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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他买东西之前为什么要先把价格除以6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杨海
数字“6”如今对陈珂有着特殊意义 。 每次消费前 ， 他都要把商品价格除以6——作为一个外卖骑手 ， 6元是他每单的平均收入 ， 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 。
两个月前 ， 他还是个白领 ， 在上海一家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里 ， 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 。 不管冬夏 ，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都会遮挡住强烈的阳光 ， 空调让室内保持着舒适的温度 。
在家人眼里 ， 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应该有的样子 。 对热爱跑步的陈珂来说 ， 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经对未来的期待 。
疫情改变了一切 。 今年上半年 ， 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 ， 失去业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休眠”——员工不用上班 ， 办公区保持着春节放假前的样子 ， 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忙碌起来 。
陈珂每月的收入从1.2万元 ， 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 。 在来到上海的第三年 ，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自己第一次处在“半失业”状态 。
他选择“打零工”来度过这段时期 ， 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数以亿计”的“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一个 。
除了外卖骑手 ， 这些“零工”还可能是快递员、滴滴司机、代驾 ， 或者网络主播 。 他们处在不同城市 ， 曾经从事不同的工作 ， 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 去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 。
“黑天鹅可能是疫情 ， 也可能是别的事情 。 ”陈珂把这次经历当作“危机演练” 。
他没想到的是 ， 做了两个月骑手 ， 收获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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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 ， 陈珂没有感到一点意外 。 只是那时他还没做好准备 ， 去面对接下来的艰难 。
那段时间 ， 他总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 “一坐就是一下午” 。 他努力思索 ， 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 却又摸不着方向 ， “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慌乱” 。
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 ， 如果不辞职 ， 他就没办法再做一份相对“正式”的工作 。 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了十几份简历 ， 想找一份短工 ， 但没收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 。 他清楚 ， 这些公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 ， 投简历只是为了最后一丝可能 ， 但这一次 ， 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他买东西之前为什么要先把价格除以6】与此同时 ， 在河南郑州 ， 翟一帆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
他在一家旅游类的B2B（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 ， 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网络或互联网进行业务合作——编者注）公司上班 ， 负责开发旅游产品卖给旅行社 。 受疫情影响 ， 公司业务完全停滞 ， 员工工资停发 。 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 ， 两人只能待在家里 ， 等待疫情结束 。
一开始 ， 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太当回事 。 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淡季 ， 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 。
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 。 每月初 ， 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上 ， 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1万多元 ， 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 ， 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彻底失衡 。
“如果这样下去 ， 我最多撑到八九月份 。 ”简单地计算后 ， 一向对生活满意的翟一帆 ，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经济的脆弱 。
成为待业青年后 ， 陈珂在上海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不易 。 那段时间他特别害怕天黑 ， “每天都是净支出 ， 一到晚上就意味着第二天又要花钱” 。
