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小伙辞职搞垃圾回收创业，成本压低到靠3人撑起北京市场
编者按：
不管你对垃圾分类是什么看法 ， 前有19年率先出发的上海 ， 现有北京 ， 中央政策既定的全国46城都将加速步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代 。 上海志愿者阿姨一句广为流传的“侬是什么垃圾”是否将成为未来各大城市居民的共同遭遇？个人垃圾分类行为 ， 在社会舆论热潮退去后又是否还会持续？
过去十年 ， “垃圾围城”的严峻现实和应运而生的垃圾分类政策 ， 催促一批又一批玩家入场 ， 探索着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可持续路径 。 《社会创新系列》第12篇的主人公汪剑超便是其中的一位 。 在许多玩家已黯然退场的现状下 ， 进入垃圾分类行业八年的他已“放弃讨好用户” ， 却仍想要“站着把钱赚了” 。 他是如何想 ， 又是如何实践的？
中国的垃圾分类史 ， 比我们大多数人以为的要长 。
【微软小伙辞职搞垃圾回收创业，成本压低到靠3人撑起北京市场】即使不从1957年北京日报那篇头版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和少数试点算起 ， 当代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实践也至少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 从城市拾荒大军“收废品”的吆喝声 ， 到这个春天解封的北京、武汉和更多城市 ， 都将先后迎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一“大事” ， 正视垃圾问题 ， 为垃圾寻找“出路”的尝试 ， 已经迈进它的第五个十年 。
可即使如此 ， 垃圾问题仍然是问题 ， 中国城市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和堆积垃圾 ， 过去几十年 ，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而来的 ， 是一次又一次的不了了之 。
问题出在哪里？面对垃圾 ， 我们究竟有没有除蹬着三轮车的收废品大爷、与看守垃圾桶的居委会阿姨之外的“现代”解决方案？
“当下的垃圾分类行业 ， 正在放水排水一起开 。 ”2019年10月底 ， “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 其时上海一度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话题已逐渐淡出了舆论视野 ， 垃圾分类 ， 再一次有如命运轮回一般 ， 进入了它的关注低谷时段 。
“一方面 ， 是各地政府力推垃圾分类 ， 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另一方面 ， 却是因为解决方案不科学 ， 这些投入无法沉淀下来 ， 白白流走了 。 ”回顾垃圾分类各地经验 ， 汪剑超这样总结 ， “当真是围城 ， 城里的想出出不来 ， 城外的想进进不去 。 ”
围城
家长将积攒的纸板、矿泉水瓶等“破烂”卖给拾荒者 ， 后者持一把饱经风霜的秤杆称重后 ， 再从口袋抽出一沓毛票返钱 ， 这样的场景 ， 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整整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家庭记忆 。
这些拾荒者也成为中国垃圾行业最初的从业者 ， 尽管在当时他们并无这样的职业自觉：那些被扔掉的东西里 ， 有一部分仍能卖出价钱 ， 虽然其间利润微薄 ， 但他们的生活成本也同样微薄 ， 不少人靠着收“废品”在城市站住脚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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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 ， 一名靠捡废品为生的老人/ICphoto
在行业发展的最初二十年 ， 这种朴素的盈利逻辑一直主导着中国垃圾行业 。
但随着时间推移 ， 这一模式并未逐步走向成熟 ， 而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 ， 随着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 ，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正变得越来越“肥”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 ， 这些原有的城市边缘人口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新兴行业吸纳 ， 要找到往日拾荒所需要的堆放场地 ， 在近年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也越来越难 。
2010年 ， 一位名叫王久良的摄影师将北京遭遇的“垃圾围城”之痛 ， 拍摄成了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 。 通过对城郊几百座垃圾场的走访与调查 ， 王久良用真实影像呈现了垃圾包围北京的严重态势 ， 触目惊心的画面背后 ， 则是长久以来为人忽略的现实：每一座中国城市 ， 都在不同程度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 。 围绕填埋场、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邻避效应”事件 ， 也牵动着居民和城市治理者的神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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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在垃圾堆中拍摄/网络
