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盛世中的“互助基金”：南宋“义约”百年，寒士的求学福音其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广纳民

科举自隋唐兴起，其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广纳民间的人才，让民间百姓、寒门子弟有着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方式。可古代不比如今，有着流程简便的“应试”步骤以及快速的交通方式。如在宋代科举中，学子需要经过“发解试” ，再到“省试” ，最后才是“殿试” 。看似只有三个等级，但在实际上，学子为了考试和求学，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奔波的路途极为漫长，并且随之一起存在的是“高额”的消费。
但面对民间寒士的“求学”之路，宋代又要比唐代科举开明得多，不论是范仲淹的庆历兴学，还是王安石的三舍法，都在大力使用朝廷金钱补贴民间学子的吃宿、书墨、交通等费用。这种官方扶持的风尚掀起了宋代平民子弟的“科举热” ，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科举体系，到了南宋，除了官方进行“经费”补贴外，南方学子们自觉组成了各种形式的“学霸同盟会” ，目的是为了交流学术，也是作为“经济互助”的重要组织，史称为“义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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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基金”：南宋“义约”的兴起
在现代，各类以“经济援助”、“经济扶持”为主的慈善组织大多都被冠以“基金”的名称，而与扶持教育有关的又被称为“助学基金” 。远在八百年前的南宋，于宋孝宗时代，其实也早已出现一种专门扶持寒门学子致力科举的“经济援助组织” ，它是宋代的“科举基金” ，源于宋代著名理学家“谢谔” 。
谢谔是江西人，而南宋时的江西并不富庶，虽然朝廷有着专项的“教育拨款” ，可面对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终究难以覆盖所有寒门学子。因此谢谔带头建立了“义约”这一组织，目的就是为了在一批批江西成功考取功名的学子中，让他们不忘走出来的艰难，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同乡学弟”一把，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由此可见，义约可以说是朝廷“教育津贴”在地方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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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江西谢谔所推行的这种“民间互助组织”被其他江西地方州县相继模仿，江西寒门学子开始抱团发展。在这个期间，科举学生们除了寻求“经济”上的庇护，还逐渐延伸出了“学习交流”、“文化交流”、“共立志向”的积极行为，可以说，义约因为群体组成皆是“高端文化份子” ，已经展露了重要的性质。
在后来，任职过江西和湖南的南宋官员廖谦学习“义约”之法，倡导地方学子学习这种“组织”方式“绍熙年中，邦人廖谦乃取清江之成约行之，进士徐经实其事” 。廖谦的大力推行，才是“义约”在湘赣地区，乃至后来流传到福建、浙江等地的根本原因，彼时“自是累举不废，愿与约者益众，士之贫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阳、常宁各县有之” 。而浙江的新昌当时著有《新昌义约序》，序言中所述：“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早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无虑，是义约矣” 。
重商的浙江地区更倾向于把义约的实用性挑明阐述，进入义约的优秀学子每人凑一个份子钱，这笔公共的“基金” ，有义务帮助每一个在科举求学中有困难的学子， “预储”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没有现代“基金”还具备的“投资”属性，义约的功能和公信力皆为当时民间组织的上乘，成为南宋民间学子群体的重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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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约从经济互助拓展为到文化圈子
“义约”一词，其“义”包含的意义不仅是同乡学子们之间在微末之时以“金钱”或者“能力”互相帮衬的“江湖之义” ，随着文人主体的深化，这种“义”还演变成了以“诗词歌赋”、“学术思想”而聚众的“文化圈子” ，有着“文化俱乐部”的特色。
首先有“志向”集合的义约组织，南宋时王义山写有《甲科义约序》，所谓甲科，就是第一等的功名，是当时学子们的愿望，序中有言：“以甲魁义约来访，约以甲魁名” ，所以这种性质的义约，可以理解为“目标奋斗社” ，群体的目的十分鲜明，义约也达成共识：“士固荣于甲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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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志向”之外，还有如今常见的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的“文化社” ，号为“词赋义约” ，词赋义约也是当时极为常见的义约种类之一，以不同地方或组织者的名号加在前头便表示不同。而诗词文赋作为宋代科举常见的“考试题目” ，这种爱好还形成了“辅导班”的色彩，学霸辅导，或是已有及第为官者来到义约给学生们讲课，时人称词赋为：“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 。可见词赋这类“热门命题”所带来的应试意义也极大，直接推动了相应文化义约组织的形成。