除去每月1500多元的房租 ， 公司发的基本工资只剩下900多元 。 虽然有些积蓄 ， 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珂来说 ， 那些“家底”还未到不得不用的时刻 。
他意识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时止损 ， 所以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hard（困难的——编者注）模式”——每天必须的开支里 ， 吃饭被压缩到日均7元钱：早餐吃燕麦配牛奶 ， 3元 。 午饭是泡面或者米饭配黄豆酱 ， 平均3.5元 。 晚饭一般不吃 ， 或者吃一碗白粥 ， 0.5元 。 出门3公里内靠步行 ， 距离再远点的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 。
对于每月少收入的1万元来说 ， 这些“止损”还远远不够 。 待业期间 ， 陈珂拥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时间 。 他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 ， 尽可能转化成收入 。
“当时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多久 ， 那几个月本来应该正常工作的 ， 靠的就是出卖时间或者体力、脑力来赚钱 ， 我不能把时间浪费了 。 ”
原来的行业没有工作机会 ， 他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 ， 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 。 他考察过快递员 ， 最终因为时间不够自由放弃 。 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 ， 但又不相信自己的“车技” ， 再加上没车 ， 随即打消了念头 。
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 。 对陈珂来说 ， 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最高成本 ， 只有不到200元——一套新的头盔、骑手服 ， 再加上餐箱 。 电动车可以租 ， 每天10元 。
装备到手 ， 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后 ， 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饿了么外卖小哥 。
即使“身无分文” ， 有人也可以“零成本入行” 。 在广州 ， 因疫情待业甚至负债的李江天 ， 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手机和一个用了4年的旧书包 ， 他只靠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就开始了跑单 。
翟一帆选择了当代驾司机 。 这个职业要求有5年驾龄 ， 并且有熟练的驾驶技术 ， 因此比起外卖员 ， 年龄门槛也偏高 。
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 ， 翟一帆与50多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 。 这些未来的“同行”原本来自各行各业 ， “有搞午托的、卖建材的 ， 还有开货车的” 。
大家戴着口罩 ， 没有太多交流 ， 但眼神接触的瞬间 ， 他立即就能读出对方的状态 ， “焦虑、疲惫 ， 和我一样” 。
陈珂、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选择新职业时 ， 都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准备 。 他们都清楚 ， 不管是外卖骑手 ， 还是代驾司机 ， 这些“零工”的退出成本都和进入成本一样低 。
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一时的应变之策 ， 也是一种趋势 。 世界银行在《2019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 ， 未来劳动力市场将日益变成“零工”（Gigs） ， 而不是工作 。
事实上 ，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临时工作（包括“零工”）在工业经济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 ， 这是由不断变化的供需关系决定的 。
如今 ， 提供按需服务的行业越来越多 。 在技术的加持下 ， 陈珂、翟一帆们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资源 ， 进入互联网平台 ， 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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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第一天往往是艰难的 。
第一天送餐时 ， 陈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饭馆 ， 因为太过着急 ， 他把塑料袋上的“46”看作了“49” 。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 ， 商家突然打来电话 ， 告诉他拿错了单 。
他只能原路返回、换餐 ， 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 ， 已经超时近20分钟 。 这次紧张的送餐过程 ， 最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 ， 只换来站长一通责骂 。
因为不熟悉流程 ， 这天陈珂路没少跑 ， 却只送了7单 ， 收入39元 。 最后一单送到一半时 ， 电动车电量耗尽 ， 他只能把车子停到路边 ， 骑共享单车跑完了最后5公里 。
来到客户门前 ， 他已经满头大汗 ， 双腿软到“差点没跪下” 。 他不断向门缝里伸出的脑袋道歉 ， 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 ， 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 。
站在路边 ， 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出半步 ， 不得不忍痛“奢侈了一把” ， 打了辆“滴滴” 。 他给司机指路 ， 先开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 ， 卸下电瓶和餐箱 ， 装进后备箱 。
