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评论|宣城社会经济文化由昌盛至断崖式衰落原因分析】_原题是：宣城社会经济文化由昌盛至断崖式衰落原因分析
陆再奇
第749期
宣城，古称“爰陵” ，先秦时期即为楚国在江南的贸易性城市。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此置丹阳郡，辖区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毗邻区域5.7万平方公里，今江苏南京是其管辖的一个边缘县。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建都今江苏南京，宣城为近畿要城， “风流朝贵”都想来宣城当官。公元752年，宣城辖区人口88.5万，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公元1166年，南宋孝宗皇帝因潜邸宣州，赐名宁国府。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视宣城为“兴王之地” ，先后16次减免赋税。清康熙间，人们常将皖南重镇宣城和皖北重镇合肥相提并论，并称“南宣北合” ，一直流传至今。
然而，由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战争，不仅给境内带来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文化体系发生断层，直接影响了境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走向。
据相关史料保守统计：咸丰元年（1851）今宣城市七个县市区总人口约306.9万，同治十年（1871）总人口只有20.8万，损失286.1万（注：人口损失包括统计时逃难尚末回归人员）。从湘军统帅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乔松年以及当今学者研究成果来分析，清咸同战争虽然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今宣城市境内损失最惨。具体体现在：

一、农业经济遭受毁灭性破坏

土地是农业生产之母，是增加粮食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生存之根本。太平天国战争前，境内的耕地历经康熙、雍正时期的垦辟已近饱和。世家大家的庄园遍布城乡，良田数千顷、山场数十里比比皆是。太平军与清军在境内长期残酷的战争，以及衍生而频发的饥馑、瘟疫等天灾人祸，不仅直接导致了参战人口和百姓的大量伤亡，而且生产、生活设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荆榛遍野，耕地面积急剧下降。
沈葆桢《皖南垦荒未便克期从事折》载：“自经发逆乱后，旧日河渠半多堙废。河道处处淤浅，甚者竟成平陆。潦则溢，旱则枯，旸雨偶衍，补救无所施。 ”《论近日田河情形》载：“皖南各县几乎十田九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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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会同安徽巡抚乔松年等“查明皖省各州县应征钱粮、杂税，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 。经过一番调查，曾国藩他在上报的《豁免皖省钱漕粮折》奏折中称:“臣等复安徽全省，贼扰殆遍，创巨痛深。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据查核，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最重者也。 ”为了“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 ，曾国藩将安徽境内所辖57个州县依受灾程度划分为最重、较重、次重、稍次四个等级，其中受灾最重的十一个州县分别是绩溪、宁国、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泾县、青阳、石埭、广德、建平，也就是说境内所辖的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宁国、绩溪、旌德均为受害最严重的州县。
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其《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也认为“兵燹之后，各省之中以皖南荒田为最多，其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 。
战后清政府虽然采取措施积极招垦，但是恢复异常缓慢，经过40年的恢复，光绪三十年（1904）左右，境内的土地垦殖率仍只有4%左右，低于安徽全省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

二、商品经济遭受毁灭性摧残

明嘉靖、万历年间诞生的宁国府商帮（又称“宣州商帮”），与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的徽州府商帮，史上并称“徽宁商帮” 。关于宁国府商帮在明清商界的地位，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外祖父朱锦琮在其《治经堂诗集》这样描述：“当今之时，惟山右独擅其能，次则徽宁之休、歙、泾、旌。其地皆鲜山泽土壤之利，不得不出而为商，而又累世相承，其居奇之货、兼并之利、权子母之术，有非寻常意计所能及者。虽其地无所出，而合四方之财归于其地。故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之富甲江南，然则人可以奋然起矣。 ”文中将宁国府之泾县、旌德和徽州府之休宁、歙县四县商人作为皖南商人的核心群体，与富可敌国的晋商相提并论，称雄华夏。
然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宁国府商帮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具体体现在：
（1）太平天国初期，规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 ，禁止私营工商业，所到之处，肆意搜刮富民商户。
（2）宁国府商人经营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最严重的地区，十数年持续不断的战事，宁国府商人在这些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中止。
（3）连年战火之后，瘟疫、天荒往往随之而来，不仅人口锐减，而且经商人员也大量伤亡。如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五《人物?流寓》所载太平天国殉难的流寓者，即有在扬州经商的江洪作、刘某、刘泮元、任锦祥、吕长祥等五位旌德人。
（4）宁国府商人不仅遭受清政府、湘军、太平军的三重掠夺，而且还要持续不断地为地方团练与地方驻军捐资助饷。如咸丰三年（1853）四月，清廷颁布的办团上谕中明确规定“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 ，同年，督办安徽团练钦差大臣吕贤基、周天爵发布的团练章程，明确规定办团经费以地方捐输、摊派为主。如此，境内办团经费及军备饷需的筹集任务毫无疑问由宁国府商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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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国府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主动为地方团练和清兵毁家纾难，如：咸同年间，泾县济阳查、水东翟、顷田李、老滩舒、雁门文、扶风万、南冲张、龙图包、厚岸王和太平新丰王及孙、邵、谢等二十七姓经商大户，组建泾太二十七姓团练对抗太平军，仅查守诚帮办团练，即捐饷银二千两，练费五千缗。
宁国府商人的财货物资和商业资本被战争化为流水，商帮经济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走向衰败。影响所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商人筹建会馆捐输方式的变化，太平天国战乱前那种动辄捐资数百金的豪举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抽捐。

