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剑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二 )


第一类是銎柄式曲刃剑,剑刃的两侧弧曲,剑身中部有凸起的圆柱形剑脊,后接銎式柄,銎内还可以装一段短柄。第二类是短茎式曲刃剑,剑身两刃弧曲,弧度较銎柄式曲刃剑更大,剑身中部凸起圆柱形脊,而且带有血槽,后接短茎,也被人们称为“琵琶剑”。
第三类是匕首式曲刃剑,匕首式曲刃剑是由銎柄曲刃剑或短茎曲刃剑与北方胡剑相结合的产物。其剑身与剑柄是连铸形制,剑身多与短茎曲刃剑相似,少部分与銎柄曲刃剑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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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巴蜀派系
巴蜀派系的青铜剑主要分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西至四川西部高原,向西南至云贵高原以及四川西南山地。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水文地貌,巴蜀地区的人们没有使用战车作战而是采用短剑作为兵器,不但携带方便而且擅长贴身近战。
巴蜀派系的青铜剑形似柳叶,也被人们称之为柳叶剑。其特点是剑身长度在30-45cm较多,装饰极具特色,纹饰极为丰富。其剑身基部常铸刻有象形的图纹,有单个符号,也有多种组合而成的图案,这些复杂的纹饰,不仅仅是器型的美饰,还有可能代表了一些特殊的含义。
其五西南夷派系
西南夷派系的青铜剑主要活动于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等地区,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南夷各族聚居和迁徙较为频繁,因此经考古发现西南夷发掘的青铜剑形制也较为丰富。最为出名当是滇式短剑,其特点和巴蜀短剑类似。它是剑身也常饰有精美、富于民族气息的花纹,或存于剑柄、或布于剑身。
其装饰手法包括有线刻、浮雕、镶嵌、圆雕、镂孔等。但部分滇式短剑的表面呈银白色和灰褐色,经检测其表层含有高锡层,锡含量高达48%-64.37%,次特点属滇人的特色工艺。
其六百越派系
早在东周时期,吴越铜剑和中原列国铜剑相融合,形成了古铜剑的中原系统。中原系统又向南传播,进入福建、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但这些地区还流行着一种较为独特的青铜剑,我们称之为“百越之剑”。其形状主要是扁茎铜短剑,早期剑身呈柳叶形,扁茎、斜肩,茎部一般有穿孔,或无穿孔而有凹缺。装柄方式是在茎部夹装木条,通过穿孔钉固,或以茎侧之凹缺缚绳系紧。
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广东及湖南地区出现了一类扁茎铜短剑。形制与早期扁茎式剑有所区别:扁茎,多为折肩,少数斜肩;茎部多有一个穿孔,或无穿孔而有凹缺;剑脊部分常显著凸起,剑身截面略呈“十”字形,这就是战国百越剑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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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其一相剑理论的兴起
相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观察器身的外表,鉴别剑器的优劣和真伪。相剑在当时可以形成一门专门的行业,与当时的社会上层盛行的佩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出入豪门贵院,专门为权贵们鉴别宝器。而古书记载中的薛烛、曾从子等人,则是春秋战国相剑家中的典型。
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剑大师,均具备丰富的相剑理论和深厚的造剑知识。《淮南子》记载:“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其说的在秦国有一位较薛烛水的人,只要见到剑身上指甲盖那么大的地方,就能鉴别出剑的锋利与否。
作为剑文化的文化延伸,“慧眼独具”的相剑师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这种相剑文化的产生,不仅是春秋战国剑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还为后世人们对宝器的识别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其二佩剑之风的盛行
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剑不仅被大量运用于战争,而且更广泛地用作平常的佩饰,佩剑风气盛极一时。贵族带剑除防身护体之外,又有了佩饰的作用。而士族阶层不甘于平庸的社会地位,他们游走于社会上层,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标识。来过滤掉他们的卑微,寄托他们的超于世俗的精神,他们选择了佩剑来作为这么一种标识。所以佩剑的文化内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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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赠剑文化
佩剑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权利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到后来人们将做工精美的剑器作为礼物或当作以一种手段,使得剑又拥有了另一种功能“赠剑礼俗”。通过一些古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赠剑的典故,伍子胥以剑谢渔夫救命之恩,国君勾践送说客子贡以剑为礼物。越国战败送吴王宝剑以求保全,可见剑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之高,说明赠剑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礼俗的一部分。
总结剑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史中的一个分支,它与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是相互渗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考虑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整体和局部统一起来研究,有助于剑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整理和继承发扬。
顺沿着历史文化的链条,翻检着几乎与中华民族走过同样久远岁月的百兵之君——剑,没有哪样兵器能与剑所产生的影响相提并论。它伴随着中国武术文化历经几千年,它所负载的文化内涵,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展现出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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