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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如果鲁迅在今天，他与闰土会是什么关系？

鲁迅|如果鲁迅在今天，他与闰土会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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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文 | 陈映芳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因为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等 ， 读书人与农民曾经在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个共同体中 ， 拥有相互认同的地位 ， 扮演相互期待的角色 ， 保持有命运连带的种种共生关系 。 后来 ， 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社会的持续变动 ， 他们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分别扮演新的角色 。 如今 ， 各种新的社会群体之间 ， 要重新建立起相互认同的连带关系 ， 在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联结 ， 如何可能？
一、1919年的鲁迅与闰土
“闰土”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 因为教材中《少年闰土》一文而广为人知 。 人们也多知道他的原型章闰水原是周家一位长工的孩子 ， 因曾被他父亲带来帮活 ， 和周家少爷（鲁迅）成了朋友 。 教辅材料通常会这样解释：这篇文章塑造了一个在鲁迅眼中“聪明、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乡村少年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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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闰土”其实是小说《故乡》的删节版——大概为了给孩子们呈现一个正面的乡村儿童的形象 ， 这篇课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正文 ， 裁去了成年后的闰土及其命运 ， 这样 ， 实际上也遮去了作家的时代感受 。
在发表于1921年《故乡》中 ， 鲁迅讲述了“我”回老家处理掉所有家产 ， 接母亲和家眷 ， “告别了熟识的老屋”、“远离了熟识的故乡” ， 搬家去异地的故事 。 我们知道 ， 在作者的生活中 ， 这真实的一幕就发生于那之前的1919年 。
“离乡”在鲁迅 ， 是早就下定了的决心 。 旧家族压抑人性的一面 ， 鲁迅在不少作品中有深刻的揭示 。 在《琐记》一文中他还讲到 ， 在老家那个看似亲密 ， 实质封闭 ， 相互间连心肝也了然的熟人圈子中 ， 年少的自己曾怎样为阴险的流言所伤 。 所以 ， “好 。 那么 ， 走罢!”
“走出去” ， 摆脱那片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束缚 ， 这是多少年青人的梦想！
在历经了出去、回来、再出去的一路艰辛之后 ， 人到中年的鲁迅 ， 这一次 ， 终于连根拔起 ， 彻底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此后鲁迅再未回过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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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其实是“离群”——从个体无从选择的相互缠绕、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抽身而出 。 那是与家族、村落、乡邻 ， 以及学缘、业缘……各种熟人群体的程度不同的割裂 。 对渴望从传统共同体的压制下获得自由的人、有能力走出去的人 ， 这样的出走 ， 是对一种强制性关系的摆脱 ， 是个体获得新生的机会 。
但是 ， 对留在那儿、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走出去的人来说 ， 这样的被分离 ， 往往也意味着原生纽带的断裂 ， 是命运共同体的解体——这样的遭遇 ， 不啻一种“没有加害者的受伤” 。
在原来的渊源中 ， 周家与章家 ， 虽然属于不同的阶层 ， 却有世代相传的雇佣关系和情谊关系 。 即使在周家败落后 ， 两家依然保持着往来和牵挂 。 但这一次 ， 双方都清楚 ， 将会是一种真正的分离 。
在此之前 ， 闰土曾一次次地向周老太太打听鲁迅的归期 。 他对老东家的离去 ， 内心抱有的是真诚的祝福 ， 还是失望、绝望 ， 甚或怨愤？闰土不言 ， 作者也没有点明 。 但闰土喊出的那一声“老爷” ， 给鲁迅带来了内心冲击 ， 这是读者都能够感受到的 。 显然 ， 那样的相会和分别 ， 对鲁迅和闰土 ， 都有难以承受之重 。
时代大变局中 ， 周氏兄弟有不能不走的理由 ， 为自己、为家庭 ， 或为了国家；而生活重压下的中年闰土的下沉 ， 也是可以料想的命运 。 在从此得以摆脱“族人”、“杨二嫂”、“衍太太”等等的同时 ， 鲁迅的抉择也断割了周家与章家之间的那一丝纽带 ， 将落寞无助的闰土 ， 遗留在了原地 。 周家母子对故乡的背转身去 ， 对闰土而言 ， 意味着一种“失缘” 。 相对于闰土的沉默和哀伤 ， 周家最后善意赠送的家具、祭具和柴灰等等 ， 一切都显得那么轻飘 。 闰土无疑是《故乡》的主角 ， 是绍兴老家让鲁迅难以真正放下的那一个牵挂 。 在《故乡》中 ， 我们不难感受到周家母子在情谊上的不舍 ， 以及道义上的不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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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鲁迅故居内景
