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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用造谣和网络攻击干扰对手，西方已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在意识形态上 ， 西方把俄罗斯视为永恒的对手 ， 《经济学人》杂志通过一口气回顾四本新近出版的书籍 ， 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 在这个战场上 ， 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 。 他们的结论是：俄罗斯已经重回上风 。
经济学人：用造谣和网络攻击干扰对手，西方已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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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的年度演讲中 ， 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卡特爵士警告说 ， “政治战争的想法又回来了” 。 他向一群困惑的听众保证 ， 坦克和喷气式飞机仍然很重要 ， 但专制的对手们正在利用虚假信息、间谍活动、暗杀、网络攻击和代理人等手段 ， 拆散西方社会和政治的缝隙 。 卡特将军在冷战之初也曾触及美国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提出的同样问题 。 凯南说 ， 美国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超越所有政治背景的体育竞赛” 。 俄国人掌握了“战争内外永恒的斗争节奏” 。
最近有四本新书揭示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黑暗斗争是如何展开和演变的：在《积极措施》一书中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托马斯·里德调查了虚假信息的历史 ， 重点关注克格勃的惊人产出 。 资深采访人员蒂姆·韦纳的《愚蠢与荣耀》审视了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对手的宣传运动 。 英国广播公司的安全采访人员戈登·科莱拉在《我们中的俄罗斯人》一书中探讨了俄罗斯的“非法”潜伏特工计划 。 在《来自俄罗斯的血》中 ， BuzzFeed新闻的采访人员海蒂·布莱克调查了俄罗斯在英国的杀戮狂欢 。
正如《积极措施》一书作者里德所说 ， 无形武器——“有事实、有谣言 ， 最好是两者令人迷惑的混合体”——能够带来广为人知的胜利 ， 这一观点如今已被广泛接受 。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在2016年使用煽动性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公布被黑客窃取的电子邮件 ， 成功地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有关 。 但这种做法并不是刚发明的 ， 它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出现 ， 并在冷战时期得到了改进 。
【经济学人：用造谣和网络攻击干扰对手，西方已不是俄罗斯的对手】里德解释说 ， 起初中情局比克格勃“更多产 ， 更无耻” 。 仅在1957年 ， 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柏林印刷厂就生产了超过85.5万种媒体产品 ， 包括伪造的和真实的小册子 ， 以及一本专门介绍爵士乐的杂志 。 量身定制的个人命运预言被送给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激怒他们 。 1951年 ， 一个前沿组织每月向东德送1.5万个宣传用的气球 ， 直到1960年还维持着三个气球的宣传量 。
但克格勃的努力将使这一切相形见绌 。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 它每年协调300-400项“积极措施”——从推动欧洲和平运动到后来的几十年里 ， 宣传散布美国制造艾滋病作为武器的谣言 。 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为这项任务效力 。 在一个针对美国制造中子弹的宣传战中 ， 他们花费了2亿美元（按现在的价值 ， 超过7亿美元） 。 1985年 ， 这些活动的预算最少也有30亿至40亿美元（按现在的价值 ， 超过70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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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里德
里德从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中汲取了重要的见解 。 三点令人无法忽视 。 一是使用不实信息与纯然捏造是不一样的 。 事实上 ， 用“小小谎言”包裹着“大片事实”是最有效的 。 克格勃通过虚假的黑人运动组织传播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暴力的真实报道 ， 就像2016年通过虚假的验证传播真实的电子邮件一样 。 但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本来就有的分歧 ， 所以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 ， 你也很难衡量这些举措是否有效 。
