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和“独断”——韩昭侯和申不害以“术”为主的政治改革
韩国灭掉郑国后 ， 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 ， 在韩国主持改革 ， 他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 ， 申不害教韩昭侯“修术行道” ， 目的很明确, ， 就是要在韩国建立起稳固的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 他理想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 其政治局面应该是群臣要象车轮凑集于车毂那样 ， 绝对围着君主转 。 君和臣的关系是：
【“无为”和“独断”——韩昭侯和申不害以“术”为主的政治改革】“君如身 ， 臣如手；君若号 ， 臣若响” ，
君主要能得心应手地支配群臣 。 为此 ， 不仅君臣之位不可颠倒 ， 而且君主应该牢牢掌握住权柄 ，
“君设其本 ， 臣操其末；君治其要 ， 臣行其详；君操其柄 ， 臣事其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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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国君怎样才能保证由自己掌握“本”、“要”、“柄” ， 而牢固地处于对群臣的绝对支配地位呢?那就需要讲究统治之“术” 。
申不害所谓的“术” ， 主要是指国君用以选择、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一套办法 ， 即君驾驭臣之术 。 《韩非子·定法》记载战国末年的韩非曾这样描绘申不害的术：
“术者 ， 因任而授官 ， 循名而责实 ， 操生杀之柄 ， 课群臣之能者也 。 ”
就是说 ， 国君要根据需要选拔称职的人授予官爵 ， 任定之后 ， 即按他们所任官职应尽的职守 ， 检查、考核其表现 ， 作出应有的评价 ， 作为决定其进退生死的根据 。
申不害之所以特别注重君驭臣之术 ， 是因为他从春秋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量历史事实中看到一条规律 ， 即威胁君主地位的主要危险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不是来自下边的民众 ， 而是来自国君左右的大臣 。 《申子?大体》记载他说：
“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 ， 为寇戎盗贼之至也 。 今夫弑君而取国者 ， 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 。 ”
盗贼固然不可不防 ， 可事实上取君主统治权而代之的 ， 常常并非这些“暴徒” ， 倒是萧墙之内共享富贵、用不着越城犯闭铤而走险的统治集团中人 。 所以 ， 君主要巩固自己的统治 ， 对身边的大臣得格外加小心 。 严防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 ， 更不能造成“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的局面 。 不然,权臣今日擅政 ， 明日就可能夺权篡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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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君主如何才能操纵群臣 ， 不使其有任何擅权潜越的可能呢？申不害认为这主要看君主是否能做到“无为”和“独断” 。
什么是“无为”之术？
第一、“无为”之术并不是简单的要君主真的无所作为 ， 而是要求君主学会深藏不露 。
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在最后决断之前轻易表态 。 对自己的好和恶、是与非、知与不知 ， 不能轻易流露 。 因为作为最高当权者和决策人的君主 ， 只要有任何倾向性的表示 ， 都会被臣下钻空子 ， 从而投其所好 ， 弄虚作假 ， 以达到个人目的 。 所以君主平常要对什么事都要不动声色 ， 听见要装作没听见 ， 看见要装作没看见 ， 知道要装作不知道 ， 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 。 不暴露自己的智慧、观察力和欲望 ， 让臣子总是莫名其妙 ， 无从猜测君主的意图 。 这样 ， 就无从投机取巧 ， 阿谀逢迎 ， 也不会事先有所准备 ， 缺陷和错误就会暴露 。 君主也就容易抓住那些无能或不规之臣的把柄 ， 从而知道一切,洞察一切 。 只有示天下无为 ， 才能无所不为 。
第二、“无为”之术还要求君主不能全依靠个人的直觉办事 。
因为个人的知觉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 凭个人知觉处理问题 ， 判断是非 ， 免不了要出漏洞 。
有一次 ， 韩昭侯看见祭祀用的祭猪太小 ， 叫主管祭祠的官吏换一只 ， 可管事的官吏阳奉阴违 ， 图省事 ， 过了一会儿又把原来的小猪拿了上来搪塞 。 不想昭侯眼尖 ， 一眼看穿 ， 便质问这位官吏 ， 怎么又把刚才那一只拿来 。 官吏无言以对 。 左右问昭侯 ， 何以知道？韩昭侯说 ， 他是从猪耳朵的颜色、大小辨认出来的 。 此事后来让申不害知道了 ， 就发了一通议论 ， 指出凭耳目心智的直觉认识事物是有限的 ， 因为听觉再灵敏 ， “十里之间 ， 而耳不能闻”；眼睛再亮 ， “帷墙之外 ， 而目不能见”；再有心计 ， “三亩之内 ， 而心不能知” ， 更何况偌大的天下 ， 辽阔的地域 ， 各式各样的人事 ， 凭靠个人的直觉又能掌握多少情况？所以 ， 行“无为”之术 ， 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一些规律 ， 选择适当时机 ， 施展权术 ， 控制、慑服臣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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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巧于用人 ， 亦是“无为”之术不可缺乏的内容 。
申不害教韩昭侯不要与臣争事 ， 不能事事过问 ， 而要掌握用人之道 ， 具体事都让臣子去干 ， 君主只管用赏与罚驱使、监督就行 。 《吕氏春秋?任数》记载：
“因者 ， 君术也 ， 为者 ， 臣道也 。 为则扰矣 ， 因则静矣 。 ”
君主要以静制动 ， 稳居中心 ， 指挥臣子围着君主转 。
“无为”的诀窍如此 ， 怎样才能“独断”呢？
所谓“独断” ， 就是国事、天下事要由君主一人说了算 。
“无为”只是君主工作的一种过程 ， 并非事情的终结 ， 需要见分晓时 ， 君主必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申不害强调：
