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的历史:支撑中国经济两千年的商业模式

最近几天 , “摆摊”彻底成为一个时尚词汇 。 人们这才发现过去被人追的满地跑的摊贩以及躲着管理者的“黑店” , 才是国民经济的真正核心 。 然而真正了解商业史的人知道 , 商业的源自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摊贩 。 在真正的城市经济崛起前 , 摊贩才是维持商业活力的主要力量 。
摊贩的真正定义
无论古今 , 商业都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 。 商人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桥梁:当某地某物的价格太高时 , 商人就会低价收购某物 , 然后将其输送至缺乏该物资的地区 , 赚取中间差价;反之当某地某物的价格过于高昂时 , 商人们也会从供给侧运来大批物资 , 赚取利润的同时给当地“降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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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负责与市场对接的是摊贩和店铺】
然而这种负责物资运输的商人 , 往往不会停留在某地太久 。 通常情况下 , 他们会将收购的物资卖给当地的店铺 , 由他们负责售卖 。 用今天的术语描述 , 他们就是经销商或零售商 。 古人也会将这两类人分开 , 分别称之为“行商”与“坐贾” 。 坐贾也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有固定的销售点和自己的店铺 , 一种资金有限无法在闹市区租下一家店铺 , 只能摆摊解决问题 。 后者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摊贩” 。
摊贩的社会职能——以老北京为例
有实力的摊贩们会想办法在闹市区摆下自己的地摊 , 以求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客户 。 从以北京为例 , 许多摊贩会在固定的街道上面摆摊 , 服务附近的居民 。 著名作家梁秋实也是一名地道的老北京 , 他如实地记录下摊贩给北京居民带来的便利:
“在我居住的巷口外大街上 , 在朝阳的那一面 , 通常总是麇聚着一堆摊贩 , 全是贩卖食物的小摊 , 其中种类甚多 , 据我所记得的有——豆汁儿、馄饨、烧饼、油条、切糕、炸糕、面茶、杏仁茶、老豆腐、猪头肉、馅饼、烫面饺、豆腐脑、贴饼子、锅盔等 。 有斜支着四方形的布伞的 , 有搁着条凳的 , 有停着推把车的 , 有放着挑子的 , 形形色色 , 杂然并陈 。 热锅里冒着一阵阵的热气 。 围着就食的有背书包戴口罩的小学生 , 有佩戴徽章缩头缩脑的小公务员 , 有穿短棉袄的工人 , 有披蓝号码背心的车夫 , 乱哄哄的一团 。 我每天早晨从这里经过 , 心里总充满了一种喜悦 。 我觉得这里面有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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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摊贩旧照】
当然并非所有的摊贩都会坚持在固定地点售卖自己的货物 。 在近现代的交通工具普及前 , 人类能做到的迁徙距离并不算远 , 居民的主要消费与娱乐都是在自家附近的区域 , 很多人终其一生连所居住的城市都不会跑完 。 同样以北京为例 , 全城共有三四千条胡同 , 绝大部分的老北京都居住在其中 。 不少胡同十分得深 , 居民出行并不便利 。 每当这些居民想要购买生活物资时 , 都会去市集上购买足以吃很久的食物或者用很久的物品 , 然后用推车载回家 。 不少敏锐的小贩看中这块市场 , 选择用手推车载着各种吃食、玩具、衣物前往那些幽静的胡同深处 , 给那些居民提供服务 。
由于对象固定 , 摊贩们就可以利用其共同点钻研出“特色内容” , 不少著名吃食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 。 邓乡云教授笔下 , 北京馄饨就是摊贩们带给北京市民的:“京式馄饨都是挑担子的小贩卖 , 或是摆摊的 , 很少见到开店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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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制作的小吃】
值得一提的是 , 中国的主流人口一直是农村人口 。 相比城市 , 农村的生活更为单调乏味 , 各种物资的采集也更为困难 。 北京胡同里的大叔大婶不想频繁去集市的主要原因是怕麻烦 , 隔壁河北的农民却是真的不能经常去市集——毕竟想要赶一次集就得走几十上百里的泥土路 。 对于广大农村居民而言 , 那些挑着扁担的摊贩是他们重要的物资提供者 , 地摊乃是他们唯一能不用走出村子就能获取物资的渠道 。 同时 , 外来的摊贩也是重要的信息源泉 , 可以让居民得到附近村落、城镇的消息 。 这在古代 , 很有可能意味着生死攸关的大事 , 比如洪涝、旱灾、兵祸、盗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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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的“亲民性”——以秦朝为例
按照前文所述 , 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的商人大致可以分为“行商”和“坐贾” 。 相对于“坐贾” , “行商”作为一个团体 , 其阶级要高得多 。
首先 , 古代社会的出行风险很高 。 彼时的交通十分不便 , 大部分道路都是泥土路 , 每逢阴雨天气 , 都滋生大量细菌 , 古人又做不到每日清洁身体 , 十分容易染上各种疾病 。 而且 , 就算是所谓的盛世 , 在朝廷管控不到的野外 , 也存在着大量盗匪 。 有些时候 , 农闲的农民们也会以村为单位 , 进行组团劫掠 。 过往的商旅很容易成为劫掠、绑架对象 。 没有足够的金钱雇佣镖师的商团很难走得长远 , 而有这个能力的商团往往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 , 甚至有一定官方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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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团靠近边境 , 那么“打草谷的”也不会客气】
其次 , 大部分古代王朝都采取限商措施 , 其中以秦朝最为出名 。 在《商君书.垦令》中 , 颁布了五条“抑商”措施:
使商无得籴 , 农无得粜 。 农无得粜 , 则窳惰之农勉疾 。 商不得籴 , 则多岁不加乐 。 多岁不加乐 , 则饥岁无裕利 。 无裕利 , 则商怯;商怯 , 则欲农 。 窳惰之农勉疾 , 商欲农 , 则草必垦矣 。
