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日本战史中描述的国民党军队顽强惨烈抗战( 三 )
鉴于这种状况 ， 1942年5月 ， 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提出：“试图利用大东亚战争序战的成果 ， 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 ， 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 。 重庆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动摇 ， 今已明显……至此终于不得不采取以攻占重庆为目的之作战 ， 别无他途 。 ”这表明日本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抗战意志 ， 已开始考虑直取重庆 。 同年8月 ， 日本大本营部起草了《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 ， 其中也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 ， 中国的国力及军事力量逐年下降 ， 尤其大东亚战争爆发 ， 主要补给路线已被切断后 ， 其力量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 但蒋政权依靠国民党与中央军 ， 不仅抗战决心及能力仍相当大 ， 而且妄信联合军取得最后胜利 。 因此 ， 按目前形势的发展 ， 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 ”为此 ， 大本营提出了《5号作战要领》作为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的依据：“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主力 ， 占领四川要域 ， 摧毁敌抗战根据地 ， 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 。 作战方针：中国派遣军以主力由西安方面、以一部由武汉方面进攻 ， 消灭敌中央军主力 ， 攻占重庆 ， 并占领四川要域 。 ”这个5号作战计划后来虽然因兵力和物质不足未付诸实施 ， 但不难看出 ， 日军此时仍将国民党中央军视为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劲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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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 ，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 但仍不乏顽强抵抗者 。 如日军进攻河南 ， 就发现“敌军斗志一般旺盛 ， 我军发起冲锋以前 ， 坚持抵抗 ， 并且屡次进行反攻” 。 而衡阳之战 ， 日本战史更记载：“敌利用河流、水泊及城墙等巧妙构筑阵地 ， 守兵斗志极为旺盛 。 ”以致日军几次进攻皆受挫 ， 部队出现大量伤亡 。 与此同时 ， 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战场也开始反攻 ， 取得了辉煌战果 ， 收复了大批失地 ， 日本战史对此亦多有描述 。
一些消极的现象
如上所述 ， 从当时侵华日军和日本战史的叙述来看 ，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表现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 但不容否认 ，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现象 ， 特别是战略指挥的笨拙经常遭到日军讥讽 。 如1942年浙赣作战结束后 ， 日军就分析：“中国军虽然发现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的返回意图 ， 但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 ， 在部署方面也毫无准备 ， 尤其是将第三战区内的最精锐的兵团处于可以充分利用我军返回时机这一良好态势的第七十四军抽出 ， 这对于此后的攻击意志和战斗力都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 ”他们还总结：“中国军在我军返还过程中的所进行的统帅和指挥 ， 就其全局而言 ， 在计划、准备、作战指挥以及兵团运用等方面 ， 颇多矛盾和冲撞现象 ， 缺乏统一性 ， 再加上由于长期作战而造成的士气和战力的损耗 ， 以致使其丧失了像第二次长沙作战中进行的那种顽强而积极反攻的力量和时机 。 从而使我军在基本上没有妨碍和损失的情况下 ， 各兵团相互策应 ， 顺利地完成了返还任务 。 ”应该说 ， 日军这一评论是切中肯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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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日本战史中描述的国民党军队顽强惨烈抗战】更关键的是 ， 由于战争的持久和艰苦 ， 有不少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动摇 。 早在1939年 ， 日军便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行动显见消极 ， 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 ， 而蒋系军也“大部没有战意 ， 希望归顺” ， 其游击队“丧失了战斗意志 ， 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 。 到1944年初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 ， 与蒋军相反 ， 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 ， 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 。 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 ， 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 。 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 ， 中共军也占半数 。 但与此相比较 ， 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 ， 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 。 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 ， 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 ”这种来自敌人的判断充分表明 ， 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天壤之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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