今天的史学界 ， 对于发生于上世纪初期的这一切 ， 已经有许多分析：当科举制被取缔 ， 中国的读书人及社会精英 ， 纷纷离乡和定居城市 ， 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回流乡里的历史渐渐终结 。 随之 ， 土豪劣绅横行乡里 ， 社会生态恶化 。 这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阶层趋于破产的重要因素 。
1921年的鲁迅 ， 未必有这样的学术思考 。 但《故乡》可以被视为鲁迅为正在迅速解体的传统共同体写的一首挽歌 。 作为一个决绝的出走者 ， 他在内心再一次面对了哀伤的闰土 ， 也再一次审视了自己与乡缘共同体切割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绪 。
如果不是内心承受着这样一种重负 ， 鲁迅的社会文化批判 ， 会有多少意义？
而彼时的闰土 ， 在海边沙地里 ， 为一家人的生计辛苦劳作（现实中章闰水 ， 因贫因和疾病 ， 于57岁去世） 。 对于周氏兄弟正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界获得的地位 ， 他或许会有耳闻 。 作为一介农民 ， 从理论上讲 ， 他与鲁迅正在形成亦可称为休戚与共的另一种关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 可这种关系是他能理解、接受的吗？是他和他的一群孩子们当时的生存状况最迫切地需要的吗？
想来 ， 鲁迅的世界 ， 闰土够不着 。 那个曾经给章家提供生计的周家 ， 已经远远离去 。
二、从鲁迅离乡看现代人口流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 离开老家 ， “到外头去” ， 已经不再是读书人等少数人的权利和选择 。 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大潮 ， 将数亿普通人卷入其中 ， 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 。 无数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随之纷纷解体——知青团体 ， 生产队 ， 单位 ， 社区邻里……为了出路 ， 人们通过各种渠道 ， 不停地改变工作和身份 ， 不断地变换生活的场所和环境 。
在这过程中 ， 每个人不断地经受着“分离”——或者自己抽身离去 ， 或者留在原地目送身边人远去 。 一代人接力一代人的出走 ， 也让越来越多的“故乡”渐渐沦陷而成为“弃地” 。
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曾用“压缩的现代化” ， 来解释韩国及东亚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 ， 亚洲国家将西方国家两个阶段的过程（即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压缩成为了一个阶段 ， 由此造成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种种生活危机 。 而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 ， 除了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在时空上被高度浓缩化的过程之外 ， 更还有一个国民化程度不足的特殊背景——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国家 ， 尚没有建立起一套以所有国民为平等成员的国民保障体系 。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等级化、地域化的身份体系 ， 客观上让向上流动成为许多人改变身份主要方式 。 加之在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下 ， 城乡间、城市间、地域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差 ， 持续地分化 ， 更助推了人们的流动和迁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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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来 ， 是数亿人不无悲壮的大流动 ， 构筑起了今天的经济局面 。 地位的流动也可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稳定得以维持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机制 。 但是 ， 公平正义目标的长久飘浮 ， 身份体系、赋权体制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 ， 让流动成为望不到终点的常态 。 “生活”成了一种人人处于“不安”情境下的生存竞争 ， 演化为所有人与所有人间的地位拼抢 。 难以避免地 ， 对被遗留于弃地的恐惧 ， 对中途被搁浅的担忧 ， 还有对被超越、被淘汰的焦虑 ， 成了无数人的共同情绪 。 而每个人在人生竞技场上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拼博的无奈 ， 成为一种集体的困境 。
