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的身份焦虑( 三 )
某种程度上 ， 近现代伊斯坦布尔衰落 ， 逐渐远离世界历史中心 ， 却为这里的居民争得了两代人的漫长喘息 。 铁幕中苏联封锁了从黑海向东的去路 ， 传统的商路也不再经过这里 。 美国电视剧、饮食和文化的输入取代了旧的帝国遗产 。 共和国重新书写了历史 ， 埋葬掉统治和带领世界的宏大冲动 ， 专注于自己的边界之内——尽管也存在着塞浦路斯危机这个少有的例外 。 在冷战时代缔造的安纳托利亚摇滚 ， 大量借鉴取材于盎格鲁-撒克逊流行音乐 ， 就连巨星们的衣着和发饰也不例外 。 全球化和新帝国一度只用触及人们生活的皮毛 ， 也就不需要每天体会到海量的变化与人潮的冲击 。
如果游客想要寻找休斯笔下那些古典时代历史留下的痕迹 ， 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任何一处角落都是足以大开眼界的 。 但要想寻找土耳其共和国在城市留下的风貌 ， 那最合适的莫过于环绕着城市的那些“一夜社区” 。 在冷战最高峰的年代 ， 从乡下进城的打工者在都市周边给自己搭建了这些棚户区 ， 它们随后变成一簇簇自治的社区 ， 混住着工人的老乡、激进的阿列维派革命者、精于计算的小商人、平步青云的建筑商和其他三教九流 。
在各类谍战电影的演绎之外 ， 冷战中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如帕慕克所说的那样单调 。 也正是这种单调 ， 让土耳其的现代历史呈现为共和国体制下的左右斗争 ， 以及土耳其化政策和拒绝土耳其化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剧烈冲突 。 1970年代的斗争呈现的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色彩：激进左派试图建立公社 ， 激进右派则持械上街 。 这些斗争又和平静西化竞争上游的中产阶级生活同步进行着 。 一面是纯粹的激进 ， 另一面是朴实的平庸 ， 这两种特质同时在土耳其当代的智识阶层中体现出来 ， 就像土耳其近现代诗歌巨人中 ， 一边是虔诚的共产党员纳泽姆·希克梅特（NizamHikmet） ， 另一边是书写平民生活赞美每日天气的奥尔汗·维利（OrhanVeli） 。 他们身上现代主义的美学共性很容易就盖过了两人政治光谱上的距离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并没有捕捉到伊斯坦布尔长久以来的焦虑 。 这种焦虑在冷战结束后的短暂时光里暂时被埋葬或是压抑了 。 冷战的结束和铁幕在高加索的崩溃 ， 给帝国复兴的梦想带来了新机会 。 也让对这座城市居民们格外陌生的帝国历史再次出现在生活中 。 当许多人寻找帝国荣光的时候 ， 另一些人则陷入了严重的焦虑——远离帝国野心的安逸日子要到头了 ， 和世界连接的不确定性 ， 随着勃勃的雄心回来了 。
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尤其是在它的居民们又厌倦帝国又怀念帝国的时刻？贝塔尼·休斯的尝试恐怕并不算是成功 ， 但就算如此 ， 它也以历史的庞然大物碾压而来 ， 让人窒息 。 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体会为何人们会拒绝让自身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 又如何无法避免帝国的诱惑 。 这两端就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一样 ， 碾压着人又席卷着人 ， 在伊斯坦布尔 ， 屠杀和惨剧永远在帝国野心和自保的悲情之间循环 ， 今天也毫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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