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题是：移民商人与水东战后秩序的重建（上）
王璟莹
第763期
水东的成镇过程，实际上是以水东集市为核心的商业贸易集散地的形成和整合过程，而我们能够追溯的关于水东成镇的历史过程却又并非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过程，这与咸同兵燹后湖北、泾县、太平县移民的到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着重分析以移民商人为主的移民群体对水东基层社会秩序产生的影响。

一、《水月庵碑记》反映的移民商人归属

太平天国的战乱以及随后的水灾和瘟疫使得水东已近乎“真空”状态，这种真空不仅仅是水东人口上的巨大消亡，更使得水东社会经济整体出现了断层。我们现在借着水东历史古迹和民间记忆追溯到的，实际上是咸同兵燹之后这一批移民重新构建的水东。而其中一批商人家族或者有经商传统的移民家族的到来则显得至关重要。
明嘉靖时期留存至今的水月庵 [1]（现称宁东寺，旧称三官殿）中有两块光绪三十年的碑刻，记录了当年重建水月庵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恰好为我们理解当时水东商人群体提供了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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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碑（上图）《重建水东镇三官殿水月庵碑记》 [2]碑文内容如下：
“水东为宣属巨镇，襟山带河。向有三官殿水月庵，遭兵燹后，鞠为茂草，经督修绅董吴德辉、王立让、章廷献、葛铭选等集议捐资，就旧址新建殿宇,阅十载始成，经营勤苦，可想而知。
余自守斯郡，颇闻有多事绅董藉端苛派，攘为己有。官府或知或不知，第便私图，并不过问。甚矣，吾民之日敝也！至若长官莅境，勒索地方，供应丰瞻，甚有按户计亩摊捐办差，蚩蚩何辜，遇此蟊贼？言之慨然。今该绅董等筹巨款，兴大工，历多年，集群力，卒无间言，而规模廓充，庙貌轮奂，从此吹豳饮蜡，灵爽式凭，风雨节而岁丰穰，灾疫除而人寿耇，一方蒙庥，胥于是乎赖，其为人贤不肖何如耶？
兹届全功告成，请记于余，因志其颠末，愿阖郡之人是则是效，视民不恌，有厚望焉。
奏办院事、翰林院编修、知宁国府事嵩峋撰并书，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八月谷旦。 ”
【本洋|移民商人与水东战后秩序的重建（上）】第二块碑（下图）：《重建水月庵碑记》[3] 整块碑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四个小区域，两大部分指的是捐赠者姓名及捐赠项目的记录，包括直接捐钱的、杂捐类的、捐造像及“此款各家另捐”这四个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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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正文：“重建水月庵碑记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六□□开始，吴裕泰捐本洋三百六十五元三角二分，致和恒捐本洋七百零六元六分八厘，汪同发捐本洋五百八十二元二角二分，梅德泰捐本洋四百三十七元一角一分……”由于捐款人和钱数众多，笔者不再一一罗列，现整理以上碑文相关内容如下：
直接记录捐钱部分，碑文记录的名号：吴裕泰、致和恒、汪同发、梅德泰、周顺兴、致和祥、聚源长、瑞记厂、谭广顺、万和记、裕源厂、毛天和、利源、裕丰祥、同裕祥、吴天和、王万泰、仁和豫、洪广兴、同康厚、干泰昌、吴济生、德隆仪、德聚源、义泰和、建平厂、豫丰；各名号后有各自捐献钱数一一对应如前文所示竖排排列，最后为一处总结“共收糖捐本洋五千二百一十八元四角六分六厘” 。
捐钱专用于佛像建造部分，碑文记录的名号：（□□、章廷献、王珍目、童加珍、汪岱五人）合捐、梅德泰、徐源泰、汪同发、吴喜望、汪同发、吴裕和、谭广顺、翟德发、同发升、裕丰祥、协泰和、（吴公祠、吴天和）合捐、同顺兴、义泰和、利源、翟德发、梅德泰、德隆仪、洪广兴、（王宏发、王恒发）合捐、聚源长、致和恒、徐森泰、李隆泰、吴裕泰、章之全、王宏发、德兴、吴裕泰、利源、同顺兴、同裕祥、裕记、翟德发、德隆仪、同兴裕、王恒发。
还有“各项杂捐总录”部分：
“一收木捐棉花捐洋九十七元零四分；一收外客靛捐洋六十五元零一角五分；一收吴高升靛捐洋三十三元二角四分；一收毛天和靛捐洋三十元零九角九分；共收树木棉花靛捐本洋百二十六元四角二分” 。 “周明锦乐助枫树滩瓦屋半间旱地十五亩九分二厘九毛三丝 ”“张德盛乐助河下旱地二亩三分六厘九毛二丝” 。
根据第一块碑文内容，这座水月庵遭兵燹后由绅董们集议捐资“阅十载始成” ，也就是说光绪二十年的时候，当时吴德辉、王立让、章廷献、葛铭选等人已经以绅董的身份开始集议捐资就旧址新建殿宇的工作，那么这些绅董和水东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为什么要集议捐资修筑这座庙宇呢？这笔资金又是怎么筹集起来的呢？
碑文的作者宁国府知府在碑文中指出“余自守斯郡，颇闻有多事绅董藉端苛派，攘为己有。官府或知或不知，第便私图，并不过问甚矣，吾民之日敝也；至若长官在境，勒索地方供应丰瞻，甚有按户计亩摊捐”,但他对此次重修庙宇的水东绅董们却是赞赏有加：“本方绅董等筹巨款与大工历多年集群力，卒无闻言，而规模廊宽，庙貌轮奂”“愿阖郡之人是则是效”；意思就是说水东的这批绅董靠集群力的方式完成了这座庙宇的修建，知府都感叹“间十载始成，经营勤苦，可想而知” 。尽管有此辛劳，绅董们依然坚持修庙，一来是因为紧挨街市的寺庙为他们提供了祈求家宅安宁、生意兴隆的心理依托，二来绅董们也可以借着捐建过程中出资与费力的多少来彰显他们在水东的地位和权势。
