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说家乡话吗？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 四 ) 南宁白话|语言变体|代际传承|上古汉语|

　　1956年起推行的以北京话为底本的普通话无疑对破解基本交际障碍、促进人员流动、加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方言的发展产生着冲击，学校成为推普的重要阵地。

　　在钱乃荣印象中， 1970年代，普通话在上海已快速普及。他的女儿是1976年生人，在学校上课时讲普通话，课外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两种语言都能讲得很标准。但这种普通话和方言和谐共处的局面在上海只持续到1980年代末。 1992年起，上海市硬性规定所有中小学生课下不允许讲上海话。一些上海话主持的电台、电视节目被要求停掉，上海话的传承出现危机。

　　这一规定在上海实行长达十余年之久，钱乃荣说，这造成了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小学入学后没有学习和运用上海话的环境，同龄人之间难以用上海话交流。到2000年，钱乃荣在上海大学开设一门《上海方言和民俗文化课》的全校选修课，每次期末考试都有一道写出上海新流行语的题目。最初几年，有学生一张考卷上能写出80多个，比如说2000年初在上海流行的“有腔调”、“粢饭糕(借指又痴又烦又搞，作的女生)”“少女系男生”等。钱乃荣还将这些流行语结集出版成《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但到了2004年左右，考卷上只能是钱乃荣举例，学生来解释，让学生自己写则一个都写不出， “这意味着从85后的孩子开始，上海话传承出现了断层” 。

　　根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通过对该市7所学校21个小学班级、24个初中班级中小学生的调查，上海本地学生中只有60%左右能完全听懂和基本会说上海话。在苏州担任幼师的陆英在2008~2009年对2000多名5~13岁苏州儿童开展调查，祖辈、中间辈、小孩辈三代人家庭中能熟练、较自然使用吴语的百分比为：96%、92.8%、65.6% ，方言掌握度在小孩辈和中间辈之间大幅下滑。按照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代际传承脱节及断裂是语言濒危的明确信号。

　　即便没有强制性的干预，人们使用方言的场合也已越来越少。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宁是广西南宁人，是一名80后。自小在学校乃至和父母交谈的场合中，她都更倾向于说一口并不算标准、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只有在社区和小伙伴玩耍时，她才会考虑说和广州话接近，被称为“南宁白话”的当地粤方言。

　　这样的现象在各地蔓延和延续。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陈燕玲等2010~2011年曾对泉州城乡中小学生使用方言情况做过调查，城市学生中使用方言为主的占比仅为24% ，而以使用普通话为主占比高达76%；同龄人交谈用方言的城市学生只有9% ，两者兼用的只有5% ， 86%的人只用普通话交际。王莉宁将这视为人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即往更大的地方去，说更大区域的通用语言。王莉宁说，现在在南宁生活的中产阶级父母，也很少再用家乡话去教自己的下一代，在更大的城市更是如此，这样迭代式的变化意味着方言在下一代传承过程中直接消失。王莉宁说，方言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剧变才是目前方言学家最担心的现象，这意味着连抢救、记录的时间都没有。

　　侵袭弱势方言的主体不仅是普通话。在方言形成过程中，说A方言的人群进入B方言人群的领地聚居，进而被使用B方言人群包围起来，这样的语言生态称为方言岛。

　　2016年，王莉宁带领学生对浙江金华婺城区塔石乡金牛山村的客家话开展调查，调查者要优先寻找60岁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男性发音人，通过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韵书判断其发音后，再用国际音标将发音记录下来。选择这类发音人的原因在于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语音较纯正，受普通话影响较少，男性则意味着多为当地出生且长期未离开当地。金牛山村的客家人自先祖起从福建上杭一代迁来，在籍人口118人，常住人口仅20人左右，中老年为主，他们目前的社会交际用语已逐渐转向了周边的吴语，孙辈随父母在金华居住，从小习得普通话，甚至连当地的金华话也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