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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儒补道 修身治国

【『儒家』以儒补道 修身治国】《淮南子》是秦汉政治思想史上的论政巨著 ， 向有“牢笼天地 ， 搏极古今”的“帝王之书”的称誉 。 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撰著此书 ， 根本意图是反思与总结先秦以来的国家盛衰经验 ， 为西汉统治阶层提供一套适合新的大一统王朝发展的政治方略 。 因此 ， 刘安等人深入继承、汲取和融会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学说 ， 尤其着重整合了道、儒两家的思想理念 ， 力求在“以儒补道、道儒兼综”的立场上 ， 对各家学说广取博收、优势互补 ， 重新建构与阐发自身具有汉代黄老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 。 刘安等人这种“持以道德 ， 辅以仁义”（《览冥训》）的理论旨趣 ， 在《淮南子》二十一篇中多有深刻体现 ， 其中带有全书理论总结性质的《泰族训》反映最为集中 。 《泰族训》所提“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主张 ， 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淮南子》一书“以儒补道”、新阐黄老的理论典型 。 正是围绕一“诚”字 ， 刘安等人在《泰族训》中力求贯通儒、道两家核心的政治理念 ， 将其通过“治身”“治国”两个层面会通与熔铸在一起 ， 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兼具道、儒双重理论优势的汉代黄老内圣外王之学 。
【『儒家』以儒补道 修身治国】首先 ， 《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其理论渊源在儒家 ， 是儒家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主张之一 。 先秦儒家从“思孟学派”以来 ， 就十分突出“至诚”“自诚”（《中庸》）、“反身而诚”（《孟子·尽心章句上》）的观点 ， 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 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 。 “诚”与“心”相结合 ， 成为先秦儒学自孔子后 ， 经子思、孟子、荀子的理论阐发 ， 日益实现“内向化”发展的显著标志之一 。 在《淮南子》的作者中 ， 以大山、小山为代表的儒者群体试图将先秦儒学的理论精华尽可能地融会于《淮南子》的理论体系中 ， 而“诚”的概念及思想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 《泰族训》一篇中 ， “诚”作为特定概念先后出现8次（其中“精诚”3次 ， “至诚”1次） ， 较为引人注目 ， 因此 ， 《泰族训》明确提出“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至诚而能动化矣”的主张 ， 并非偶然 。 从学术流变而言 ， 《泰族训》这种突显“诚”思想的理论表现 ， 既显示出《淮南子》一书融合道儒的理论特点 ， 也在一定程度上 ， 反映出先秦儒学在西汉前期的历史流变情况 。
其次 ， 《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其理论内涵是道儒互补的产物 。 《泰族训》历来被学界看作是较为充分体现《淮南子》一书“道儒互补”理论特点的重要篇章 ， 如从具体文本来看 ， 此种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 《泰族训》一篇 ， 从始至终有所侧重地突显出儒家的思想观点 ， 无论是“天”论、“礼”论、“诚”论 ， 或是“仁义”论、“重德”论、“任贤”论 ， 都可见其具体表现 。 但也必须看到 ， 《泰族训》的作者毕竟遵循着淮南王刘安“纪纲道德”（《要略训》）、“持以道德”（《览冥训》）的根本撰著原则 ， 因而尽管儒家思想在《泰族训》中有着较其他十九篇正文更多的反映 ， 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取代道家思想的理论主体地位 ， 而是与道家思想形成颇为复杂的理论交融关系 ， 呈现出“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的状态 。 《泰族训》先说：“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至诚而能动化矣 。 ”其后紧接着又言：“今夫道者 ， 藏精于内 ， 栖神于心 ， 静漠恬淡……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 岂节拊而毛修之哉 。 ”这种先“儒”后“道”的论说方式 ， 在全篇之中时有所见 ， 是其基本的论述特点 。 “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从上下文的特定语境着眼 ， 虽然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内涵 ， 但又不完全为儒家所限 ， 而是已然受到道家理念的渗透与影响 ， 带有一定“道家化”的理论倾向 。 不论是从《泰族训》全篇来看 ， 抑或是从局部论述来看 ， “圣人养心莫善于诚”都应被视为“道儒互补”的理论产物 ， 而不能单纯以“儒家”思想来论 。
