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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

《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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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中国邮政供图
《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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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 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 。 书中把故事发生年代假托在明朝 ， 故事发生地主要放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书中还有一部分人和事涉及四川、广东、山东等地 ， 而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 ， 据很多学者系统研究 ， 他生前并未到过这几个地方 ， 尤其是正文（第二回）故事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写起 ， 其用意何在？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认为 ，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 ， 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 ， 影响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 ， 都有特别的考虑 。 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 ， 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 ， 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 ， 有深隐的寓意 。
读小说的“索隐”心态
《儒林外史》是一部写实性很强的章回小说 。 它的写实性 ， 不仅表现在其主要人物大都可考 ， 有真人的影子 ，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往往有所根据 ， 而且人物活动、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不尽虚构 。
这个情况 ， 一方面使读者容易往它处处有“真事隐”的方向去想；另一方面对于确认无“真事”可求的描写 ， 也不免生出其有象征性或寓意的疑问来 。 这固然不是读小说的正途 ， 但是 ， 读中国古代的小说 ， 特别是读《儒林外史》这部手法独特的著作 ， 上述“索隐”的心态却是不可多 ， 也不可少的 。
这让人想到书中人与事所涉及的地域 ， 除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诸省的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天长(实即作者的老家安徽全椒)、南昌等地之外 ， 经常提到或写到的还有四川、广东、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 。 据胡适、陈美林、李汉秋等诸家系统研究 ， 吴敬梓生平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 因此书中有关这些地方的描写多不具体 。 然而即使如此 ， 我们也没有理由一下想到作者把他的部分人物、故事写在这三个省份 ， 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 而读者专家也不曾做过这一方向上的思考 。 例如陈美林先生就曾不无诧异地注意到,“‘楔’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 ， 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 。 但是 ， 陈先生并没有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讨论 。
当然 ， 这是可以讨论的 。 因为毕竟这三个省份在书中的出现 ， 不会是作者信手拈来 ， 为无所选择的随意布置 。 即使可以认为其并不完全出于故事情节设计的需要 ， 也应该考虑到作者兴之所至的可能 ， 即在潜意识支配下笔端造化 ， 作出引入这三个省份的安排,而正合全书之旨 。 这就有了无论作者有意无意 ， 这三个省份作为故事背景被安排于书中 ， 都有思想艺术上的合理性存在 ， 可以而且应该有适当的说明 。
如果想准确理解这个问题 ， 就需要先了解《儒林外史》一书的“天下”“古今”观念 ， 进而可以讨论作者何以关注到这三个省份,特别是山东以及其中的山东人 ， 或到过山东的人 。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观
《儒林外史》虽系小说 ， 但由其题材、书名可知 ， 作者命意甚高 ， 实有孔子《春秋》以降太史公“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的情怀 ， 而突出表现为书中应用了许多“天下”“古今”“自古及今”之语 。 由检索可知 ， 全书中直接用“天下”有58次 ， 用“古今”有5次 ， 用与“古今”同义而表意更重的“自古及今”也有5次 。
这些用语自然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情 ， 但也同时显示了作者从“天下”“古今”的角度 ， 就是以宇宙意识观察把握儒林的创作态度 。 这种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故事非徒托于明代而写清朝 ， 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实写明代 ， 对“明亡于八股”的历史作了深入切实的反思；另一方面影响了他对故事地域背景的设置 ， 那就是其所写虽然基本只是“江左烟霞 ， 淮南耆旧” ， 但其为人物所托籍贯与活动的地域 ， 却不限于江淮 ， 而是“天下” 。 这个“天下” ， 就是以书中所写所及的北京(中)与重点写到的南京(东)、四川(西)、山东(北)、广东(南)四地 ， 成东、西、南、北、中的格局 ， 为“天下”的概观 。 这两面的结合 ， 外内一致地构成吴敬梓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特质与风貌 。
从“山东汶上”写起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 《儒林外史》不仅用了如上“天下”“古今”的安排 ， 而且作为一部以“江左”“淮南”为故事实际地域背景的小说 ， 其正文(第二回)故事并未从描写的中心地江淮开始 ， 反而从看来他并不熟悉的“近北的省份”——山东写起 。 这样构思的原因何在呢?
对于《儒林外史》的作者要把周进写为山东汶上县人 ， 陈美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 。 他说:“‘楔子’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 ， 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 。 ”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 现在看来 ， 吴敬梓如此用笔并非如《红楼梦》中写刘姥姥 。 因为显然第二回山东周进、王举人等人及其故事有正文开头的作用 ， 但全书已有了“楔子” ， 这个开头犹如接下来写广东范进的故事 ， 就不再是过场或引子 ， 而是正文居首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也就是《儒林外史》切入“天下”“古今”的入手处 。 对于《儒林外史》来说 ， 这一入手处放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是最恰当不过了 。 其原因无他 ， 只在“汶上”最适合于做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象征 。
历史上的山东汶上 ， 是除鲁都曲阜之外 ， 与《儒林外史》之“儒”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 。 汶上春秋时期称中都 ， 是孔子最初出仕为邑宰的地方,《史记·孔子世家》载:“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 ， 一年 ， 四方皆则之 。 由中都宰为司空 ， 由司空为大司寇 。 ”《孔子家语·相鲁》中也有“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等较为详细的记载 。
由此可知 ， 汶上曾是孔子“为政”牛刀初试之地 ， 当年政绩突出 ， 为“四方则之”的榜样 ， 但在作者看来 ， 如今这个“四方则之”的地方 ， 却成了周进(士)、王举人、梅秀才一班“八股”先生的“天下”“古今”之变 ， “儒林”堕落 ， 可胜叹哉!