“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士服的陈珂 ， 一脸疑惑 。
陈珂苦笑 ， 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的陌生人 。 话音刚落 ， 司机抬手在手机屏幕上一划 ， 结束了行程 。
“小伙子 ， 咱们都不容易 ， 剩下的路就当我送你回家了 。 ”
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 ， 眼泪“没出息”地流了下来 。 自己跑了一整天 ， 收入不到40元 。 如果再除去车费 ， 当天几乎等于白干 。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到底是因为尝到辛酸 ， 还是感到温暖 。 “待业”的几个月里 ， 他遇到过更大的委屈 ， 和更多的感动 ， 但这是他唯一一次流泪 。
翟一帆上岗的第一天也不轻松 。 晚上7点 ， 他来到系统指派的“新手”区域 ， 等待第一单生意 。 他把手机攥在手里 ， 忍不住频繁刷新派单信息 。 20分钟后 ， 手机的震动从手指快速传递到大脑 ， 这几乎让他打了个激灵 ， 第一份订单来了 。
系统显示 ， 自己距离客人3.6公里 。 他知道客人叫代驾时 ， 酒席一般已经散场 ， 不会预留太多等待时间 。 那时他还没来得及买电瓶车 ， 没时间考虑 ， 到路边刷开一辆共享单车就出发了 。
“我咬着牙 ， 站起来使劲蹬 ， 3.6公里5分钟就到了 ， 和骑电瓶车用的时间差不多 。 ”就这样 ， 翟一帆用共享单车创造了自己的骑行速度记录 。
到酒店附近后 ， 他放好自行车 ， 强压着就要喘出的粗气 ， 平复呼吸 ， 走到客人面前 。 客人点头示意 ， 把钥匙递给他 ， 然后坐进车里 ， 中间没有一句交流 。 没人知道他刚刚的“风驰电掣” ， 没人问他的名字、细看他的样子 ， 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样平常 ， “我只是个代驾司机 ， 我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
最初几天 ， 翟一帆发现零点过后自己总是接不到派单 。 这个时段代驾需求量减少 ， 代驾司机需要主动向平台“报单” ， 才能保证自己的业务量 。
他经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门口 ， 见到客人走出来 ， 就凑上去 ， 推销自己的代驾服务 。
在过去的工作中 ， 翟一帆也需要经常与客户打交道 ， 但都是商务往来 。 “大家坐在桌子前谈判 ， 谁也不用降低姿态 。 ”
现在 ， 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户 ， 他却拉不下脸 ， “过不了心理关” 。
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 。 3个月来 ， 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 ， 怕“掉价” 。
家人是最重要的“保密对象” 。 “他们每次跟街坊谈起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有个正式工作时 ， 都很骄傲 。 ”陈珂也理解 ， 在河南农村 ， 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孩子只有如此 ， 才叫有出息 。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在送外卖 ， 可能会疯掉 。 ”
广州外卖骑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是销售 。 跑单期间 ， 他关闭了朋友圈 ， “没人愿意跟一个外卖骑手谈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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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第十九天时 ， 陈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 。
那天收车后 ， 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自己 。 春节前 ， 这是他“想喝就喝”的饮品 ， 现在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 ， 他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送10单外卖才能买到” 。 晚上到超市买菜 ， 猪肉的单价是“每斤5单外卖” 。
不管是送外卖 ， 还是代驾 ， 跑完一单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 ， 这种收入模式几乎改变了陈珂和翟一帆的消费观 。
“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 ， 感觉钱还不少 。 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 ， 感觉那都是辛苦钱 。 ”翟一帆笑着说 。
做代驾前 ， 他每天下班后 ， 不是与朋友聚餐 ， 就是在家打游戏 。 现在 ， 晚上7点半 ， 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 ， 开始一天的工作 。 最晚的一次 ， 到家时已经天亮 。
陈珂每天要走超过1.5万步路 ， 爬50层楼 。 最“惨”的一次 ， 他碰到一个小区电梯维修 ， 只好一口气爬到12楼 。
在做骑手的第二十五天 ， 他的膝盖在反复上下楼后“歇菜了” 。 长期跑步的经验告诉他 ， 膝盖有了积液 。 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 ， 才逐渐恢复过来 。
之前他也在网上看到过 ， 有骑手因为订单快要超时 ， 在电梯里急得哭出声 。 有时自己点外卖 ， 也会碰到火急火燎的骑手 ， 一边把餐递过来 ， 一边摆出离开的姿势 。 那时他觉得这些都有点夸张 ， “不就是一单外卖 ， 怎么能这么着急” 。
“以前只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 ， 但没有真正在意他们的处境 。 ”陈珂说自己以前是点外卖的 ， 现在开始送外卖 ， “换了位置 ， 才更理解双方 。 ”
他记得有次同事点外卖 ， 晚到了半个小时 ， 对着骑手“暴跳如雷” 。 骑手没有解释机会 ， 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 。 当时陈珂也在场 ， 但他没说什么 ， 甚至觉得同事教训得好 。
