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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诗人、作家邵燕祥去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

根据作家章诒和朋友圈消息 ， 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睡梦中离世 ， 享年87岁 ， “之前读书 ， 写作 ， 散步如常 。 清清白白 ， 一切圆满 。 ”新京报采访人员也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 ， 祖籍浙江萧山 ，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采访人员 ， 《诗刊》副主编 ， 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 。 著有诗集《到远方去》《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 ， 80年代后又发表大量杂文、散文 ， 晚年作有《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回忆录作品 。 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
邵燕祥早年以新诗闻名 ， 尤其长于歌颂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赞美诗 。 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 ， 邵燕祥写道 ， 这是他当时主动放弃散文、小说创作的结果 。 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错划为右派 ， 直到1979年1月才获得改正 。 “重获新生”后 ， 他已经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 ， 转变为一个清醒尖锐的探求者 ， 不断用杂文进行发问、批判与反思 。
2014年邵燕祥老先生的作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出版 ， 《新京报》采访人员彼时也对邵燕祥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 ， 我们也特别在今天分享这次专访 ， 共寄缅怀之思 。
邵燕祥|诗人、作家邵燕祥去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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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 诗人 ， 1933年出生 ， 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 ， 1979年1月平反 。 著有诗集《到远方去》、《歌唱北京城》、《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 散文集《教科书外看历史》、《大题小做集》、《邵燕祥文抄》 ， 纪实文学《沉船》、《人生败笔》等 。
撰文 | 肖舒妍
采写|吴亚顺
在一次个人诗歌研讨会上 ， 邵燕祥说道：“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 离开心智的自由 ， 离开对自由的追求 ， 就没有真正的诗 。 ”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 ， 诗歌便会沦为口号 。
对于杂文写作 ， 邵燕祥则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 ， 逻辑的力量 。 ” 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 。 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 ， 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 。 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 ， “鲁迅 ， 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 ， 都只有一个” ， 但他也承认 ， 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 ， 视为知己 ， 高山仰止 。
“即使鲁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 ， 就是《祝〈涛声〉》中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 ， 悬梁服毒 ， 是不来的’ ， 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 。 ”1947年秋 ， 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 ， 邵燕祥正好读到鲁迅的这句话 ， 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 。 在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最压抑的时期 ， 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决不自杀”的底线 ， 正是这句话给予的力量 。
邵燕祥的杂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 ， 更不乏对自己的反省 。 这点也与鲁迅相似 。 他在一篇杂文集的附记中写道 ， 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 ， 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 ， 不照自己 ， 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 ， 恐怕杂文将失去读者 ， 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 。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 ， 邵燕祥曾自问 ， “我是不幸中的幸者 ， 比起已死的人 ， 我活了下来 ， 比起破家的人 ， 我尚有枝可依 。 ”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 作为幸存的不幸者 ， 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 。 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过 ， 我幸存 ， 我作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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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 邵燕祥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 ， 邵燕祥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 ， 并大声疾呼 ， “我们曾经被欺骗 ， 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 。 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 ”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 ， 我幸存 ， 我作证》 ， 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 ， 记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 此时他已83岁高龄 ， 仍笔耕不辍 ， 勤奋地、急切地写作着 。
今年年初 ， 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 ， 聊自己的枕边书 。 《鲁迅全集》是他最初阅读 ， 也是最常阅读的书籍 。 他至今记得 ， 初中第一册的国文课本 ， 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 ， 第二篇就是鲁迅的《秋夜》 。 当时他的哥哥还买过鲁迅的《彷徨》和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 ， 他常借来翻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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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秦颖摄）
当时最流行的书籍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 ， 邵燕祥也看得如饥似渴 。 不过 ， “武侠小说当然比鲁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 ， 但我们的确只拿它解闷 。 ”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 邵燕祥年幼时就看得出神 ， 长大后再看更觉得沧桑感远超一般的鸳鸯蝴蝶派 。 而且不仅他的母亲爱看 ， 他的岳母也爱看 ， 鲁迅也曾买来寄给自己的母亲 ， “不说全世界吧 ， 全中国的老太太都爱看《啼笑因缘》 。 ”
到了86岁 ， 邵燕祥仍然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鲁迅全集》 ， 尤其是其中1到6卷杂文的部分 ， 常读常新 。 他也仍然保持着作文、作诗的习惯 ， 只是不再出于创作激情 ， 而是源于生命的沧桑 。
他80年代出版的诗作《云南驿怀古》也许正好借来纪念他的一生：
我是历史 ， 奔跑在古驿道上 ，
多少星霜 。 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
秦时明月汉时关 ， 历尽兴亡 。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
驿站荒凉 。 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
驿道上 ， 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
红尘飞扬 。 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