贵酒肉之价 , 重其租 , 令十倍其朴 , 然则商贾少 , 农不能喜酣奭 , 大臣不为荒饱 。 商贾少 , 则上不费粟 。 民不能喜酣奭 , 则农不慢 。 大臣不荒 , 则国事不稽 , 主无过举 。 上不费粟 , 民不慢农 , 则草必垦矣 。
废逆旅 , 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 , 逆旅之民无所于食 , 则必农 。 农 , 则草必垦矣 。
重关市之赋 , 则农恶商 , 商有疑惰之心 。 农恶商 , 商疑惰 , 则草必垦矣 。
【摊贩的历史:支撑中国经济两千年的商业模式】以商之口数使商 , 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 , 则农逸而商劳 。 农逸 , 则良田不荒;商劳 , 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 。 则农民不饥 , 行不饰 。 农民不饥 , 行不饰 , 则公作必疾 , 而私作不荒 , 则农事必胜 。 农事必胜 , 则草必垦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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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良树教授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将其简单总结为:
商人不得卖粮;
提高酒肉价格;
废除旅馆经营;
加重商品销售税;
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
秦人之所以要这么限制商人 , 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 出于抑制“贫富分化” , 或者打击“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资本主义”的目的 。 秦国打击商人的目的很简单 , 就是认为商人太多 , 会让农民们加入商旅大军 , 从而减少农业产量 , 导致王室无法收取足够的农业税 , 使得君权衰落 。 而且 , 太多商人会让市场竞争过于激烈 , 对商人群体也并非好事 。 用今天的经济学分析 , 这种论调无疑十分可笑 , 但并不妨碍当时的人们就是相信这套理论 。
根据这套理论 , 秦国并不歧视商人 , 只是希望商人不要太多 。 只不过政策这种东西 , “颁布”很简单 , “执行”却很困难 。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得很清楚 , 所谓八百里秦川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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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并非一些人想象中那么憨直】
秦国之所以做不到《商君书》要求的抑商 , 理由再简单不过——朝廷直接控制每一个商人的成本太高 , 当时的官府组织度根本做不到这么精细的管控 。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也是后来秦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 朝廷根本做不到法律规定的那么细的社会管控 。
可秦国限制“行商”数量却十分成功 。 根据商鞅的连坐法律 , 邻里、亲属必须互相监督彼此 , 以节约朝廷的行政资源 。 一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 这种监督的效果也就形同虚设 。 所以 , 秦国对人口流动的管控十分严厉 , 所有人口的迁徙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 。 相比需要控制每一个人的“抑商” , 抑制人口流动只需要控制固定几处关隘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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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并非机器人 , 不会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守规矩”】
这项政策的本意并非抑商 , 却很好地起到了“抑制行商数量”的效果——大部分人很难及时申请到通行证 。 能自如申请到通行证的商人 , 无一不与王室、大贵族交好 , 以半官方的身份行走于八百里秦川 。 结果自然是行商数量稀少 , 只有几家垄断商行霸占着主要的资源 。
可能有人觉得秦人崇尚军功 , 并不贪图“富” , 只想要“贵” , 所以不会在意“行商”被抑制的情况 。 可惜 , 这种想法已经被《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证伪 。 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 , 流行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预测吉凶的日常生产、生活手册 , 类似老辈人口中的黄历 。 根据《日书》的记载 , 秦人十分向往富裕的生活 , 例如:“辛巳生子 , 吉而富 , 乙未生子” , “有疾 , 少孤 , 后富” , “宇多于西南之西 , 富” 。 诸如此类祈求富的记载比比皆是 , 说明秦人与现代人一样有着极强的对财富追求的欲望 。 只不过 , 秦制的社会背景下 , 一般人想要富贵只能靠做“坐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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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汉时期 , 关中地区的“坐贾” , 或者说摊贩随处可见 。 作为摊贩 , 他们唯一的限制就是朝廷要求缴纳的赋税 。 除此之外 , 其他方面的门槛并不高 , 不像“行商”那样需要极高的门槛 , 还需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 由于大部分王朝(唐宋除外) , 都对人口流动采取管制措施 。 这种官府背景之人做“行商” , 普通小民做“坐贾”或者说“摊贩”的模式一直维持到现代 , 才被西方传入的新型商业模式取代 。
结语
相较于全国各地到处跑的行商 , 摊贩的职责丝毫不轻;相比官府背景更深的行商 , 摊贩无疑更接近普通人 , 也是一般人能轻松做到的商业模式 。 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的契合度十分高 , 自秦开始 , 两千余年都无法被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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