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古国的复兴惨剧重生的古老文明渴望着本该属

1844年，重生的古老文明渴望着本该属于它的领土与人民。
1844年，希腊首相约安尼斯·科莱提斯在宪法制定议会上慷慨陈词，宣称眼下的首都雅典只是国家的「两个中心」之一，东方还有许多属于希腊民族的土地，尤其是古老而光辉的君士坦丁堡，等待着希腊的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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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安尼斯·科莱提斯
作为建国十余年、人口仅七十几万的新兴小国，希腊王国竟胸怀此等彻底颠覆奥斯曼帝国的「伟大理想」（MegáliIdéa），可谓气吞山河。
在建国者们看来，现代希腊肩负着古老文明崛起复兴的重任，是亚历山大大帝等古代雄主的继承者。如今的希腊虽然贫弱不堪，而且普通人民德行不堪，怎么看都跟传说中勇武智慧的古希腊人没什么关系，但希腊民族的统一与复兴仍是必须坚守奋斗的终极事业。
随后八十年里，希腊为轰轰烈烈的复地运动倾注了无数资源，只为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希腊民族从何而来
公元前2世纪被罗马共和国征服后，希腊地区两千年间先后处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诸帝国统治下。
18、19世纪，希腊知识分子开始发动联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徒，企图建立一个讲希腊语、属于希腊人的民族国家。
之所以「希腊人」会等同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是因为帝国长期以来对各个宗教信仰的族群采取区别治理，其中东正教徒由最高宗教领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负责管理，以希腊语为国家通用语言，教会也始终掌握在希腊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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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的天主教徒、穆斯林长期称东正教徒为「东方希腊人」， 20世纪后塞尔维亚人仍因为信仰东正教而被如此称呼
长此以往，希腊语便成为了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通用语言，巴尔干各民族语言则被视为粗俗野蛮而遭排斥， 15世纪全塞尔维亚大教长拉斐尔一世甚至因为不会讲希腊语而受轻视。
希腊人因此在帝国政经各领域颇有建树， 18世纪希腊商人团体已经成为帝国境内举足轻重的经济势力，还有不少希腊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利用影响力和财富大办希腊语学校，还派出不少子弟去欧洲国家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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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古国的复兴惨剧】·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围绕着牧首居住在法纳尔区，形成了一个脱离巴尔干的法纳尔人社群
见识过西欧的市民社会，这些海外侨民对奥斯曼统治自然缺乏好感，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又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武器。
启蒙主义后的浪漫主义思潮，触发了一场全欧洲的希腊崇拜，对希腊古典时代的理想化描述尤其令欧洲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核心的古典学教育普及全欧洲，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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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希腊人歌德在晚年呼吁：「让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希腊人！让我们都是希腊人！」他的作品《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对于德国人的希腊想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开启了文学史家们所谓「魏玛古典主义」时代
「希腊热」潮流中，知识界自然地将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南部，与历史上的辉煌文明联系起来。
西欧的希腊侨民社群很快便产生了思想家和革命者，一面向希腊本土输入革命理论，一面则借助欧洲的「希腊热」与民族主义潮流，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他们颠覆奥斯曼统治的希腊建国理想。
现代意义上的「希腊民族」，便这样被海外希侨建构了出来，以希腊语和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特征，覆盖巴尔干地区的所有东正教徒，无视其中各个族群的巨大差异。
希侨知识分子各显其能，如里加斯效法法国大革命语言写出「希腊共和国国体纲要」，弃医从文的科莱斯则将古典时代希腊先贤的著作翻译成「希腊白话文」，通过这些方式宣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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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里加斯（RigasFeraios），后因传播革命思想，被维也纳的奥地利政府逮捕后交给奥斯曼当局，在贝尔格拉德被处决；右为科莱斯（AdamantiosKorais），终老巴黎
他们纸上革命、地图开疆的行为，不久便在巴尔干酿成巨变。
一个国家的诞生
1821年，趁着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纷争，俄国希腊侨民的政治团体「友谊社」渡过多瑙河，掀起了一场旨在颠覆巴尔干统治秩序的起义。
