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古籍|“纸上考古”：包公小说背后的故事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纸上考古”：包公小说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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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升 ， 文学博士 ， 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藏书史 。 著有《明嘉靖刻本研究》《古籍之为文物》等书 。
“挖掘”—— 《包待制》是最早的包公小说
“书籍具有文本和实物双重属性 ， 古籍是书的一种 ， 所以古籍的双重属性来自书籍的双重属性——古籍既有文本属性 ， 也有文物属性 。 ”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关注更多的是古籍的文物属性 。 他说：“古籍中往往‘埋藏’着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珍贵文献 。 ”而这种发现的过程 ， 他称其为“纸上考古” 。
譬如 ， 1931年 ， 日本某图书馆在一部古籍封面的衬纸中发现了《金瓶梅》的几张残页 ， 当时日本方面不太清楚其中的价值 ， 将它们交到了中国学者手上 ， 后来判定这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残页 。 1933年 ， 郑振铎发现了《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早期版本残页 。 1975年和1989年 ， 上海图书馆先后发现了《忠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早期版本的残页 。 2013年 ， 天一阁在进行古籍普查过程中 ， 发现了《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残页 ， 2014年 ， 又发现明正德刻本《包待制》残页 。 它们全是在古籍封面衬纸中发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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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待制》残页是在正德刻本74册《文献通考》中找到的 ， 当时 ， 其中的3册封面衬纸中有《包待制》 ， 其他则是另一种书《重刊京本详增说意四书通旨》的残页 。 ”李开升说 。 《包待制》残页有5片 ， 天一阁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复原后发现 ， 第一个残片和第四个残片可以拼在一起 ， 成为《包待制》卷上的第七页 ， 文字基本上能连起来 。 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残片 ， 能拼缀出第八页 ， 但还有缺损 。
李开升介绍 ， 这本书之所以叫《包待制》 ， 是因为书页版心处有“制”“上”字样 。 版心处一般印有书名的简称 ， 明代前期喜欢将书名简化为一个字 。 既然“制”是书名里的一个字 ， 而包公在书里被称为包待制 ， 据此推测 ， 书名应包含“包待制”字样 ， 所以研究者将这本书称为《包待制》 。 而书的卷册情况也能根据“上”字大致推测 ， 要么是上下两卷 ， 要么是上中下三卷 。
研究者通过考证、比对 ， 了解到《文献通考》是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正德十六年重修本 。 那么 ， 作为封面衬纸的《包待制》 ， 也应该是在同一年或者稍微早一两年刊刻的 ， 否则不一定保存下来 。
《四书通旨》作为《文献通考》里“挖掘”出来的另一种书 ， 它的牌记上清楚地记载有“皇明龙集庚辰安正堂重新刊” 。 庚辰是正德十五年 ， 《四书通旨》的版本非常符合研究者对时代的推测 ， 恰好就在正德十六年的前一年 。 李开升说：“《包待制》和《四书通旨》就像同一考古坑里发掘出来的两件‘文物’ ， 它们的版本年代应是非常接近的 ， 上下不会差太多 。 ”
《包待制》是范钦原藏书 ，400多年来没有动过 ， 考察其版刻 ， 为正德、嘉靖间建阳坊刻的典型风格 。 字体典型 ， 版式皆为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双边 。
结合这三方面的内容考察 ， 可以推断《包待制》的刊刻时间 ， 最大可能是正德十六年和正德十五年 。
从文物角度来讲 ， 《包待制》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包公小说 。 之前存世最早的包公小说是《百家公案》 ， 《包待制》的发现 ， 把包公小说的历史又往前推了70多年 。 此外 ， 从排版形式看 ， 《包待制》类似于今天说的绣像小说 。 但早期的绣像小说不一定每页都有图 ， 譬如《包待制》第七页就没有插图 ， 第八页才有 ， 图在右半边一页上 ， 上下各有一张图 。 而刊刻时间稍后的《百家公案》 ， 图在上面 ， 文字在下面 ， 非常整齐 ， 每一页都是如此 。 从中 ， 也可以一窥明代绣像小说图文的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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