再次 ， 《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其理论倾向及特点在于“以儒补道” ， 而非相反 。 尽管“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儒家特质明显 ， 但如上所言 ， 并不意味着其所属局部论述就全然体现为“儒家” 。 事实上 ， 《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是对《淮南子》一书所持道家“治身”思想的补充和深化 ， 是将儒家“修身以德”的伦理政治理念引入道家“修道治身”学说的理论表现 。 在刘安等人看来 ， 这两者能够实现理论的共存与融合 ， 能够让《泰族训》一篇借助于儒家积极“有为”、经世济民的伦理政治精神 ， 将道家“无为而治”理念更有力地推向汉代黄老积极“无为”的理论发展方向 ， 使之与先秦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取向有所区别 。 也因此 ， 《泰族训》一方面主张“养心以诚” ， 深化道家“静漠恬淡”的“养心”理念 ， 另一方面则将“诚”更进一步阐发为治国上的“推其诚心”主张 ， 从而实现用儒家“诚”思想来渗透与影响道家“治身”“治国”理念的内在意图 ， 以此达到“以儒补道 ， 道儒融合”的黄老论政目的 。
最后 ， 《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 ， 其理论得失兼有 ， 但得大于失 ， 对晚于《淮南子》出现的其他汉代思想论著具有深远影响 。 不论是从提出“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局部论述来看 ， 还是从《泰族训》全篇着眼 ， 刘安等人对“以儒补道、道儒融合”的理论实践仍无法完全做到圆融无隙、浑然一体的地步 ， 以致具体整合儒、道两家思想时难免存在抵牾之处 ， 并不十分协调 。 《泰族训》试图用“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儒家理念来深化和充实道家“静漠恬淡”的治身思想 ， 但在文字表述和理论阐发上 ， 仍然无法真正将二者有机熔铸为一体 ， 而是各自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理论形态 ， 只是进行了较为粗糙的理论对接 ， 斧凿痕迹明显 。 这种严重不足 ， 《泰族训》全篇均有反映 ， 是刘安等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未能有效避免的“硬伤” 。 尽管局限明显 ， 但瑕不掩瑜 。 以“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论述为代表 ， 刘安等人在《泰族训》中力求会通与整合道、儒两家理论精华 ， 实现优势互补的创新意识 ， 却是对在秦汉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下 ，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走向空前汇流趋势的积极响应 。 刘安等人这种颇具探索性、开拓性的理论实践极为可贵 ， 虽然未能在《淮南子》一书里达到最为成熟的程度 ， 但对其后董仲舒所进行的汉代“新儒学”的理论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董仲舒通过“以道补儒”的方式再次深刻展示出汉代“儒”“道”合流的思想大势 ， 而其根本上影响汉政发展的理论成就的取得 ， 受益于《淮南子》“以道补儒 ， 道儒互补”的论政思维不少 。 在某种意义上 ， 刘安等人实际亦可被视为深刻影响董仲舒构建汉代“新儒学”体系的理论前驱 。 除董仲舒外 ，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桓宽、扬雄等汉代思想家的论著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淮南子》“道儒互补”思维的历史影响 。
综上所论 ， “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主张 ， 是《泰族训》一篇中较能充分体现“以儒补道、道儒互补”的理论思维及特点的代表性论述 。 这种将儒、道两家思想精华尽可能熔铸为一 ， 新阐汉代黄老“身国同治”理念的理论实践 ， 虽然仍有不足 ， 但其再创造性却值得充分肯定 。 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力图打破学术上的宗派藩篱 ， 重新整合道、儒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以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用 ， 为“刘氏”提供一套真正适应于大一统王朝发展所需的“帝道”方略 ， 他们可贵的理论探索深刻映射出秦汉时代政治思想演进的根本趋势 ， 也让其所撰著的《淮南子》一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价值 ， 最终能够无愧于“绝代奇书”的后世称誉 。
（作者：高旭 ， 系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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