三、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摧残

唐宋及其后，宣城境内形成了许多世家，如宣城梅氏、施氏、沈氏、吴氏、胡氏、贡氏、唐氏，郎溪岑氏，广德范氏、钱氏、许氏、濮阳氏、戈氏、步氏、巫氏，宁国虞氏、奚氏、吴氏，泾县查氏、吴氏，绩溪胡氏、葛氏，旌德吕氏、江氏等。这些世家大族大多聚族而居，一村之中，均为同姓同族， “安土乐一也，爱亲敬长二也，昭穆有序三也，外侮不入四也，有无相通五也，奇邪不染六也” ，社会财富也大多沉淀于聚族而居的乡村，城内富豪反而相对较少， “盖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乡村” 。不似其他地方，人口、财富多集聚城市，太平军攻占不了城池就无法生存。
而在皖南，太平军不用攻占城市，便可随意获取兵源和财富，可以长期居住，世家大族在劫难逃。战争使得境内的世家大族不仅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或家资巨万而囊无一文，或积粟万钟而身无一粒”“故家大族流亡迁徙，靡有孑遗” ，而且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 “或病死或忧死，不可胜数，转瞬几成绝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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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钱文选《诵芬堂文稿》载：其家族位于广德北乡，道光年间全族三百余人，（太平天国）战后仅存三人，几于全族灭绝。广德《范氏族谱》载，其家族明清两代跻身仕林、食俸受禄者八十多人。咸丰同治间，兵匪犯境，肆行杀掠，仅逃肇相一丁，汉离远避，幸未遭劫。 “等寇平归来时，村业无主，已归官售他人。 ”旌德金鳌江氏，咸丰六年造册时统计该族人口达八万余人，在外做官、经商者尚未计入。太平天国战后，仅余千人。泾县查济为查姓聚居地，潘锡恩称“查氏吾泾巨族也，比闾绵列数十里” ，家乘也载“人丁数万” 。《查氏支谱》载:“咸丰癸丑年（1853）二月二十七日，粤匪弥漫面来，蹂躏不堪” ，族人死伤惨重，元气大伤。境内的宣城梅氏、郎溪岑氏等世家大族更是如此，转瞬间几成绝户，从此一蹶难振。

四、文化事业遭受毁灭性损毁

晋唐以来，宣城素号文薮，名人辈出。清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义之邦，推宣城为最” ，出生于浙江的徽州人黄宾虹认为“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 。
太平天国为了树立上帝教在精神信仰领域的统治地位，不惜对传统文化粗暴抑制，所到之处往往都捣毁孔子牌位，焚毁学宫，对传统宗教习俗故意破坏。《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章《教务细节》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寺院均遭破坏，寺庙珍宝抢劫一空，佛教、道教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僧侣们也无影无踪了。太平军在境内建立政权后，宣布不承认清朝生监资格，并另行组织自己的科举考试，境内“至是实学渐稀，文采渐落，科第亦渐不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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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江苏丹徒举人陈克劬受侍郎龚自宏之邀，协助视学安徽，在其著《萍蓬类稿?皖游纪略》载：“宁国旧称文物之邦，自兵燹后，考童几不满额数，试卷要观者亦甚寥寥。 ”与破败不堪的宁国府相比，徽州府“徽歙同城，而府城包括县城之内，试院又在府城之内，肩舆越两城始达，一路颇觇繁富气象。 ”尤其是徽州府内较少受到太平军与清军蹂躏的祁门、婺源二县，更让来自科举强省江苏的陈克劬刮目相看：“徽郡文风以祁门、婺源为胜，而婺源尤有根柢，其佳处为吾省所不及，山川灵秀所钟于兹，信矣。 ”陈克劬的观察与当时安徽学政祁世长的统计相符，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京报全录》载：徽州府“惟婺源一县文童五千人，其余亦只有数百人、百余人不等” 。在徽州府内部，婺源县又明显好于其他县份。
与此类似的是，宁国府应试文童只有区区千余人，其中泾县一县即有五百余人。同治《宁国县志?学校志》：“兵难后，应试文武童生皆不满额” 。光绪《广德州志?艺文志》文翰《垦荒客民附籍与考文卷》载：据该州绅董、前直隶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等联名具禀，以州境向来考试文童千有余人，兵燹以来廖廖无几，庠序难期兴起，民风无自转移。不仅如此，境内的学校、文物、典籍焚毁殆尽，洋川“毓文书院”等众多书院也在战火中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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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地方团练经常将宗祠、寺庙等大型建筑作为指挥所或驻地，在战争中这类建筑往往也被烧毁。旌德县旌阳城一仕宦作《贼遁后初入城?归家述怀》云：“予家累代皆有撰著，藏之满箧，时值烽烟几度，大半凋残，归家阅视，有感于中，信口吟成，泪随笔下，能勿凄然？”又其辞曰：“旌阳城破又粱安，贼势如潮涌石滩。家世遗书多散佚，名山大业尽凋残。讵知今日为身累，怅未当初付枣刊。检点馀编不满箧，留传手泽宝同看。 ”黄宾虹在给友人曹一尘信中也不得不承认“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 ”“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 ”千百年来，积聚下来的社会财富、文化遗产几乎荡然无存。
战后，移居境内的多是“一担箩筐下江南”的今河南、湖北、湖南以及安庆府、庐州府等地的垦荒农民，其次是裁撤的湘军和遣散的太平军，也有为数极少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官宦，随着这些移民的到来，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也移居境内，为宣城经济社会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对宣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