一个小镇修建一座寺庙，写碑记的是奏办院事、翰林院编修、知宁国府事嵩峋，并且碑记中对这些绅董的捐修行为大为赞赏，显然是有目的性的。由他来写这篇碑记并对这一建庙行为进行表扬，实际上是这些绅董和捐建者希望借此得到地方官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彰显他们的合法性，巩固他们在地方上的话语权。
另外，记载捐款和捐物造像的那块碑文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4] 。为这座寺庙捐建的造像中，除了常见的佛教罗汉造像之外，还有“灵官”“营宅”“财神”“招财”“利市”为名的造像。倡议建庙的人，建庙的目的之一本就是为了能够借助神明的力量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巩固和繁荣，而“招财、利市”这样的造像也更加体现了这一批建庙的绅董们商业经营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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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熟悉这些历史的水东老人们的口述，碑文中捐赠者的具体信息逐渐清晰：“吴裕泰”是由泾县人吴报隆开设的一家布店， “致和恒”是由泾县人吴报平开设的杂货店， “德隆仪”是泾县人吴报谦开设的杂货店，这三家吴姓店主是亲兄弟关系；“汪同发”是太平人汪寿余开设的榨油坊；“梅德泰”是泾县迁徙来的梅氏[5]后人梅冬生老人的祖父和伯父辈开设的各类商店的总商号，其伯父梅顺宝开设有杂货店、饭店；伯父梅顺如开设纸行。老人们对“梅德泰”是唏嘘不已，因其当年产业颇大，甚至有半条街都属于梅氏的“梅半街”之说，但晚清时期梅氏后人因沾染鸦片而至家道中落。此外还有，吴济生父子开设的水东“济生堂”药店，他们也是从泾县来的移民；商号“吴天和”为一家纸行店号，其经营者为水东老街组成部分之一的吴家村人；至于碑文中记录的其他一些名号，老人们的记忆就比较模糊了。
笔者统计了碑文中这些捐赠者的捐献金额，其中最多的是：吴裕泰、致和恒、汪同发、梅德泰四家。老人们记忆深刻的恰好正是碑文中所记载捐献金额最多的吴裕泰、致和恒、汪同发、梅德泰，更为特别的是他们四家又恰好都是泾县、太平县迁徙而来的商人家族。
除了这四家最为突出的商人家族以外，根据水东老人们的回忆，水东当时还有个别从湖北迁徙而来的商人家族实力也非常雄厚，其中李少阳老人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商号称“李泰兴” ，旗下开设有酱坊、漕坊、油坊、米店、杂货铺等。 [6]
此外，老人们在提到水东“梅德泰”商号的创办家族泾县梅氏商人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称呼——“梅半街” ，意思是这个来自泾县的梅氏家族曾经拥有半条街的商铺，可见其资本的雄厚和家族力量的庞大。这个家族在鼎盛时期对家里佣人挑水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挑水的扁担不可以换前后方向，前面一桶作为饮食水，后面一桶作为涮洗水，这样讲究的用水要求也只有十分富贵的家族才能提出来，但是晚近以来由于其后代染上鸦片和赌博的恶习，导致家道中落[7] 。而湖北迁徙来的人群以“无业之民” [8]为多数，他们缺少资本实力也缺少经商头脑，同时由于语言习俗上的差异，与宣城的地方官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结盟，因此绝大多数的湖北移民分散于街市周围的各个村落里以农耕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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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泾县、太平县迁徙来的大多是原本在泾县、太平就已是以经商著称的商人家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宣城县的地方官僚系统联系更为密切，一旦有需要支持的时候地方官更愿意站在他们一边。通过民国三十六年发生在水东的一起抢米风潮[9]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对事情责任人的判断明显存在偏向。面对当时饥荒，政府下令在水东组成民食调节委员会进行平籴，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就以水东街市上的商铺为主要对象。办法是对所有余粮进行调查登记，再由粮商逐日供应。
但是湖北籍的移民赵新盛拒绝调查登记，其他经营米粮生意的商户或者杂货铺也有不按令执行的。发生水东乡民抢米事件之后，负责督查此次事务的宣城县第五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却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赵新盛的不合作，认为是他“囤积居奇酿成事故” ，要求对其进行申斥以儆不法。更为诡谲的是，赵新盛本人却是这次抢米风潮中受害最重的一户粮商，他的粮食几乎被抢劫一空，损失最大。除了这一事件以外，赵新盛在水东被泾县、太平等地移民后代称呼为“赵根子” 。在这些老人们的口中，赵新盛原本只是一个住在水东乡下的湖北农民，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水东商人中的一员，是缘于一次来历不明的意外财富，他的姓名也是从他获得那笔财富之后才改的，因此这些老人们的祖辈在谈论赵新盛的时候依然用其本名。无论是处于嫉妒还是不屑，这些泾县、太平县的商人并不十分待见这个湖北籍的新商人。
