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衡于轻重，绳墨于曲直”，明代君臣礼仪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前言
在儒家思想中 ， 礼制服务于帝王 ， 是统治者重要的政治手段 。
历史上 ， 礼制话语权并不是一直掌控在帝王手中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礼制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 ， 礼制话语权经常会有变动 。
那么 ， 明代的礼制话语权是怎样变化的呢？一、明朝前期“礼制话语权”的出现
一般来说 ， 皇帝是拥有最高礼制话语权的人 。 在实际的情形中 ， 却往往会出现些许偏差 ， 部分皇帝缺少足够的礼学知识 ， 缺乏制礼的能力 。
杰出的儒学大臣凭借着丰富的礼学知识 ， 在礼仪的讨论中获得主动权 。 如此一来 ， 皇帝的礼制权便会下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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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草莽出身 ， 是一个平民皇帝 ， 对礼仪的研究自然比不上儒学大臣 。 在建国之初 ， 只能将礼制话语权授予一批儒学大臣 ， 让他们来制定礼仪制度 。
洪武三年 ， 著作《大名集礼》就是明初儒士们广集思想所编制的 ， 儒士们倾向于上古礼义 ， 特别是周代礼制 。 这样的礼制大体上适应了皇权政治的需要 ， 但过去的礼制放在明代 ， 难免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 。
朱元璋在深入学习了礼学知识之后 ， 也发现了礼制的不足 。 他用天子的政治魄力 ， 大胆突破周朝礼仪的束缚 ， 重新建立一套天子的最高礼制权威 。 《明太祖文集》记载：“致斋三日而供三犊 ， 所费太奢 。 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 ， 惟自奉者乃欲法古 ， 其可哉！”
朱元璋第一次用皇帝的权威否定了周制的神圣性 ， 在后来的诸多事物中 ， 朱元璋和大臣之间在礼仪的讨论中出现了分歧 ， 但是由于君臣间政治权势的悬殊 ， 还远远达不到礼仪冲突的程度 。
朱元璋并没有粗暴的独断礼制 ， 而是先从理论上否定了崇尚古礼的标准 ， 重新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
比如孙贵妃薨逝 ， 大臣们讨论丧服制度 ， 儒臣们都认为应该以《周礼》、《仪礼》为标准 ， “父在 ， 为母服期年 ， 若庶母则无服 。 ”
这突出表现了崇尚周制的集体统一性 。 朱元璋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古礼来执行 ， 《周礼》、《议礼》只能作为参考 ， 不能是绝对的标准 。
他以古人母丧之论作为佐证 ， “凡四十二人 ， 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 ， 服期年者十四人” ， 这说明为母亲服丧三年才是“天理人情之所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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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亲制序文 ， 重新制定礼制标准 。 序文中一方面批评了儒臣墨守周礼的做法 ， “迂儒俗士 ， 果不识时务” ， 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礼出于天子”的思想 ， 重新树立了天子的礼制权威 。
后来 ， 朱元璋从时务、人情和礼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 ， 再次在主要祭祀上突破周制束缚 ， 进行了结构调整 。 将天地、社稷的祭祀由周朝的分祀改为合祀；太庙弃用周朝的“都官之制” ， 改用唐宋的“同堂异室”之制 。
朱元璋的这些改变不再以周礼为标准 ， 基本上没有再受到儒臣的反对 。 可见 ， 朱元璋已经完全主导了礼制话语权 。
在君权独尊的政治前提下 ， 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还是在于皇帝 ， 只是由于皇帝的礼学知识不足才假于大臣 ， 但儒臣制定的礼制既不符合当下的需要 ， 也不符合皇权的利益 。
因此 ， 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之后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 这也说明 ， 皇权优先于礼制 ， 礼制只是辅佐皇权的工具 。 二、君臣在礼制方面产生冲突
洪武朝之后 ， 明朝政治的重心由开创转变成守成 ， 在礼制方面谨守祖宗成法 ， 不需要太多创新 ， 儒臣扮演的则是礼制与祖制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 。 《明伦大典》记载：“朕篡承鸿绪 ， 祖述成宪 ， 凡宗庙朝廷之礼 ， 壹惟组训是遵 。 ”
成化之前 ， 国家礼制大体上按照已有的礼制运行 ， 也能根据皇权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变通 。 如建文帝继位 ， 追尊其父懿文太子为兴宗 ， 入太庙享祀 。 成祖夺取皇位之后 ， 又恢复了懿文太子的谥号 ， 迁出太庙 ， 改置于陵园 。
这些礼制措施都没有祖制可以依循 ， 也不太符合儒家礼制规则 。 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 说明当时的礼制运行还是以皇权为先 ， 服务于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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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时情况出现扭转 ， 儒臣开始将礼制的规则置于皇权之上 ， 首次出现了集体争礼的现象 。