李隆基 ， 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
漏夜奔忙 。 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
莽苍苍 ， 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
（下文采访完成于2014年）
关于“右派” ， 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的 。 我看你的照片 ， 1958年3月 ， “右派”定案后 ， 下放劳改前 ， 去看望父母 ， 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 。 不过 ， 写《沉船》时 ， 说自己“死在1958” 。
邵燕祥：哈哈 。 1958年 ， 我“落入另册” ，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 ， 看不到光明的前途 ， 而我上有老下有小 ， 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 。 不管怎么样 ， 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 。 我记得 ， 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 ， 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 ， 实际上 ， 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 。 另外 ， 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 。 母亲很担心我 ， 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 。 我签了字 ， 即将下放劳动 ， 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 ， 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我让母亲也相信 ， 不管是狭窄的出路 ， 还是宽广的出路 ， 我能够一直走下去 ， 不要担心 。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 ， 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 。 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 ， 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 ， 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 ， 人变傻了 ， 老是傻笑 。 像丢了魂 ， 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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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 ， “右派”定案后 ， 下放劳改前 ， 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 ， 在北屋门前留影
实际上 ， 理智地看 ， 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 ， 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 ， 比较复杂 。 可以印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 ， 他划“右派”那天 ， 回到家里 ， 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 。 ”他也是笑了笑 ， 很自然 。 他比我大13岁 ， 后来他写文章 ， 说有精神准备 ， 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 。 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 ， 恐怕更严重点 ， 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 。 因为 ， 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 。 不但是出路 ， 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 。 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 ， 各方面人事都不错 ， 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 ， 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 。 对这一点 ， 我没有精神准备 。 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 ， 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 不仅要打击你 ， 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 。 这么一来 ， 平常很亲近的同事 ， 无所不谈 ， 笑语频频 ， 忽然变了脸了 ， 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 ， 用眼神打个招呼 ， 一般避而远之 。 这种气氛 ， 你们不妨试一下 ， 比监禁还厉害 ， 是一种精神虐杀 。 所以我想 ， 下乡劳动 ， 换换环境吧 。
关于独立思考 ， 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 ， 最初是歌颂建设 ， 1956年前后开始有批评 。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 。 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 ， 有一个过程 。 当时 ， 《文艺报》有两篇专论 ， 一篇是郭小川写的 ， 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 ， 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 ， 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 。 从我来说 ， 我一直积极配合 ， 写政治诗 ， 因此 ， 我觉得 ， 当前的任务 ， 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 ， 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 ， 要有所批评 。 这个批评 ， 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 ， 完全符合口径 。 比如 ， 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 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 ， 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 ， 到了你那儿 ， 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 ， 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 。 再比如 ， 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 ， 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 ， 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 ， 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 ， 所以套用他的路子 ， 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
后来 ， 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 ， 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 ， 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 ， 写抒情诗 。 ”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 ， 即使体会到 ， 也晚了 ， 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 。 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 ， 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 ， 所以 ， 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 ， 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 。 当时 ， 我看得比较浅 。 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 ， 也不懂政治 ， 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 ， 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
新京报：什么时候 ， 你完全独立思考 ， 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 。 我经历了思想改造 ， 思想还是在“体制内” ， 不但如此 ， 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 ， 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 。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 我是靠这个信念 ， 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
撰文 肖舒妍
【邵燕祥|诗人、作家邵燕祥去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采访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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