“独视者谓明 ， 独听者谓聪 ， 能独断者故可为天下王 。 ”
将君主能否“独断”看作能否成就王业的重要条件 ， 主张君主在决断时 ， 完全可以忽略天下人的意愿 ， 也无须考虑臣子的建议 ， 要敢于凭自己的主见下决心 。 英明的君主一句话、一个主意就可运转乾坤 ， 决定大局 。 “无为”是为“独断”服务的,“独断”既是行“术”的手段 ， 也是行“术”的目的 。 一句话 ， “独断”就是要由君主进行专制独裁统治 。
保证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严格控制舆论 。
《韩非子?难三》记载申不害主张：
“治不逾官 ， 虽知不言” ，
要求百官除了做好分内之事 ， 对任何事情都应保持沉默 ， 即使看出利害得失也不许发言 。 下级对上级 ， 群臣对君主 ， 只能服从 ， 必须服从 。 造成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空气 。 如果有人胆敢对君主的“独断”表示不满 ， 私下议论朝政 ， 立刻就会被君主在“无为”掩护下暗中布置的侦探盯住 ， 最终落入朝廷事先张好的“天地之网”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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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昭侯原本老谋深算 ， 爱耍小聪明 ， 经申不害一点拨 ， 在玩弄权术上更加炉火纯青 。 他常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考验、制服群臣 。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有一次 ， 他利用群臣聚集朝堂议事之机 ， 忽然
“握爪伴亡一爪(指甲套饰) ， 求之甚急 ，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 ， 昭侯因此察左右之诚不 。 ”
又例如一年春夏之交 ， 他派使者骑马到地方上察巡 ， 使者回报时 ， 他仔细盘问路上看到了什么？使者说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 只不过南门外有小黄牛吃田里的青苗 。 昭侯如获至宝 ， 立即吩咐使者绝对不许把刚才谈话内容泄露出去 ， 然后煞有介事地下了一道命令：
“当苗时 ， 禁牛马入人田中 ， 固有令 ， 而吏不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 ， 亟举其数上之 ， 不得 ， 将重其罪！”
说是政府早就有规定 ， 禁止在禾苗生长期放牛马入田中 ， 可官吏对此不经心 ， 现在牛马入田中吃青苗的现象很严重 ， 各地方官要赶快查清情况 ， 全数报上来 ， 如有遗漏,将重治其罪 。 各地方官立马进行调查上报 ， 但未提到使者所见的情况 。 韩昭侯便说 ， “未尽也” ， 要求地方官继续调查 ， 直至发现南门外有小黄牛吃青苗一事才罢休 。 这使臣子感到韩昭侯有洞察一切的本领 ， 全都战战兢兢不敢胡作非为了 。
在强调用“术”的同时 ， 申不害也提倡法制 。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 ， 应该明法审令 。 《申子·大体》记载他指出：
“君必有明法正义 ， 若悬权衡以正轻重 ， 所以一群臣也 。 ”
国君手中必须有法 ， 就像有了秤才能量物之轻重一样 ， 有了法 ， 才有据以约束群臣的统标准 。 君主的尊严靠法令来保证 ， 法令不行就是无视君上的权威 ， 所以明智的君主必须谨慎于法 。 而且 ， 还应该不凭个人感情和好恶代替法 。 在进行赏赐和选拔 ， 任命官吏时 ， 都应依法而行 ， 按照“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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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中 ， 韩昭侯、申不害君臣是用术有余而行法不足 。
首先 ， 是没有统一法律 。
“不擅其法 ， 不一其宪令” ， 常常采取实用态度 ， 根据临时需要 ， 援引过去的旧法和韩昭侯新法中某些条款便宜行事 。 “利在故法前令”则用旧法 。 “利在新法后令”则强调新法 。 这种法令新旧相扰的状况使韩国民众不能知道哪个是对的 ， 影响了法制的贯彻 ， 更谈不上利用新法克服旧观念、旧传统了 。
其次 ， 申不害本人更具有权术家口是心非、不讲信义、只图一时之便的特点 ， 常以宰相之尊带头以私害法 。
有一次 ， 韩昭侯与其论政 ， 感慨“法度甚不易行也” 。 申不害当即指出国君徇私情 ， 随意对亲近自己的人开后门 ， 是使国家法度不能彻底贯彻的重要原因 。 昭侯很惭愧 ， 表示“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 ， 寡人奚听矣” ， 今后将按申子的提醒一断于公 。 可是不多久 ， 申不害跑到韩昭侯跟前请求破例给他从兄弟一个官职 。 昭侯不客气地责问他 ， 这可不是你目前教我坚持的原则 。 究竟是接受你的请求去破坏你的主张对呢？还是维护你的主张拒绝你现在的请求好？申害十分尴尬 ， 申不害诚惶诚恐地避开正屋不住而请求给自己处罚 。 制定法律时只想到如何限制别人 ， 没想到法律总有一天也会限制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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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申不害在韩为相15年 ， 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 ， 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 。 他们那套驾驭、操纵臣子之“术”虽然充满了奸诈和阴谋 ， 但也有一些合理的部分 。 其中“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 “见功而与赏”的原则 ， 对韩国的政权建设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 借助于这些原则 ， 他们改组、整顿了韩国的官僚队伍 ， 将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确规定 ， 并根据任务大小、能力高低、称职与否选拔、任命官员 。 对在任的官吏 ， 按既定标准加强考核与监督 。 对渎职无能之辈 ， 或贬或罚 ， 对称职有功之臣 ， 及时论功行赏 ， 予以鼓励 。 再加之各种权术产生的威慑力 ， 使各级官吏无不俯首帖耳 ， 忠于职守 ， 不敢有丝亳的懈怠与放悖 。 从而使国内政局得到稳定 ， 贵族特权受到限制 ， 百姓生活渐趋富裕 ， 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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