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记者|阿巴斯 | 观众与导演
单独一个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政客——代替其他所有人决定一件事是糟糕的 。 艺术家的工作是把问题带到光线下 ， 但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思考 。 导演和观众是平等的 ， 处境相同 。 多年前 ， 我从一次放映会中冒出 ， 人们为我鼓掌 ， 于是我回以掌声 。
《橄榄树下的情人》的摄影师抱怨看不清两位主人公的脸 ， 因为他们离摄影机太远了 。 他想拍一个特写镜头 ， 我告诉他没有必要 ， 如果愿意 ， 每个观众会在自己的脑海里拍 。 当有趣的场景里展现有趣的人物时 ， 无论离摄影机多远 ， 有洞察力的观众会自己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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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记者|阿巴斯 | 观众与导演】《橄榄树下的情人》
有些摄影师就像是警局里拍嫌疑人照片的 ， 他们坚持两个耳朵始终可见 。 避免这样明确指挥观众的眼睛是一种更尊重人的方法 。 允许人们自己决定拉近看什么 ， 甚至昨晚我在旅馆房间 ， 看的最佳电视广告 ， 在《教父》中插播的——顺便说一下 ， 这是一部我崇拜的电影——也是用这种方法拍的 。 “一千个不同的人读一本书”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 ， “就是一千本不同的书 。 ”艺术的力量在于它在不同人身上制造出不同的反应 。 尽管我并不特别喜欢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 ， 但我觉得他的理论很有趣 ， 尤其是他通过省略来创造的理论 。 “创造并非通过加法 ， 而是通过减法 。 ”他写道 。 我的取景方式是迫使观众坐直、引颈 ， 寻找任何没有展示的东西 。
一个人可以通过他的缺席影响我们 。 《随风而逝》的故事所围绕的那场葬礼从来未被展示 ， 但每个观众仍然会对葬礼是什么样的有自己的感觉 。 有几个人物仅仅被谈及 ， 从未出现 ， 但到电影结束时 ， 我们感觉他们仿佛一直都在 。 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这些消失的人 ， 并通过这样做积极参与了电影的创作 。 有多少观众 ， 未被看见的人物就有多少张脸 。 导演越是创造性地从银幕上删减信息 ， 观众们就越感兴趣 。 他们的思想被点燃了 。 他们甚至不需要导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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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而逝》
在《合法副本》中 ， 我们只在电影开头看见那个孩子 ， 但他的在场贯穿始终 ， 就像他母亲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 在《樱桃的滋味》里 ， 巴迪的家人是看不见的 ， 但我感觉总是有一个特别的女人 ， 默默地藏在电影的背景里 ， 因此也在观众的脑海里 。 我们从未见到她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构想两人之间的关系 。 那种空缺几乎是赋予她更多重要性的途径 ， 当我们透过公寓窗户看见巴迪时 ， 我们会思忖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哪里 。 当我们透过邻居的窗户并注意到有人在里面 ， 或在餐厅里坐在一对老年夫妇对面 ， 我们想象他们的整个人生 。 我们只听见他们对话的片段 ， 然而完整的故事和鲜活的场景在我们的脑海里闪过 。
我拍了一部叫 《特写》 的电影 ， 关于一个叫侯赛因·萨布奇安的真实的人 ― 一个对电影有真爱的人 ― 他让德黑兰富有的阿汉卡赫一家相信 ， 他就是伊朗著名导演穆莫森 · 玛克玛尔巴夫 ， 将来会让他们出现在他的一部电影里 。 那家人邀请萨布奇安去他们家并借给他钱 ， 后来才意识到受骗并把他交给了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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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在电影结尾处 ， 我们看见萨布奇安离开监狱并首次与真正的玛克玛尔巴夫会面 。 萨布奇安深情地拥抱玛克玛尔巴夫 ， 他们骑着摩托一起离开了 。 我在一辆车里跟着 ， 听着他们谈话 ， 并迅速意识到他们说的话没有一句适合这部电影 。 问题是玛克玛尔巴夫知道他正被录音而萨布奇安不知道 。 这不是一段我可以用的对话 ， 而只是两段相对的独白 。 这位假导演太真实而这位真导演太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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