这一寓意正与书中每对比周孔的古代以斥当今礼乐不兴、八股泛滥的做法相一致 。 书中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学 ， 马二先生对历代“举业”有一番详细述评 。 这里马二先生的话虽句句符合当时的实际 ， 不容置疑 ， 但作者之意 ， 肯定不是赞成马二所说本朝“用文章取士 ， 这是极好的法则” ， 而是由他道破这“法则”与孔孟之教背道而驰 。 由此可知 ， 无论“天下”与“举业” ， 作者都是以“孔夫子的周朝”为好或为参照 ， 对比“本朝”的不遵古道 ， 实际都是“弄坏了” ， 以表达自己今不如昔的感慨之情 。
这样的思路施于全书的构造 ， 正文故事从春秋孔子曾为邑宰的“中都”即山东汶上开始 ， 就不仅是自然的 ， 而且由此一下把“儒林”的问题提到了“天下”、“古今”的层面 ， 有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之致 ， 真乃妙于发端 。
王冕、虞博士等为何也要来山东
《儒林外史》不仅以正文人物故事从“汶上”发端 ， 体现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情怀 ， 而且以其全书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大都到过山东 ， 加强全书崇儒的倾向 。
如历史上的王冕 ， 是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绍兴)人 ， 一生并未到过山东 ， 但是 ， 第一回“楔子”以他为“隐括全文”的“名流” ， 写“王冕一路风餐露宿 ， 九十里大站 ， 七十里小站 ， 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云云 ， 却又没有做什么事 ， 只成就了他后来应付乡民打探其与吴王关系的一个托词 。 可见作者写王冕来“山东”一趟非关情节 ， 而是故意为之 ， 以济南之为山东首府 ， 切近邹鲁 ， 拟其恍惚有朱熹《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句意的行迹 ， 皴染其儒者气象 。
此外 ， 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也都提到山东 ， 但大致也近乎闲笔 ， 也不必非要写在山东的 ， 所以看起来也与写王冕山东之行为同一思路 。 这样说似过于深求了 ， 但参以上述从汶上县写起的故意 ， 实可确信《儒林外史》对三位“名流”“真儒”“贤人”必要有山东之行的描写 ， 与作者尊崇孔孟古道的儒家情怀不无关系 。
事实上我国古代小说以地域环境写人寄意不是个别的现象 。 《儒林外史》正文开篇从“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个乡村”开始 ， 又频频使他心仪的人物有一游山东的经历 ， 就与《平山冷燕》借汶上先贤遗迹以叙事达意为同样的安排 。 当然 ， 如果我们肯定了以上的推测 ， 可能会带出另一个问题 ， 《儒林外史》为什么没有把故事的起点直接写到孔子故里曲阜？其实 ， 这是不难明白的 ， 即在那样尊孔的时代 ， 作者一定是不敢也大概不忍去冒犯其所崇敬的圣人 。
总之 ， 《儒林外史》正文故事自山东汶上开始 ， 又写诸名流、真儒、贤人都要到“山东” ， 略如为之作儒学“镀金”的样子 ，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 这一事实自然也与所写汶上县的周、王、梅、荀等都是“小人儒”不够和谐 ， 然而对于心目中有“古今”之严格区别的作者来说 ， 并非真正的矛盾 ， 而是表达同在邹鲁洙泗之地 ， 而雅者自雅 ， 俗者自俗而已 。
这样的推考极易被视为穿凿附会 ， 但这样的考论 ， 即使不是今人阅读所可能注意到的 ， 却未必一定不是作者心中笔下所有意为之的 。 而如果再要考虑到《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汉才 ， 作为稗官”的情况 ， 又与“公子妓院说科场”的故事环境设计的手法相参观 ， 则更应该相信如上的推断 ， 乃无可置疑的结论 。 因此 ， 尽管可以肯定今天的读者不太会觉察、关心和不容易理解作者的这种深曲用意 ， 而且以当今艺术的观点来看 ， 这样的写法也许已不便视为正面的经验 ， 但我们却不能忽略作者当年有如此深曲的笔法 ， 如此深隐的寄托 。 从而无论喜欢、赞赏与否 ， 我们都不能不面对《儒林外史》这一方面的特点 ， 认真看明白了 ， 才可能有对这一名著全面深入的认识 ， 作出正确的评价 。
（□本报采访人员于国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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