起义的主战场并不在后来的希腊境内，而是在今天的罗马尼亚——这里靠近俄国，便于接受境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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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社领袖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1792-1828）穿越普卢斯河进入多瑙河诸国，伊普斯兰提斯是俄军军官，家族原是苏丹重用的法纳尔人，一度出任巴尔干王公，在俄土战争中叛逃。友谊社自身的武装力量十分弱小，主要是志愿学生
革命在这里并未生根，而是在巴尔干半岛最南端得以展开——友谊社的领导人空降伯罗奔尼撒，被不知底细的本地土豪拥护为「亲王」，后来又因为俄国援助而被他们弃如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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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帕特雷市的革命宣言石碑
不过，局面毕竟已经打开， 1828年希腊独立运动取得突破性胜利，共和国在英法俄三国干涉下独立。
担任首任国家元首的，是从俄国归来的希腊侨民。
外来的领导人与本地土豪相处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同类人——希腊外侨以商人和知识分子为主，而希腊本地则主要是农牧业人口，以氏族组织归属于不同的贵族和军事领袖。
这些所谓的地方土豪，很多都曾是到处抢劫的山贼土匪，在奥斯曼治下长期摇摆于招安与作乱之间。而孕育了新政权的海外希腊侨民富商，则仍然把资产留在海外，革命成功后极少有人移居或投资国内，反而是巴尔干地区的希腊贫民蜂拥而来。
土豪和侨民的冲突很快表面化，有伯罗奔尼撒贵族公开质问，对战争贡献最大的「难道是那些从海外回到希腊、根本没有家乡的人」？还有人当面斥责外侨革命者：「我们对你不抱任何期待——你甚至连一颗可以上吊的树都没有。」
这种环境下，希腊的新领导人尴尬地意识到，如果搞民主，政权注定会落入本地土豪手中。自己要维持低位，就必须建立一个集权政府。希腊的民族精英们开始期待一位压得住场面的西方贵族来做希腊国王。
首任总统在本土政争中遭刺杀身亡后，巴伐利亚的奥托王子乘坐英国军舰来到爱琴海，就任希腊首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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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王子画像，在他之前另一位德意志王子拒绝了就任希腊国王的邀请
与此同时，希腊的国际形象却开始剧烈滑坡——欧洲人曾经想象的希腊有多辉煌，现实中的这个巴尔干新国家就有多令人失望。
为希腊独立战争献身的拜伦，首次接触到希腊人时，心目中伟大古文明的形象立时崩塌：「像茨冈人（即吉普赛人）一样大呼小叫、比比划划、抽烟、吃东西、打牌，与野蛮人别无二致。」
失望之下，有奥地利古典学家宣传，大多数希腊人其实都是斯拉夫人，纯粹的古希腊血统已经不复存在。
希腊的民风民俗尤其与古希腊祖先的形象相差甚远，将山贼土匪歌颂为抵抗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以至于当时欧洲出版的希腊民歌就被称作「山匪之歌」，因为主要内容都是在歌颂这些不法分子、绿林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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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希腊山匪，为他们拍照的摄影师也是绑来的
1870年，这些山匪终于抢到了欧洲人头上，三名英国人、一名意大利人惨遭撕票。血案引起轩然大波，《泰晤士报》愤然评论道：
正是在这个希腊，这个我们一手让其独立，提供保护，并且赋予其一个王室，还赠予其一大片不错的领土的国度，三个英国公民，包括一个公使秘书，惨死在离首都仅仅几里路的范围内！
曾经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激起西方人无限好感的希腊民族，如今竟成了野蛮残忍的强盗之国。
为了捍卫希腊文明的荣光，实现希腊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希腊精英们开始了艰巨的民族建设。
民族建构的战场
希腊王国的知识分子们制造了大量民族主义的舆论宣传与学术研究，论证古希腊、拜占庭、奥斯曼统治下的东正教会、以及今天的希腊王国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力图证明：希腊文明自古以来从未断绝，民族血脉始终如一。
民族史观下，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希腊帝国，被野蛮的突厥人征服后，希腊人仍然始终团结在东正教会下，从未承认过苏丹的统治。
这种民族叙述中，东正教信仰越发成为「希腊民族」的核心，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抵制伊斯兰化、遏制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保证了希腊文明的纯洁与传统。
希腊民族主义者们还臆想了历史上反抗奥斯曼同化政策的东正教「秘密学校」，将其颂赞为希腊文明的保存者。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从未禁止过希腊语教育和东正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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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塑民族历史，希腊官方还着力「净化」希腊语言，强力推行用古希腊词汇替换外族词语，追求让普通民众都能说出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语。
官方还把各种非希腊语的地名替换为攀附的古典地名，令希腊史研究者尤其头疼。
最受人诟病的山匪问题则难以根治，山区的贫困问题和人口就业既无法解决，官方只能将匪徒编为非正规军，潜入敌境破坏，为他们犯下的残忍罪行笼罩上一层民族大义。
然而，希腊「收复君士坦丁堡故土」的宏大民族建构，却很快在周边地区遇到了强劲的同类对手，而且其背后的支持者正是希腊独立的早期后台——充当东正教保护者的俄国沙皇。
时过境迁，希腊建国于巴尔干最南端，大英帝国海军近在咫尺，俄国的陆军却在千里之外。真正能控制希腊的，是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现状的英国，而不是企图瓜分的俄罗斯。