成化四年 ， 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去世 ， 按照当时的礼制应该合葬裕陵 ， 袱入太庙 ， 但是宪宗想要让自己的生母周太后合葬袱庙 ， 把皇太后安葬在其他地方 。 这种行为不符合礼制 ， 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
大学士彭时认为 ， 一方面承认本朝“有二太后方自今始” ， 没有祖制可以依循 ， 那么“陵庙之制亦当自今日”；另一方面 ， 认为制定礼制要“考诸古、协诸义以行之” ， 按照这个标准 ， 慈懿皇太后合葬府庙乃“古今不易之理” ， 周太后日后亦可“同在陵墓 ， 不相妨碍” 。
为了让皇帝批准 ， 众臣跪在文华门前 ， 从9点一直到17点 ， 宪宗无奈只得答应了群臣的请求 。
这是明代君臣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礼仪冲突 。 可以看做是明朝百官争礼的开始 ， 由周太后的跋扈独断引起 ， 皇室袱葬制度发生改变 。
皇帝首次失去了礼制的决定权 ， 儒臣仍然把古礼作为标准 ， 但是在礼制最终由谁决定的问题上 ， 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 。
从君臣力量消长来看 ， 宪宗是中材之主 ， 个人权威远不如太祖 ， 皇权有所削弱 。 随着科举的兴盛 ， 儒臣群体的队伍不断壮大 ， 力量得到增强 。
其次 ， 儒家制度深入人心 ，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 儒臣固然是争礼的主力 ， 但以魏国公为首勋臣和武官也加入了争礼的行列 。 没有人站在皇帝和周太后那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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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之后 ， 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逐渐形成 。 文武群臣不仅踊跃争礼 ， 还集体采用跪伏阙门这种激进的方式 ， 对皇帝施加压力 ， 使得皇帝不得不接受群臣的主张 。
虽然儒臣也对皇帝的礼制需求做出了让步 ， 但也都在礼制规则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 礼制话语权再次出现由君到臣的转变 。 三、君臣的礼仪交锋 ， 帝王夺回礼制话语权
世宗继位之初 ， 杨廷和就以阁老的身份 ， 掌控了礼制话语权 。 对继位礼仪、奉迎生母礼仪和世宗祖母丧礼做出了强势的安排 。
后来杨廷和致仕 ， 世宗为了重新夺回话语权 ， 扶持新兴议礼力量 ， 推行大礼的进程 ， 实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 。
一是分化儒臣群体 ， 扶持新兴议礼力量 。 杨廷和在朝期间 ， 虽然也有官员对大礼持不同意见 ， 但人数寥寥 ， 意见受到压制 ， 不同意见的官员受到打压 。 嘉靖三年 ， 礼部尚书王俊遵召集文武大臣议论事务 ， 前后多次向世宗汇报大臣分属阵营的情况 。 《明伦大典》记载:“惟进士张恩、注视震韬、几十种熊浃议同 ， 属世宗阵营 。 其他八十余疏 ， 二百五十余人 ， 属杨廷和阵营 。 ”
显然 ， 形势对世宗不利 。 世宗虽然拥有天子的特权 ， 但是礼学素养有限 ， 如果要推进议礼进程 ， 需要依靠新兴议礼官员阐明礼仪 ， 与群臣争夺礼制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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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行政手段打压 ， 杨廷和阵营的官员进行斥责和贬官 。 嘉靖三年二月议礼时 ， 世宗对结果不满意 ， “更参众议论之 ， 给事中张忠等三十有二人 ， 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论 ， 以为当从众议” 。 世宗大怒 ， 斥责他们这是“朋言乱政” ， 罚了俸禄 ， 将忤逆旨意的人罢官的罢官 ， 下狱的下狱 。
如此一来 ， 持礼的官员遭受重大打击 ， 元气大伤 ， 再也无力抱团与世宗抗衡 。
三是通过编定大礼全书 ， 彻底夺回礼制话语权 。 世宗的强硬态度使得朝廷上大臣们的态度首次发生了逆转 。
嘉靖三年 ， 再次集议时 ， 但对的官员已经寥寥无几 。 “大礼之议 ， 仰赖圣明独断 ， 大伦已明 。 ”大礼议的过程就是世宗重新夺回礼制话语权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皇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
通过对杨廷和集团进行打压、斥责驱逐 ， 反对意见逐渐削弱 ， 世宗也扶持了新兴的议礼官员 ， 分化儒臣群体 ， 编纂大礼全书 ， 在儒家礼制的框架下进行有利于世宗的变通 ， 最终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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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运用礼制维护统治这个话题上 ， 明代的君主存在共识 ， 礼制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 ， 但君臣的礼制立场不尽相同 。
对于儒臣来说 ， 礼制乃万世纲常 ， 道德人心所在 。 对于皇帝来说 ， 礼制总体上有利于皇权统治 ， 是重要的政治手段 。
历代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皇权优先还是礼制优先的博弈 。
事实证明 ， 礼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利格局 ， 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 。 皇权优先于礼制的原则一直被潜在遵循 。
参考文献：
《明太宗实录》
《明伦大典》
【“犹衡于轻重，绳墨于曲直”，明代君臣礼仪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皇明肃皇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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