当身份流动、地位竞争不再被视为生活的手段 ， 而成了人生的目标本身 ， “成功者”或“失败者”这样的“象征身份” ， 就可能取代人们在现实中的各种“具体身份” ， 而成为一种特殊的首位身份 。 这是一种相对的、可以不断翻转的抽象地位 。
因为相对性（相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台阶）和翻转的可能性 ， 人们倾向于逃避现实中所面对的种种身份认同难题 ， 而更愿意认同“胜出者”身份；同时 ， 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地位 ， 人的内心深处都可能难以摆脱失败者的自我怀疑；而无论哪一个拼抢目标的受挫 ， 都可能激起他对“对手”及其背后的竞争规则的敌对情绪 。
在社会层面 ， 在以所有人为“想象的对手”的竞争中 ， 亲密关系和私德伦理普遍被工具化——人们需要用心地缔结、维系或激活各种可资利用的人脉关系 ， 并以虚无主义的方式 ， 对价值标准、道德评价等等采取回避的态度 。 而对“失败者”身份的蔑视或不甘 ， 对“难以翻转”的命运的恐惧 ， 还会让人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 甚而接受强者支配一切的丛林法则 。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而言 ， 这一切看似充满悖论 ， 却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现实的逻辑 。 这是一种与“身份丧失”、“价值剥夺”相关的社会病 。 身陷其中者 ， 可能是一个打工者、经商者 ， 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官员、教授 。 它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
在“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地位”、“不能让下一代再吃苦”等等目标后面 ， 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也许真的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境地 ， 可也许就只想寻找那一个可以让人“安心”、“安全”地安顿下来的地方 ， 是想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获得认同的位置 。
【鲁迅|如果鲁迅在今天，他与闰土会是什么关系？】三、如果“闰土”在今天
历经时代变迁 ， 今天的读书人 ， 没有了“少爷”或“老爷”的身份 。 今天的农民 ， 早已经纷纷加入到了出走者、流动者的大潮中 。
如果鲁迅在今天 ， 他与闰土会是什么关系？
假若在1977年前 ， 鲁迅很可能是浙江农村一个投亲插队的知青 ， 一个真的需要闰土教他如何劳作、需要章家照拂他生活的青年 。 1977年高考恢复 ， 读书人家出身的鲁迅大概率会于78年初离开农村、外出读书 。
假若是在那以后 ， 那么 ， 在绍兴城里和乡下 ， 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将在同一套教育体制下展开考试竞争 。 如果闰土够努力 ， 他们会成为同一个地区的考生——学历竞争中直接或间接的对手 。
如果周氏兄弟依然早早地去外省、外国读了书 ， 并成功地落脚于北京、上海、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 ， 而闰土仍无缘大学 ， 那么 ， 闰土或者会进城打工 ， 或者会就地创业 ， 也可能四处经商 。 无论如何 ， 进入中年的闰土 ， 一定会努力地将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 ， 送进大学 ， 甚至送出国去 。 这期间 ， 有着世代通家之谊的闰土与鲁迅 ， 极可能会保持往来 ， 后者也很可能为他提供种种帮助 ， 助他一步步实现生活的目标（现实中章闰水的后代 ， 也确实与鲁迅后代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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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 ， “闰土”在今天 ， 生活中他可能时时需要求助于身边够得着的干部、老板 ， 或医生、教师 。 如他遇到受冤受害的事 ， 也可能会找采访人员、找律师、甚至教会……当然他很可能找到成了大名人的少年朋友鲁迅 ， 请他代为发声喊冤 ， 或请他动用人脉、帮他找到权力人物来介入 。 实在不行 ， 他可能只好强咽下去 ， 也可能横下心来豁出去 。 每个人都是行动者 。
但是 ， 私人领域之外 ， 今天的“闰土”们与知识精英们 ， 如果在公共社会相遇 ， 又能够结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四、现代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
“横眉冷对千夫指 ， 俯首甘为孺子牛” 。 人们通常把鲁迅理解为爱憎分明的道义化身 。 但现实中的闰土们 ， 却不只是抽象的“孺子” ， 他们一个个都是具体的人 。 鲁迅也是 。
不同于上世纪初期 ， 今天的普通民众与文化精英 ， 已经身处同一个平面的世界中 。 尽管有种种阶层间的区隔 ， 但总体而言 ， 他们大多是挤身于同一个教育体制、同一套身份体系中的竞争者 。 他们同样是国家各种政治经济运动的动员对象 。 平日里 ， “闰土”们也会读小说、看电视、听闻天下事 ， 会关注文人们的骂战 ， 也多少了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间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变化 。 当然 ， 他们还会在网上发言 ， 会点赞、打赏 ， 会吐槽骂人 。 在公共平台上 ， 他们同样会根据自己的认知 ， 或选择依附权力 ， 或选择相应的价值规范 ，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 宣泄自己的情绪 。