为了保护奥斯曼，英法与沙俄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导致希腊亲俄派的奥托国王被废，丹麦王子乔治一世成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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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受挫后的俄罗斯，改变了在巴尔干的策略，不再把工夫浪费在希腊的东正教徒身上，而全力策动斯拉夫各族人民独立，结果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相继独立，并分别发明出各自的民族神话，前者溯源至罗马帝国时代的达契亚人，后者则追认亚洲游牧民族保加尔人为祖先，二者都承认自己是斯拉夫兄弟。
这些希腊视为故土地区的民族兄弟，一个个如此另起炉灶，希腊复兴的梦想一时间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尤其是早期的希腊独立领袖多数来自巴尔干北部，如今他们的东正教徒乡民却彻底抛弃了「希腊祖先」，仅仅一两代人就变成了斯拉夫人。
19世纪末，泛斯拉夫主义已经成为了威胁伟大理想的可怕对手。保加利亚领土的快速扩张，更大大减少了希腊人可供光复的土地。
各方开始了无声的教育战争，在各自控制下的公立教育中普及「本民族语言」，向儿童灌输民族认同，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个国民。
保加利亚语学校和希腊语学校之间的争夺，到20世纪时分出了胜负：希腊语战线陷于停滞，而保加利亚语的学校和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因为当地农民的语言本来就更接近保语，儿童学习起来要比精心设计的希腊语容易得多。
不过，希腊收复故土的「伟大理想」，最终还是要在更现实的战场上经受考验。
大希腊的破灭
19世纪末，希腊人已经不得不两面作战：一方面要继续解放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土地，另一面则要防止保加利亚人占领北方的马其顿。
由于希腊正规军在英国压制下难以参战，职业土匪和失业人口组成的非正规军便被遣至一线，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始终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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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巴尔干其他新生民族国家的战斗中，希腊人「创造」了新的民族英雄：陆军中尉保罗·麦拉斯（PavlosMelas），为夺取马其顿首先与保加利亚军队作战，后脱离军队，以希腊人熟悉的山贼土匪形式与土耳其作战并光荣牺牲
为了向北方和东方推进，解放当地的希腊人民，希腊还试图输出革命，支援各地的希腊人起义，收容被驱逐回国的侨胞。对这个贫穷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北方边界的紧张局面，导致自由放牧不再可能，原有的山地游牧生态随之崩溃，大量牧民不得不进入平原谋生，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紧张。
希腊还背负了巨额的国际债务和财政赤字，因为小农精英的葡萄干与烟草出口实在承受不起军事行动的消耗。一战后，外债利息一度达到全年财政收入的40% 。
困难的生活让大量希腊人移民海外，新大陆是他们的首选地， 1900年到1930年间，有50多万希腊人移民美国。
不过，希腊的「伟大理想」似乎也不是毫无实现的机会，尤其是一战后奥斯曼帝国一败涂地，希腊军队便登陆士麦那，企图瓜分宿敌，收复「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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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一战后与协约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是希腊距离「伟大理想」最近的时刻
为表现决战的决心，当时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亲赴士麦那前线，委任首相全权指挥，在后勤不足的情况下向安卡拉进军。
不幸的是，他们的进攻被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击溃，一年后整个希腊军队都被赶下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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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军队夺取士麦那后在城内大肆洗劫杀戮并燃起大火，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人也遭到了暴力对待，被西方舆论抨击为种族清洗（Greekgenocide）
这场复兴君主授意的伟大战争，最终一败涂地，将爱琴海对岸的希腊人也推入了绝境，最终双方签订条约互相置换人口，人口不足500万的希腊迎来了超过100万归国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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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复兴理想破灭后的希腊，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紊乱与动荡。
战败后，深感受骗上当的前线军官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清算发动战争的高层政客，康斯坦丁国王流亡海外客死他乡，首相等六人被军政府处决。
军队干涉政治，从此成为希腊的常态。
在战后乱局与难民潮中茁长成长的希腊共产党，则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支持希腊北方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独立事业，被希腊民族主义者视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一代人之后，他们之间将爆发翻天覆地的内战。

希腊：文明古国的复兴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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