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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朱棣究竟是有为明君还是虚伪暴君？


有明一代276年 ， 传十六帝 ，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 ， 今人印象中有点存在感的恐怕就剩朱棣了 。 原因无外乎他的四大功绩——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移都北京、对外用兵 ， 所谓“文治武功”皆有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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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先来看今人对这“四大功绩”的解读 。
《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类书；郑和下西洋被视为睥睨哥伦布的壮举；迁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营造 ， 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以来中国始终被动挨打的颓势 ， 重振华夏雄风 。
“四大功绩”以宏大的特性表达了中国历史的某种“光荣” ， 满足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意识觉醒后广大国人的心理需求 ， 于是历史事件被赋予近代意义 ， 并用近代话语作新的解读 。 去年 ， 聚焦故宫博物院的真人秀节目《上新了·故宫》 ， 在讲到朱棣时也是颇多推重之辞 ， 可见新时代大众对民族自豪感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 。
学者李洁非在他的《龙床》中写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解释学 。 ”他细心求证史实 ， 力图回到事发当年 ， 还原历史真相 。
《永乐大典》纯属朱棣为表现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 ， 编成后一直秘存大内 ， 直至散佚 ， 未对文化发展有过实际推动作用 。
《永乐大典》虽然声名显赫 ， 但无论当时、后来还是现在 ， 极少有人真正享有它的好处 。 朱棣的本意就不是让它发挥现实的文化传播作用 ， 只是想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功绩粉饰自己 。 否则 ， 以明代印刷技术之成熟 ， 以及朱棣一贯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格 ， 将其变成出版物供人阅读 ， 实现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承也并非难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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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秘存大内的《永乐大典》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 ， 二是“耀兵异域 ， 示中国富强” ， 绝非“航海探险” ， 也非表示当时之大明具有反锁国意识 ， 实施“开放”政策 。
朱棣“篡位”而登大宝 ， 朱允炆下落不明 ， 一直是他的一大心病 。 为此 ， 他派人四处暗访达一二十年之久 。 根据《明史·胡濴传》（胡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密探 ， 任户部给事中） ， 朱棣派郑和下西洋 ， 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 这是作为官方史的《明史》所认定的事实 。 同时 ， 朝鲜官方史《李朝实录》也证明朱棣曾指示赴朝鲜的使臣 ， “建文手里有逃散的人 ， 也多有逃去别处的 ， 有些走在你那里 ， 你对他（们）说知道 ， 回去对国王说 ， 一介介都送将来 。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此外 ， 胡濴于永乐二十一年似乎终于查实了朱允炆的下落 ， 《胡濴传》明确指出 ， 朱棣多年来的疑虑至此终于打消 。 而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出发时间为永乐十九年正月 ， 二十一年二月胡濴夤夜汇报之后 ， 朱棣就停止了对郑和船队的派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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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 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 是一支庞大的远征海军（水师） ， 不是哥伦布、麦哲伦那种小型冒险家组织 。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内 ， 诸海国多为“蛮夷小邦”“蕞尔小国” ， 面对这样庞大的舰队 ， 自然只有臣服 。 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 ， 满足朱棣身为“天朝上国”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 。
朱棣时代继续奉行洪武时的“海禁”政策 ， 既不许私人出海 ， 亦不派官船出海贸易 ， 更不许外商船只来华 。 永乐初年 ， 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 ， 开设了携带洋商的“四夷馆” ， 许多人就解读为是“海禁”政策有所松动 。 其实中国传统海贸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 。 市舶司和“四夷馆”均属前者 。 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获准朝贡的合法凭证）的外国贡舶 ， 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其实是携带礼物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番使” 。 “四夷馆”更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 。 永乐年间 ， 除贡舶贸易外 ， 禁止一切海外贸易 。 朱棣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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