中国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办？镜头难有答案 ， 但画面触动了屏幕外的千千万万人 ， 其中也包括当时人在北京的西安青年汪剑超 。
蓝海
那一年 ， 汪剑超的身份是微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 。 对于一个一路名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年轻人 ，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业选择 。
由于工作关系 ， 汪剑超不断在中美两国之间往返 ， 微软总部餐厅巨细靡遗的餐后垃圾分类环节 ， 比其他文化差异更早地让他感觉到了冲击：对照旧金山与北京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生活水平差异 ， 汪剑超越来越确定中国垃圾产业正亟需一次彻底的迭代升级 。
一年多以后 ， 借着成都环保科技公司“绿色地球”抛来的橄榄枝 ， 汪剑超决定离开熟悉的IT行业 。
在当时 ， 移动互联网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还完全没有渗透到垃圾处理产业当中 ， 汪剑超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其中潜藏巨大机遇的人 。 2010年3月 ， 杭州推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体系 ， 尝试使用社区分类垃圾桶推行垃圾减量 ， 作为中国互联网少数中心城市之一 ， 杭州此举在之后的几年里带起了一批互联网+垃圾回收的创业风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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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9日 ， 居民在杭州一小区的垃圾袋自动发放机领取垃圾袋/ICphoto
与其他行业的“互联网+”思路类似 ， 进入分类回收行业的互联网企业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和更便捷的toC可能性 ， 行业旧有的单价低、利润薄等特质被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吞吐量来弥补 ， 客观存在的严峻问题以及其背后的庞大需求则成为市场前景的代名词 。
当然 ， 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若隐若现的政策风口——从2010年的杭州开始 ，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对于解决垃圾问题不断提高的重视程度 。
2013-2016年 ， 一批新生互联网回收企业相继注册成立 ， 开始在这片想象中的“蓝海”试水 。 2016年9月 ，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开始公开征集意见 ， 据新京报报道 ， 2016-2019的三年多时间里 ， 仅杭州就有几十家企业涉足互联网回收 。
而在西南经济中心成都 ， 汪剑超接手的“绿色地球”分类回收项目同样始于政府资金推动和移动互联网模式的结合 ， 凭借高度信息化的回收方案 ， 绿色地球从众多垃圾分类方案里脱颖而出 ， 赢得了住建部的赞誉 ， 也赢得了包括锦江区和成都市城管委在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订单 。 到2016年底 ， 绿色地球已成功服务成都市全城560多个小区、20多万用户 ， 回收垃圾超过1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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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超与5吨塑料袋/奥北环保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 对于包括汪剑超在内的互联网人来说 ， 分类回收这片“蓝海” ， 水远比想象中更深 。
试错
从APP预约上门回收 ， 到智能回收箱、回收桶的设置 ， 互联网服务改变了垃圾回收业的用户体验 ， 但设想中的大数据并未带来大规模利润 。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认知行业现实：这一行客单价极低而获客成本居高不下 ， 垃圾回收行业微薄的利润空间 ， 并不会因为如今面对的是互联网人而发生什么改变 ， 甚至还在被突然爆发的业内竞争进一步摊薄 ， 而在当时 ， 政策利好的落地速度远低于这些创业者的预期 。
2017年开始 ， 此前一拥而上的互联网回收企业逐步“退烧” ， 许多投放到试点小区的智能回收设备没能赚回成本便遭闲置 ， 居民参与热情越来越低 ， 而无论是智能设备生产 ， 还是后期运营和维护 ， 乃至于意在提高普通人分类意识的线下宣讲活动（汪剑超称之为“地推”） ， 都意味着可观的前期投入 。
政府采购资金成了大部分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如果不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 ， 少则数十万 ， 多则近千万的运营以及设备成本根本无法解决 ， 即使在业务上线以后 ， 企业盈利也唯有在接到政府订单以后——而不是依靠垃圾回收产业——才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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