以往学者对宁国府商业和商人的研究已经指出了泾县、太平两县的商人及其商业行为在宁国府中具有代表性。如范金民指导戴玉撰写的《宁国商人初探》[10] 、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11] 以及李甜关于宁国府商人和商帮等问题的一系列论文[12]等。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宁国商人问题略有述及（具体参见李甜《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13]注释部分）。以上学者对宁国府商人的研究已经呈现从整体向内部转换的视角，在李甜之前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宁国府商人作为整体的综合分析，而李甜强调的是宁国府商人内部的地域划分和宁国府不同地域商人实力的变迁，并且指出泾县、太平商人是宁国商人的主体，尤其是清代以降泾县商人逐渐超过旌德商人成为宁国商人中的执牛耳者，同时泾、太商人一体化的趋向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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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的这批泾县、太平商人也充分体现出这种特点。在水东，太平县迁徙来的“汪同发油坊”的汪寿余和泾县来的“张厚大”商号的张余斋以及泾县来的“梅德泰”商号的梅顺宝三人为结拜的异姓兄弟，在这些商人家族的后代口中还有“泾太不分家”之说。此外，泾县、太平的商人之间还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加强双方的内在联系[14] 。相似的语言习俗和经商传统，让迁居于此的泾县和太平商人形成了移民群体中的一股合力，在新的水东站稳了脚跟。除了强化联系增强了水东泾、太商人的实力之外，这些商人还建立有联系同乡感情帮助同乡人解决问题的会馆。比如在水东老街区域内泾县会馆就有两家，泾太联合会馆有一家，由此亦可见泾县、太平商人在水东的影响力。
通过对这些商号和家族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批泾县、太平来的商人在水东置店经营土产草纸、表芯纸、京广杂货，不仅在水东的商业贸易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经商才干，并且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强有力的团体优势。大宗的纸草贸易需要一批帮助其货物对外运输的劳动力，从而为一批中下层劳动者提供了从事搬运行业的就业机会。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水东有陆上和水上两个运输队，更早的时候称之为箩班；这些搬运工不仅为这些商人运输货物，并且当他们发生纠纷和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向商人们建立的讲理堂等组织寻求公正和帮助。
注释：[1]按：《光绪宣城县志》（1888）中记载“水月庵，东南六十里水东镇，明万历二十九年建，国朝乾隆庚申修，县丞温寻记” ，《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4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117页。[2]此碑现存放于水东镇老街入口处宁东寺大雄宝殿右侧，高约1.6米，宽约0.6米左右。[3]此碑与上一块碑并排放置于水东镇老街入口处宁东寺大雄宝殿右侧，高约1.6米，宽约0.6米左右。[4]按：第二块碑刻《重建水月庵碑记》中刻有“营宅、灵官二尊，吴喜望捐洋三十元”；“财神、金坛二尊，招财、利市二尊，德隆儀、洪广兴捐洋七十元五角” 。[5]按：这里的梅氏商号和梅氏家族与水东稽亭山大梅村（现称稽亭村，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大梅村）的水东梅氏并非同一个宗族，梅冬生老人强调他们祖辈不是水东梅氏而是从泾县移民来的，居住在大梅村且持有水东梅氏善经望干里房族谱的族长梅训安也承认梅德泰一支是从泾县迁徙来的和自己所在的稽亭村梅氏宗族并不是同一个宗族。[6]以上信息由现年80岁的李少阳老人、2016年冬去世的89岁王训文老人、82岁的梅冬生老人提供。[7]按以上信息来源于水东“梅德泰”商号后代梅冬生老人和同为水东最富有的商号之一的“李泰兴”商号后代李少阳老人。[8]“客民禁入皖省宣城示”中称“楚北”客民“其肯远来类多无业之民或遣散勇丁” ，《申报》1875年1月18同治甲戍十二月二八日。[9]关于此次抢米风潮的前后经过及相关处置情况，详见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80号。[10]戴玉：《宁国商人初探》，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1998年；部分收于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又见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590-609页。[11]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12]李甜、陆洋：《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李甜：《明清以降宁国商人会馆的时空分布与组织类别》，《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李甜：《明清时期宁国府旌德县商业发展和社会变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2009年。李甜、陆洋：《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13]李甜、陆洋：《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14]以上信息由现年90岁的张世白老人提供，张老是当年“张厚大”商号的后代，幼年上过私塾长期生活在水东，解放后在宣城县林业局任职。（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