不过文化、培训属性的义约业并非是纯粹功利性的，与经营属性的民间“书院”相比，义约的“无偿义务”色彩更浓重，而且有时候还会“既补贴钱又补贴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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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此一来，义约的“传承基调”被打得十分牢固，每一届成功及第为官者，都不会忘记回馈自己曾经的“义约” ，对学弟们十分照顾：“然士方穷时，骤得一举，属有千里之役......出其所谓‘青云约’、‘魁星约’者，其为约，视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观是邦之风矣” 。在及第为官者、寒门士族眼中看来，义约的帮助计划就是平民求学者的“青云计划” ，是促使他们改变人生的重要助力，而这种良好风气也被看成是国家之幸，号之“邦风” 。义约是南宋朝廷“地方官派”的雏形
义约的作用十分明确，因为其组成的群体大多数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或者拥有相同的思想，且指向科举取士，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哪一处“义约” ，都会因为其中的一个及第者，飞跃成为民间的重要“组织” 。
相应的，这种组织的“聚才”作用，也为在朝的地方官员、派别官员储备人才。在朝为官者、及第者自然是想要建立自己的派别，这是南宋的“党争之风”而引起的一种阵营特色，甚至可以说，义约的大量兴起，或许早已脱离谢谔、廖谦等人的“互助”初衷，完全是由在朝官员为了培养派系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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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南宋取士将近一万人的“两浙地区” ，这里的义约数量更远超江西，后来居上，成为了科举“第一大区” 。那么两浙地区在南宋时富庶无比，这里所反映朝廷和商业的相辅相成，不得不说义约在这其中起到了衔接的作用。
上位者乐于散财帮助义约的新人崛起，除了单纯的路费、餐费、宿费，在其成功通过发解试来到礼部参加省试时，义约的“老前辈”们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联谊会”来让新人融入圈子，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与唐代的“曲江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南宋时诸多学子为了应酬而借钱的例子更不在少数。
所以义约的智慧，是一种“政治目的”明确的组织方向，不得不说，这种具有“恩惠”意义的互助组织，所带来的人才的忠诚度极高，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南宋党争激烈、官员腐败严重的根源，具体表现为“裙带关系”太过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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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义约对古代科举所产生的影响
南宋孝宗时期义约从诞生到井喷，这和宋孝宗朝的人才政策息息相关。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吕祖谦的“科举宝典”《古文关键》开始编写并面世，而这一时期正是义约兴起的时间，吕祖谦本人更是著名的“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吕祖谦未必是义约的受益者，但《古文关键》的创造，注定他成为多数“义约”的帮助者。所以义约对南宋科举的最大影响，首先便是将科举“应试化” ，如词赋义约，就是类似于现代的“科学押题”、“模版答题” ，这种量产进士的方式，推动了南宋科举的繁荣，也不可否认制造了大量人才。
其次，义约是朝廷教育资助的一种自觉性补充，虽然朝廷没有直接惠及义约，但义约的领导者大多是朝廷的上位者，或者是身份显赫的贵族，他们的资助也属于变相的“官方资助” 。如此一来，就保留了大量的科举人才，不至于面对不可抗力的因素下，有许多有望及第的学子被迫休学。义约深入朝廷触碰不到的地方，挖掘出更多人才，最后成为南宋科举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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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义约一直随着科举的发展而延续下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民间“同年会”的雏形就是义约组织，这种自发性，具备民族优良品性传承的方式一直汇入在中华文化的生长中，其背后所涵盖的，是我们中华文化“互助互利”、“大庇天下寒士”的优良美德。结语：
相比如今的“助学基金” ，南宋义约的多样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物质上的汇聚和分配，文化思想、意识道德也同样在义约的圈子中流通。义约也可以是文化社圈，也可以是同乡会，可依旧不变的是，义约文化的背后，是寒门学子在历经苦难后，学会抱团取暖，共同走向临安的浪漫理想。
【科举盛世中的“互助基金”：南宋“义约”百年，寒士的求学福音】参考文献：《宋会要》《文溪集》《文山先生文集》《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科举盛世中的“互助基金”：南宋“义约”百年，寒士的求学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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