“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 因为对“国家现代化”这一大目标的重要性 ，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 ， 曾经是相互尊崇的两个社会群体 。 现实中 ， 80年代以来 ， 当面对各种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等 ， 社会各界也曾相互支援 ， 曾形成有被称为“众志成城”的全社会上下同声共气的良好局面 。 特别是当下层民众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时 ， 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司法等领域的专业精英 ， 纷纷担当起了道义声援和权利救济的职责 。 在有限的公共领域中 ， 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的有机的社会联结 ， 虽然不无艰难 ， 却呈现了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
只是 ， 社会的变动 ， 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结的脆弱性——政治经济局面的变化 ， 公共领域的被压缩 ， 都可能导致这种联结的再次裂变 ， 甚至导致相互的敌视 。 这是这个转型中的社会的一种悲剧 。
尤其可悲的是 ， 在看似因为“价值分裂”的言论纷争中 ， 真正具有价值博弈意义的讨论 ， 很少成为舆论中心的重要议题 。 反而是对不同群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角色伦理的审视 ， 成了论争的焦点：是知识人就必得对国家绝对忠诚、无私奉献 ， 是底层民众就应该奋起反抗、推动历史的前进……非如此 ， 则一无价值 ， 必欲教导之、训斥之 。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熟悉 。 它们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纷争中一再被搬出来 ， 是斗争各方共享的文化武器 。 这其中的道德主义的一体化要求 ， 多少包含了不同群体对重建命运共同体的诉求 ， 对建设现代民族/国民国家的愿望 。 但其中裹挟着的文化暴力 ， 恰与这样的目标诉求相背离 。 对强制性的伦理关系的挣脱 ， 原是人为了获得人格完整性而纷纷出走的深层动机 。 而依靠道德胁迫维持的共同体 ， 在人格残缺的个体之间 ， 只能是强者的压迫 ， 或相互的残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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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化暴力被正当化 ， 多少与传统共同体和现实社会体制中的种种强制性有关 。 另一方面 ， 我们也不难从近代以来的国民观中发现某些渊源 。 曾经 ， 为了建设现代国家 ， 扮演启蒙导师的知识分子们和政治指导者们 ， 致力于建构种种“新民”观 。 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 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政治性道德成为合格的先进国民的首要德性 。 而到了发展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今天 ， 这样一种国民观进一步被发扬光大 。 不仅在各种政策安排中 ， 对国家发展、地方经济的有用性 ， 成为每个人获得社会地位、获得差异化的再分配的资格 。 甚至在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中 ， 地位竞争中的失意者 ， 对国家/社会/家庭不能再作什么“贡献”的人 ， 很可能在人们的眼中和自己的心目中 ， 就什么都不是 ， 是“无价值之人” 。
当身份焦虑、价值危机成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普遍问题 ， 当社会情绪演化为阶层间矛盾、甚至被转化为政治纷争时 ，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想象中或现实中的“胜出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相互的价值剥夺或地位翻转——没有人可以因观念而被判为罪人 ， 也没有人应该被视为“渣”或“蛆” 。 我们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对所有的“人”赋权、赋能 。 包括知识人在内 ， 我们需要对功利主义的人观作出真正的反思 。
这个社会最缺乏的 ， 是相互的承认 ， 是基于公共性的社会联结 。
《故乡》里面的鲁迅 ， 在再一次细细回味闰土的哀伤的时候 ， 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忧虑？如果闰土们在绝望地下沉 ， 那么 ， 周家人就不可能真正地出走 。 社会的命运 ， 取决于所有人对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的自觉 。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 ”（《丧钟为谁而鸣》）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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