注意到 ， 为他们引路的牧羊女已经悄然离开 。
后来 ， 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 ， 虽然当时还无法判断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 但根据其创作风格推测 ， 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 。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对佛教采取禁绝措施 ， 史称“朗达玛灭佛” ， 后来吐蕃崩溃 ， 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 ， 于公元10世纪左右建立古格王朝 。 皮央东嘎石窟大约创建于此时 ， 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 。 在霍巍看来 ， 如此宏大精美的石窟寺 ， 没有相当的财力、人力 ， 是不可能完成的 。
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 ， 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 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
置身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中 ， 人们甚至可以想象 ， 一拨拨来自东亚、中亚、南亚等地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 ， 带着虔诚的心 ， 通过不同的通道 ， 在阿里高原汇集 ， 交流思想、碰撞智慧 ， 焚膏继晷 ， 将不同的文化付诸笔端、荟萃一堂 。
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让人欣喜 ， 而让霍巍念念不忘的 ， 还有那个引路的牧羊女 。 三年、五年、十年……此后每一次到阿里 ， 他都多方打听 ， 苦苦追寻小女孩的下落 ， 可惜始终没有结果 。
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深受感动 ， 他劝解霍巍：“按照我们藏族人的说法 ， 那女孩就是‘娜姆’ ， 天女下凡！佛陀苦修时 ， 有‘牧女献糜’ ， 助他证悟得道 。 上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 ， 就派‘牧女引路’ ， 这是缘分啊！”
霍巍释然了 。 如同考古工作一样 ， 既需要“执着” ， 但怕的也是“执着” 。
不少人印象中 ， 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盗墓文学”一般 ， 惊险、刺激 ， 充满神秘 。
但在霍巍看来 ， 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琐碎的 ， “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 ， 到底能发现什么 ， 偶然与必然 ， 努力与运气 ， 科学与探险 ， 常常交互作用” ， 唯有抱着敬畏之心、平常之心 ， “但行好事” 。
“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 ， 才能自信而坦荡的走向未来 。 ”霍巍说 ， 从这个角度看 ， 考古学不仅还原着祖先的生活 ， 更推演着社会的变迁、探索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 “这也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在 。 ”
寻“路”
西藏考古三十年 ， 霍巍一直都在寻“路” 。 尽管高原常常用稀薄的氧气、大雪封山、塌方、泥石流阻碍考古队员的脚步 。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 ， 人类何时涉足？如何生存？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 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
这许许多多的“空白”和“秘密” ， 让霍巍魂牵梦萦 ， 步履难停 。
上世纪70年代 ， 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带领考古系76级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 ， 他们于1979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卡若遗址 ， 填补西藏史前历史的空白 ， 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专业领域 。
在那之后 ， 霍巍又举起“接力棒” ， 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显学” 。
2013年夏天 ， 霍巍和他的学生仝涛在印度河上游象泉河流域的西藏噶尔县调查时 ， 发现一批公元3世纪左右的墓葬 ， 他们认为这批遗址属于比古格王朝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 。
在汉文典籍中 ， 象雄被称为“羊同”或“女国” ， 这个王国世世代代由女性执掌政权 ， 以畜养牛马为业 。 藏文文献中记载 ， 象雄疆域辽阔、国力强盛 ， 是西藏本土宗教“雍仲本教”以及藏医药等文化的“源头” 。 古老的象雄文明被后来兴起的吐蕃所灭 ， 但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象雄 ， 大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认 ， 留给后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谜团 。
文章图片
霍巍在西藏调查古代墓葬
8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 ， 连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酥松 ， 一辆卡车行至当地人称为“穹隆”的地方 ， 碾压过的路面陷下了一个大坑 。
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 ， 发现这个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 。 这一偶然的发现 ， 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
一清理 ， 不得了！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 ， 浑身裹满丝绸 ， 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 ， 考古队员发现了“王侯”两个汉字 。 霍巍认为 ， 带着汉字的丝绸 ， 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 ， 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与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 。
发现还在继续 。 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茶叶状的食物残渣 。 经检测 ， 这些残渣的确是茶叶 ， 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 ， 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
“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 ，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 ， 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 。 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 ， 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叶 ， 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年 。 ”霍巍笑称 ， “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妙的收获吗？”
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 ， 这样的“奇妙收获”实在不少 。 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 ， 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 。
“在皮央遗址 ， 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 ， 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 ， 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 ， 镜柄样式是西方的 ， 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 。 ”在霍巍看来 ， 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 ， 山河阻隔 ， 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 ， 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 。
文章图片
“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 ， 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路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 ， 似乎选择性的避开了青藏高原 。 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 ， 绝对不是！”霍巍谈到 ， 西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 ， 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 ， 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 ， 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
“这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路’ ， 而是一个网络 ，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 ， 长期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 ”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 ， 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 但在霍巍的叙述中 ， 这样的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学术道路”密不可分 。
20世纪初期 ， 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 西方理论主张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 ， 类型学、地层学为基本研究方法 ， 但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和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 。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 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 ， 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体系 。 ”霍巍说 ， 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 ，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 ， 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 。
上世纪20年代 ，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 ， 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 ， 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 开创“二重证据法” ， 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
1937年 ， 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 成了川大考古“第一代” 。 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 ， 在办学过程中 ， 主张考古与文献并用、互相印证 。
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 ， 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 ， 将“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 。 从此 ， 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
霍巍深受“川大传统”的影响 ， 所获如春风化雨 ， 点滴在心 。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 ， 是考古系的“第二代” 。 张勋燎主讲历史时期考古和考古目录学 ， 一打开书本就讲方法论 ， 讲历史时期的考古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材料、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
他告诫学生“事不孤起 ， 必有其邻” ， 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 ， 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 ， 摆回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 。
在讲到具体案例时 ， 张勋燎可以调动大量文献材料 ， 运用‘朔望干支断代法’、‘地名、职官断代断代法’等十几种断代方法 ， 解决若干时代问题 ， 甚至可以把考古断代时间精准到年、月、日 。
霍巍说 ， 张老师的本事让他极为震撼 ， 当年老师传授的方法 ， 让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浅 ， 也成为了川大考古系的“传家宝” 。
如今 ，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 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 ， 在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 ，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
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 霍巍最能体会 。
在他学生时代 ， 考古学界中有人“言必称西方” ， 弥漫着“做文献的不看考古 ， 做考古的不看文献”的风气 。 “坚定不移 ， 走自己的路！”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 ， 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
（原题为：《特稿 | 考古“大咖”霍巍带你走近“神秘的”考古学》）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推荐阅读
- 腾讯控股的保险代理平台“微保”被深圳银保监局处罚
- 台风|今年第7号台风“海高斯”生成 或将明天登陆我国广东沿海
- 被指“双标”特斯拉无奈服软 拼多多是最后赢家吗？
- 未来的大学生活“长啥样”？ 来看学长为你写下的万字指南
- 吃鸡将迎来寻宝玩法？新地图遍地宝藏，“古老秘密”开启冒险
- 小区公共收益成为一笔“糊涂账”？定期公开收支是关键
- 《杀手3》“难寻目标”模式回归！幽灵模式被取消
- “光盘打卡”小程序火了 激励年轻人节约粮食
- 科学探索|揭秘星际物种起源：多个行星孵化器组成“生命之树”
- 识别“95”号段中的“李鬼” 这些小技巧要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