“他可能像我一样 ， 车子没电了 ， 也可能只是餐厅出餐慢 。 ”现在 ， 陈珂开始理解那个骑手的遭遇了 ， “自己犯了错却没又没办法弥补 ， 很难受” 。
做骑手后 ， 陈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接到顾客电话 。 “打电话就说明对方已经忍耐一会儿了 ， 我不是怕客人给我差评 ， 而是这样的电话会让人觉得 ， 这件事没办好 ， 对不起人家 。 ”
他逐渐明白 ， 任何一种工作 ， 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简单 。 晚上送餐时 ， 他看不清楼栋号 ， 就买了支手电筒 。 为了防止洒餐 ， 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 。
在广州 ， 每次遇到天桥 ， 为了避免倾斜洒餐 ， 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来 ， 先抱着过桥 ， 再回来推车 。
成为代驾后 ， 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豪车” 。 他提前做了功课 ， 把很多车型的挡杆、手刹 ， 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 ， 记到了自己的手机上 ， 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 。
除了辛苦和收入 ， 新职业也给他们带来了“出圈”的机会 。
来上海近4年 ， 陈珂就像一个陀螺 ， 在住所和公司之间的线段上往返 。 他眼里的上海 ， 只是线段两端方圆3公里内的样子 。
送外卖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 。 有时刚从一个单价15万元左右的高档住宅出来 ， 下一单就进入了一个老小区 ， “里面打隔断 ， 一个隔间里还摆两张高低床、住4个人的那种” 。 还有人一天三顿都叫外卖 ， 门口堆满垃圾 ， “家里搞得像网吧” 。
这种强烈的反差有时会让他感到恍惚 ， 但又无比真实 。
一天下午 ， 上海忽然下起暴雨 ， 乌云笼罩下 ， 整座城市宛如黑夜 。 他提前收工回家 ， 然后打开应用 ， 翻看自己一天的“收成” 。 他发现 ， 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里 ， 有人点了麻辣香锅 ， 有人点了奶茶 ， 有人点了水果 ， “每一单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 是最真实的生活” 。
“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 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 。 看的多了 ， 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 。 ”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 ， 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人 。 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并且确信双脚正结结实实地踩在路上 。
在郑州 ， 连续3天过了零点接不到派单后 ， 翟一帆终于走到酒店门口 。 目标顾客越来越近 ， 他向前一步 ， 试着模仿从老代驾那里学来的姿态、语气：“您好 ， 请问您需要代驾吗？”
对方回过头 ， 礼貌地笑了笑 ， 然后摆摆手 。 这单没有成功 ， 却让翟一帆多了一些信心 。
“客人很礼貌 ， 让我觉得对方是尊重我的 。 ”他忽然发现 ， 别人并没有看低他 ， “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 。
后来与朋友聚餐时 ， 他主动提起了自己的新职业 ， 并且现场打出广告 ， “以后喝了酒 ， 都找我代驾” 。
现在 ， 父母几乎每天会主动问起 ， “昨天跑了多少单” ， 几个同事也向他打听新工作 ， 考虑入行 。
他逐渐找到这份工作的乐趣 ， 上岗不过半个月 ， “除了跑车 ， 其他牌子的豪车基本都开过了” 。 更重要的是 ， 他见识了许多中年男人最真实的一面——酒后 ， 他们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备 。
他发现在郑州这座城市 ， 晚上喝完酒叫代驾的顾客里 ， 有一半都是“搞工程的” ， “打开后备箱 ， 就看到里面放着的白色安全帽和荧光背心” 。
他曾接到过一个路虎车主的代驾订单 ， 平台要求代驾司机不能打扰乘客 ， 上车后两人礼节性地相互问好 ， 就再无交流 。
“你这行现在干着咋样？”一阵沉默后 ， 有些醉意的车主主动发声 。
那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顾客瘫坐在后排 ， 声音低沉 ， 慢慢讲起生意遇到瓶颈 ， 每天筋疲力尽 ， 又不想把情绪传递给家人 。
翟一帆开始只是安慰 ， 不一会儿 ， 两个男人就互相倾诉起苦闷 。
这单结束后 ， 翟一帆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 。 他发现 ，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 ， 光鲜还是落魄 ， 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各自的压力、困境 ， “自己遇到的这些事算不了什么” 。
翟一帆的公司还没重新开张 ， 但他已经决定把代驾作为长期的副业 ， “什么时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 。
李江天考虑辞掉推销员工作 ， 做全职外卖骑手 。 只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零工经济目前还缺乏保障 。 这是种新型的劳动关系 ， 一般都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 因此社保还没有完全覆盖 。
6月初 ， 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 。 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时 ， 已经有了不同的感觉 。 他拿出从前拟好的、已经落灰的职业规划 ， 在下一项待办事项里打上一个重重的记号 。
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 ， 周末时又“重操旧业” 。 只是这一次 ， 他已经不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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