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全国城市30强！那个锐不可当的温州要回来了吗？
最近发生在温州的一则新闻 ， 不知列位看官注意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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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 ， 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持有者章华妹 ， 开出了“温州华妹服装面辅料市场” ， 场内设有服装面料辅料销售区域、服装设计工作室等 ， 希望“给温州服装商品物流集散赋能” ， 培养更多章华妹式的大众创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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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妹”市场像一个隐喻：经历了“中年危机”的温州还能重新崛起吗？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载 ， 温州经济曾一度辉煌 ， 也曾一度失意 。 从2004年 ， 温州经济增速一路跌至浙江末位 。 稳企业、提内需、促开放 ， 三重红利叠加释放 ， 温州经济从2013年起基本回归稳定 ， 2019年重新跻身全国30强城市 。
值得警惕的是 ， 在崛起中温州仍面临较大的收缩性问题 。 以美国纽约、贵州贵阳、浙江义乌等国内外知名城市为参照 ， 我们或能更清晰地看出温州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所在 。
重返全国城市30强
从2013年起 ， 温州经济开始触底回升 ， 2019年温州市GDP总量达到6606.1亿元 ， 历经10年的沉寂后重返全国30强 ， 较上年排名提升了5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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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背后 ， 主要有三重红利——
其一
生生不息的温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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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温商成为国内外耀眼的名词 ， 成为社会资源的组织者、运用者 ， 创造了温州模式最脍炙人口的增长奇迹 。
温州是全国企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 2019年 ， 温州每万常住人口拥有规上工业企业5.7家 ， 是全国的2.1倍 。
尤其近年来 ， 以“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为抓手 ， 精准施策以提振民企发展信心 。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中 ， 2019年温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较全省高出0.5个百分点 ， 劳动生产率等部分微观指标也较全省领先 。
其二
坚韧有力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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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温州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 ， 关键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红利的存在延缓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速度 。
较全国而言 ， 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明显优势 ， 上世纪80年代初起温州人口抚养比小于50% ， 2010年降至最低点32.9% ， 之后虽有回升 ， 但依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此外 ， 近年温州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下 ， 2011—2019年 ， 温州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 ， 人均GDP年均增长6.5% ， 居民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快2个百分点 。
在温州遭遇“失意的十年”里 ，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 ， 才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稳步上升 ， 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稳步上升的局面 。
其三
内外并举的开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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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温州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基于舶来的技术、管理、制度 ， 以及引进各种装备 。
近两年的贸易摩擦发酵 ， 以及长期粗放增长带来的城市发展问题 ， 迫使温州在开放中选择质量并举 。
近年来 ， 温州着力推进建设世界华商综合发展试验区、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开发平台建设 ， 基本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与全省同步 。
创新内外温州人互动机制 ， 以“世界温州人家园”“鸟巢计划”等活动为抓手 ， 基本形成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
警惕收缩迹象
必须看到 ， 尽管再次重返全国城市30强 ， 在长三角地区 ， 仍有10个城市经济总量在温州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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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温州经济在增长中仍面临经济总量占比下滑、蓝领工人粘性下降、企业创新能力缺乏等收缩问题 。
一是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在下降 。
2004年 ， 浙江进入深度转型阶段 ， 这一年也是温州经济的一道分水岭 。 浙江坚持以速度换质量 ， 虽然GDP增速下来了 ， 但经济质量有所好转 。
近年 ， 杭州率先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 ， 义乌搭上义新欧班列实现新一轮开放 ， 嘉兴地区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撬动高质量增长 。
再看温州 ， 在这一轮转型中 ， 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 ， 表现均明显滞后 ， 2000-2019年温州经济增速仍较前20年放缓 ， 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13.4%下降至2019年的10.6% 。
二是蓝领人口对温州的粘性在下降 。
据数据显示 ， 2018年温州仅贡献了浙江80万人口增量中的4.4% ， 而这一数据在2013年为20.4% 。
在数年前 ， 温州人口流入量还是流出量的近2倍 。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迁出 ， 是造成温州人口流出的原因之一 。
此外 ， 沪杭新经济、新业态发达的城市具有人口“虹吸效应” ， 而温州仅坐壁上观 ， 很难受到上述城市的辐射带动 。
三是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低于全省平均 。
进入互联网社会 ， 工业生产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 ， 空间距离对制造业布局的限制大大削弱 ， 削弱了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 ， 劳动力质量、互联网的发展水平、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成为更为关键的因素 。
当前温州技术密集型新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 2019年温州战略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为18.5% ， 与全省的31.1%相差甚远 ， 同时温州的R&D、数字经济核心产值等创新指标也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 。
