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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

一言正而天下定 ， 一言倚而天下靡 。
———《申子》
战国时代是一个利益纷争非常复杂的年代 ， 各大诸侯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地位都在积极努力的寻求变法改革 ， 以方便自己国家的成长 。
【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但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 ， 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同 ， 国家的内部形式不同 ， 所以它们所采取的变法形式也不尽相同 ， 其中有军事变法 ， 有法治变法 ， 也有吏治变法等等几种形式 。
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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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 ， 变法的形式不同 ， 最终获得的收益也就不同 。 甚至变法的形式相同 ， 最终获得的结果也可能不同 ，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韩国和秦国 。 这两个国家的变法形式说白了都是法家的变法 ， 但是变法之后所获得的收益却是天差地别 。
秦国通过变法一跃而起 ， 成为了战国时代最为鼎盛的势力 ， 而韩国在变法之后却走上了弯路 ， 那么 ， 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两个国家如此不同的结局呢？这一问题我们还要追溯到两国变法的推行者身上 。
一、过度的察言观色歪曲了法的含义
虽然秦国和韩国所使用的变法都是立足在法家的政治观点上的 ， 但是它们在变法推行过程中的落脚点却大不相同 。 秦国主要依赖的是法 ， 也就是说 ，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是整个国家治国体系的根本 ， 是划分国家政治机构、行政机构权利和义务的根本 ， 同时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 在这一点上 ， 君主和平民是同等的 ， 立法并不看在某一个人的面子上 ， 法这只是一种手段 ， 是君主用来统驭臣民的手段 ， 但虽然如此 ， 有了法律的保证 ， 君主就不能再完全按照自己心意来做事了 。
同时 ，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转形式和所要承担的责任 ， 君主也就不用再花费大量的心思来进行决策 ， 如此一来 ， 决策的容错率也就提升了 。
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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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法在秦国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 可是韩国的变法形式却不如此 ， 当然 ， 这并不是法家的变法本身有问题 ， 而是在变法推行者行为的潜移默化中所带来的影响 。 商鞅是一个完全依赖法的人 ， 不留情面 ， 不讲余地 ， 所以才有了上述的法治变法 。
但是韩国的申不害却不一样 ， 申不害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 这就导致他在不经意之间总是要观察韩昭侯的心思和愿望 ， 当发觉韩昭侯有纠结和犹豫的时候 ， 立刻就会改正自己的行为 。
但是申不害是韩国变法的主要推行者 ， 也是韩国法律的主要订立者 ， 过度地观察君主的心思就潜在的影响了立法 ， 让法屈居在了君主之下 ， 也就是说 ， 法律是按照君主的心思来制定的 。
因此 ， 当遇到一个明君的时候还好 ， 如果一旦遇到昏君了呢？法治也就变了味道 。
而这一点的影响是巨大的 ， 秦国确立了法治之后 ， 后续的很多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人都不是秦国的本国人 ， 像是张仪 ， 范雎等等 ， 他们都直言进谏 ， 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 ， 但是韩国却在察言观色的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 ， 渐渐的察言观色就变成了阿谀奉承 。
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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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制度的潜在变化
既然法治是建立在君主的心思上订立的 ， 如此一来 ， 只要会观察君主的言行和喜好 ， 那么就可以对法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 这样的话 ， 谁能够成为君主身边的红人 。 谁就能够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 。
可是这样的风气一旦盛行 ， 还有谁会凭借着真才实学进入朝堂呢？大家岂非都去阿谀奉承了 ， 只要是能得到君主的欢心 ， 只要是能够成为君主身边的红人 ， 那么在依靠君主为中心的立法形式上 ， 谁就能够得到更有利的地位 。
如此一来 ， 韩国的用人制度渐渐地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 大家都在为自己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努力 ， 都在把握着君主的一言一行 ， 没有人再对真才实学感兴趣 ， 反而那些真正具有真才实学却不会阿谀奉承的人 ， 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 。
如此 ， 韩国的朝堂渐渐地青黄不接 。 而且在极力追求君主欢心的过程中 ， 阴谋和手段自然是少不了的 ， 所以韩国也就逐渐的被阴谋权术之风所笼罩了起来 ， 此时的韩国也就真正的走上了一条弯路 。
其实如果只是在政治朝堂的用人制度上有着阴谋权术之争 ， 对国家的发展还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 最为可怕的是 ， 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在韩国的朝堂之上笼罩着 ， 还渐渐影响了韩国的邦交政策 ， 导致了韩国一次又一次实施的让人啼皆非的外交阴谋 。
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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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滑天下之大稽的外交
韩国在朝堂之上的阴谋权术之风不断盛行 ， 渐渐地就延伸到了邦交政策当中 ， 在这其中 ， 最著名的当属郑国疲秦事件 。 那时的秦国正在遭受连年大旱的影响 ， 为了保证农业经济的发展 ， 秦国决定建立人工渠道通过泾河和渭水灌溉农田 。
但是秦国缺少能够统领工程建设的水工 ， 韩国在得知情况之后便派遣了国内顶级的水工郑国入秦 ， 当时给予郑国的命令是要给秦国修建破渠和坏渠 ， 通过这一行为拖垮秦国的经济发展 ， 也为山东六国谋取更多的生存时间 。
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工事件 ，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 ， 就会发现韩国这种对于阴谋权术的实施是滑天下之大稽的 。
首先 ， 秦国不可能将这一工程完全的安排于郑国 ， 如果郑国真的要修建破渠那么不日就会被发现 ， 而且想要通过建设渠道的工程就将秦国的经济拖垮还不被发现 ， 也是很搞笑的 ， 且不说秦国的经济能不能被拖垮 ， 单纯是这样的行为能够不引起怀疑吗？而且韩国也没有想到在工程实施结束之后的影响 。
秦国在修建郑国渠的时候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 但是郑国渠在修建成功之后却给秦国带去了巨大的利益 ， 根据不完全统计 ， 直接或间接因郑国渠而受益的土地达到四万顷 ， 直接拉动秦国的经济发展 ， 解决了秦国农业经济受自然灾害影响深远的现象 ， 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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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疲秦事件暴露之后 ， 此事成为了秦国攻打韩国的借口 ， 随后 ， 秦军以雷霆之驶而下 ， 韩国并没有任何阻挡的机会 ， 最终只能举国还是降 ， 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被灭亡的诸侯大国 ， 结局不可谓不悲哀 。 这就是外交阴谋权术给韩国带来的伤痛 。
小结：
所以我们综合上述的叙述来看 ， 秦国和韩国虽然都是建立在法家的观点上进行的变法 ， 但是它们在变法过程中的实施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 秦国是真正的依靠法来治理国家 ， 而韩国依托的更多是君主 ， 这在历史上被命名为术治变法 。
所谓术治的则就是阴谋权术 ， 可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是阴谋权术能够解决的吗？当然不能 ， 其实韩国在实施变法之前是一个非常忠勇正直的国家 ， 曾经赵氏孤儿事件就是韩国一意成全的 。
此事也被司马迁看做是韩国的阴德 ， 可后来韩国却因为变法走上了阴谋权术之道 ， 不仅是在内部发展上阿谀奉承 ， 在邦交政策上也企图通过一些小把戏来利国存国 ，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变得越来越弱小呢？即使如果韩国真的能走上正道的话 ， 它的发展不见得会比秦国差 ， 但是历史不容许我们假设 ， 韩国变法的失败是它们最终灭亡的祸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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