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 二 )
《俄罗斯的启示》20世纪最后十年 ， 对中国人来说 ， 是如戏如剧又悲苦莫名无助的十年 。 在这之前 ， 一场运动事件解构了中国各阶层之间松散的结盟 ， 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世物质主义号召和“全民皆商”运动则消解了各阶层内部和职业分工中特有的品格 。 中国成为“沙聚之国” 。 “中国”一词对中国人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一种恒定的现实 ， 而是一种经验和现象的奇特结合 ， 是要变易的过渡型态 ， 自然地 ， 中国人也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 ， “我是谁？”“信仰何为？”“人生何在？”等等无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内容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溃败 。精神的溃败在行为上表现为人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淡化 ， 在思维和写作的层面表现为人们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淡化 。 中国人的写作 ， 也就成为一门职业写作 ， 在这一写作里 ， 找不到语言和存在的血肉联系 ， 找不到诗和存在的性情关系 ， 找不到写作者个人在语言中的位置 ， 找不到写作在历史延续中的意义 。 这样指责汉语写作并不全面 。 因为任何时代的主流写作或说中心写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 。 只有那些在边缘写作中以坚忍的心智辛勤劳作的人才有可能参与语言的生命创造 ， 才可能成就有益于民族现实和未来的写作 。 所有民族和人类中最重大的声音、呼告 ， 都是在遥远的极地 ， 从这些生命起始传到人们耳际的 。 这些“精神烈士” ， 这些先知 ， 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际遇 ， 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 荣耀了民族的名 。 我们唯有对比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实践 ， 我们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 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 精神的溃败是不能以客观现实作为充分借口的 。 任何个体 ， 置身在生命的精神历程中都在时刻经受着拷问、锻炼 ， 人们可以说今天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念深入人心 ， 然而 ， 龚自珍时代的人们也多在“为稻粱谋”；人们可以说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有助于消解意识形态霸权 ， 然而 ， 东亚一些经济繁荣国家仍没有摆脱封建的阴影（从而也仍没有摆脱政治和经济大滑坡的威胁 ， 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 ， 我指的是1840年至1949年 ， 中国人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 ， 中国人牢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命题 ， 即解答外来的国耻和内在的强权 ， 那时巨人辈出 ， 猖介狂放 ， 群葩争艳 ， 性格万千 ， 并出现了孙中山这样天下为公的民族英雄和鲁迅这样凝聚民族灵魂提升民族性格的伟大作家 。因而 ， 精神在精神溃败年代里也在等待人性的闪光 ， 汉语写作也就是这样在文字、信息爆炸般的生产年代里等待着烈士的鲜血 。 作为一种最悠久的文明语言 ， 作为由孔子、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以血祭过的语言 ， 理应在历史的巨变关头找到新的人格形式 ， 理应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获得新的存在状态 。 因为被纳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社会 ， 其声音、言语 ，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非幸运的丰富创造的产物 ， 而是一种具有人类意义的中国命运的个人承担状态 ， 只不过有人顺应 ， 有人反抗 ， 有人漠然 ， 有人以个人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关联无限的道理和性情 。 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 ， 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达出来 ， 从而获得了与历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类写作等量齐观的意义和效果 。 像单正平一样 ， 我乐意向人们介绍这个人和他的作品 ， 我愿意向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表达一个写作者的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