城市崛起的启示
兴衰演变是城市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 。 受多种因素影响,城市不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直线发展,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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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纽约、国内贵阳、省内义乌等城市 ， 在创新政策制定、产业生态健全、城市全面开放等领域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 值得温州借鉴 。
从世界先行区域的发展轨迹看 ， 要素与发展阶段的偏离会使城市出现经济衰退 ， 但也倒逼城市转变发展战略 ， 经济得以复苏 ， 甚至走向更高发展阶段 。
二战前 ， 纽约是美国制造业中心 ， 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 ， 制造业工作岗位曾锐减30多万 。
之后30年里 ， 纽约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制定并实施城市创新发展战略 。
一方面利用纽约众多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综合优势 ， 研发高科技产品 ， 发展工业园区带动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发展 。
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起 ， 纽约政府对于高新技术实行房地产税减征5年计划 ， 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升级 ， 最终也由以生产为主的制造中心演变成以商品和资本交易为主的金融贸易中心 。
从国内相似地区的历史演变看 ， 一个城市会因区位因素和自然环境暂时旁落 ， 也会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复苏 。
贵州素来以“天无三日晴 ， 地无三尺平”著称 ， 在过去30年里一直处于人均GDP倒数第一的位置 。
2010年 ， 贵州首次提出“工业强省”战略 ， 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 ， 贵阳又抓住了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机会 ， 顺应了大数据发展潮流 。
如今的贵阳打造了以大数据、高端电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集群 ， 苹果、高通、阿里巴巴、富士康等知名企业均已落户 ， 每年有上万名相关人才流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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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数据显示 ， 贵州在2015年摆脱了人均GDP垫底的位置 ， 2019年全省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上升至第25位 。
从省内兄弟城市的相互比较看 ， 一个城市会由于产业政策的偶然失误而沉沦 ， 也会随着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而重生 。
改革开放初期 ， 义乌和温州的专业市场曾经一度同时是全国市场的标杆 。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 温州大批企业纷纷在全国各地开设专卖店 ， 自建营销网络 ， 逐步脱离批发市场渠道 ， 再加上产品过于单一和缺少统一规划 ， 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纽扣市场等曾经声明显赫的专业市场逐步消亡 ， 也宣告了温州专业市场鼎盛时代的终结 。
与之相反 ， 义乌则提出在义西南和义东北各开发建设100平方公里的产业带 ， 又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 这种供给集聚又带来了新的需求集聚 ， 义乌从最早的“马路市场”起步到“买全球货、卖全球货”的国际小商品集散地 。
温州去哪里
应当看到 ， 近几年 ， 温州在企业家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等领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已取得一定的突破 。 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 出现了收缩迹象 ， 需进一步突破发展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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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总结美国纽约、贵州贵阳、浙江义乌等城市崛起的典型特征 ， 我们认为温州亟需优化本身经济行为 ， 继续走在全国、全省发展的前列 。
一是把握改革方向变化 ， 以国际视野、标杆意识抓创新 ， 抢占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
当前浙江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 着力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运用 ， 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 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程度 ， 深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 ， 推动生产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集中 。
在新形势、新环境、新情况下 ， 温州既要总结以往改革经验 ， 蓄力前行 ， 又要在自身基础上复制推广其他地区先行做法 ， 创新突破 。
二是把握需求结构变化 ， 实现内需的“稳增长”比外需“快提升”更为重要 。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 内需稳增长的意义明显高于外需 。 通过打价格战抢占出口份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内需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
从现有基础来看 ， 一方面 ， 温州轻工产业发达契合国内需求相对增长这一状况；另一方面 ， 温州民间财富雄厚 ， 为消费品质化转型奠定基础 。
加快构建温州品质智造体系 ， 顺应产业变革规律和需求结构变化 ， 这是温州民营企业保持市场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
三是把握社会结构变化 ， 从“大拆大整”“大建大美”到推进“人的现代化”、“人的城市化” 。
温州这一轮人口收缩始于2014年 ， 位列全国收缩规模排名前十 ， 主城常住人口规模减少9.8％ ， 随之而去的是消费 ， 是智力、活力和思想 。
而浙江近年人口增量集中在杭州的滨江区、余杭区和萧山 。 这些地区有两个鲜明的标签：年轻、新兴产业 。 两个名词的背后不仅包括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与现代科技队伍的形成 ， 还包括教育的发展、收入分配调整、现代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 。 未来 ， “安土重迁”只会慢慢成为历史 。
在这样的浪潮下 ， 温州更应高度关注城市正产生的产业空心化和人口空心化 ， 积极应对流动人口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内外温州人的问题、宗教的问题 ， 以及城乡关系问题、市县关系问题 。
四是把握治理结构变化 ， 从传统社会的“管证”“管人”到大数据时代的“管平台”“管数据” 。
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迈入均衡发展新阶段 ， 大数据正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 推动政府从“权力”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型 ， 从“粗放”治理向“精准”治理转型 ， 从“经验”决策向“智慧”决策转型 ， 从“静态”管理向“动态”治理转型 ， 传统城市中的每个人和每个市场主体的任何行为都将被数据化和标签化 。
【重返全国城市30强！那个锐不可当的温州要回来了吗？】温州需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 把握数字经济的契机 ， 充分借鉴新冠肺炎疫情“一图一码一指数”的启示经验 ， 处理好发展与民生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转型与调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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