第二个教训是 ， 虚假信息不仅会腐蚀开放社会 ， 还会对作恶者造成更微妙的伤害 。 里德警告称:“当庞大而神秘的官僚机构进行大规模、长期的系统性欺骗时 ， 他们将破坏国内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 他指出 ， 苏联的宣传人员经常欺骗自己 。 “你不可能一边善于造谣 ， 一边支持民主 。 ”
《愚蠢与荣耀》的作者韦纳认为 ， 这并没有阻止美国继续尝试 。 尽管凯南认为“俄罗斯人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导致他们“把所有公开的事实都视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 但中央情报局本身在全球拥有或包销50家新闻机构 。 美国最著名的大报都雇佣了“至少一名为CIA工作或兼职的采访人员” ， 韦纳先生声称 。 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被苏联占领的欧洲 ， 说得好是一个“重要的新闻来源” ， 说得不好就是一个“毒药工厂” ， 致力于“制造混乱” 。 一名CIA前雇员如此描述 。
这两个国家都利用信息作为撬棍来扩大对方的社会或政治分歧 ， 但里德不认为这二者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 他说 ， CIA“几乎完全从虚假信息的战场上撤退了” 。 当它发动信息战的时候 ， 往往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把《1984》的翻译版本分发到乌克兰 ， 或者把印报用的新闻纸走私到波兰 。 美国在政治宣传战中最严重的过激行为最终都被权力制衡遏制住了 ， 并没有给苏联机构造成太大麻烦 。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 ， 就是我们不能对他们去做的 。 ”爱沙尼亚总统在2007年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络攻击发生后指出 。
当把目光转向俄罗斯政治宣传战武器库里的其他武器时 ， 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了 。 《我们中的俄罗斯人》一书的作者科莱拉对俄罗斯间谍的描述引人入胜 ， 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潜入美国郊区 ， 假借死去婴儿的身份伪装自己 。 许多潜伏下来的俄罗斯间谍把自己不知情的孩子培养成真正的美国人 ， 然后在美国退休 。 这反映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耐力 ， 但也体现了实力上的不对称 。 科莱拉指出 ， 没有哪个年轻的中情局或军情六处官员愿意“花20年时间假装自己是乌克兰人在伏尔加格勒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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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俄罗斯人》一书
《来自俄罗斯的血》的作者布雷克探讨了另一场一边倒的战争 。 她描述了与普京闹翻的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助手如何在伦敦一个接一个地死亡 ， 其速度“有违自然规律” 。 美国间谍一再告诉英国同行 ， 普京的特工可能要对此负责 ， 但谨小慎微的英国领导人 ， 在看到卢布大量涌入伦敦房地产市场时 ， 将这些担忧抛在了一边 。 布莱克的论据令人瞠目结舌 ， 她声称俄罗斯间谍已经研发出了一种无法检测的毒药 ， 可以导致快速致癌和产生“改变情绪的物质” ， 从而诱发抑郁和自杀 。
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缺乏证据 。 但这与里德的第三个论点有关：技术已经改变了政治宣传斗争的舞台 。 这一点从科莱拉对俄罗斯间谍计划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 。 利用生物识别的边境控制 ， 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 ， 使得创建经得起审查的别名变得更加困难 。 科莱拉说 ， 新一代更为平凡的俄罗斯间谍以真名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流动 ， 他们隐藏在大量的移民中 。
但是 ， 当科技关上了一扇门时 ， 它也打开了另一扇门 。
苏联制造的虚假信息必须被洗白到西方 ， 通常是通过媒体 。 “如果他们没有新闻自由 ， 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创造新闻自由 。 ”克格勃的虚假信息主管在1964年打趣道 。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渠道的性质 。 信息可能会被大量窃取 ， 并以匿名、快速和廉价的方式传播 ， 通常是通过轻信的活动人士 ， 而不在乎信息来源真实与否的小报采访人员则会放大这种信息 。 里德总结道:“虚假信息价值创造链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受害者社会自己加工完成的 。 ”更反常的是 ， 西方对虚假新闻报道的恐慌往往夸大了这些虚假宣传活动的效果 ， 从而加剧了它们的迷惑效应 。
就像1948年的凯南一样 ， 西方情报官员和士兵现在正在重新学习如何发动政治宣传战争 。 去年 ， 卡特将军成立了英国陆军的一个新师 ， 专门从事“信息机动和非常规战争” 。 英国国防部有点含糊其辞地夸口说 ， 它“经常在虚拟和现实的冲突中不越线地行动” 。 其下属的第77旅一直在积极打击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 。 至于该机构是否也向俄罗斯间谍发送定制的个人命运预言（就像美国人对东德秘密警察做的那样） ， 就不得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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