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民国热 ， 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祝鹏程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民国热”的拥趸们是“眼光向上”的 。 他们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 ， 而没有看到底层的受难史 ， 其结果是用“精英史观”取代了“民众史观” ， 屏蔽了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 。“民国热”是近十年来中国文艺作品中的热门话题 ， 催生了一大批电视剧、纪录片、学术著作、通俗读物 。 在当下诸多文艺作品中 ， 民国不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乱世 ， 而是荡气回肠的时代 。 如果对比早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哈同外传》和近年出版的《南渡北归》《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 就会发现对民国的展现已经由对“乱世”的批判 ， 转向了对“黄金时代”的讴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凭借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教训 ， 破解当下遇到的问题本是历史学的重要功用 ， 但“民国热”的产生却存在某种偏移 。 近年来 ， 标榜怀旧、对过往历史的想象与消费悄然成为“时尚” ，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 ， 一部分民众 ， 尤其是那些怀抱着所谓“中产阶级理想”的知识精英 ， 试图通过重新挖掘民国的价值 ， 来表达自身的疑惑和诉求 。在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 ， 最常见的是对文人的颂扬和对轶事的回味 。 从《南渡北归》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描绘 ， 到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推出的纪录片《大师》 ， 聚焦的无不是民国时期声名远播的文化名人 ， 其中 ， 带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 ， 如胡适、徐志摩、林徽因等人更是被频频提起 。 故事中的主人公 ， 男性优雅高贵 ， 女性浪漫聪明 。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胡适为学术自由而驳斥蒋介石的胆量、陈寅恪游学各国而不求学位的做派 ， 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 这些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吹捧知识分子的自尊自强 ， 即便在强力的催逼下 ， 也敢于直言 。 无疑 ， 这种表述是当代知识精英自我身份代入的结果 ， 他们在民国文人身上“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那些以“趣闻野史”招徕读者的作品中 ， 民国的历史经常被借用来批评当下社会 。 比如微博上频传的一则轶事 ， 说军阀刘文辉当西康省主席时注重教育 ， 特地颁布一条政策 ， 称县政府如果比学校修建得好 ， 县长就地正法 。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指责当下的一些教育问题 。 这些所谓“轶事”是对历史进行编造和美化的结果 。 比如有的读物称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惨案的主使 ， 相反 ， 事发后他赶到现场长跪不起 ， 并以“终身食素”自罚 。 其实段氏当时根本没有谢罪的举动 ， 且吃素仅是因为信佛 。 再比如有的故事称赞蒋介石的仁慈 ， 称他在发迹后想重修祖居 ， 面对邻居拒绝搬迁 ， 他也无可奈何 。 这一传闻完全是虚构的 。 而前面刘文辉的“光辉事迹”也是凭空捏造的 ， 更讽刺的是 ， 刘在任期间是挪用教育经费的老手 。我们进而发现 ， 在一些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还隐含着“翻案”意识 。 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 ， “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成为暗流 ， 这为用另一套视角解读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机会 。 最为显著的“翻案”意识体现在那些打着“揭秘”、“重读”旗号的历史书籍中 ， 其中不乏学者写的普及著作 ， 但更多的是用剪刀糨糊拼贴起来的消遣读物 。 在这些读物的鼓吹渲染下 ， 曾被视为“反动派”的蒋介石、宋美龄堪称琴瑟和谐的典范 ， 大地主刘文彩等都成为造福一方的正面人物 。 比如 ， 蒋介石便被塑造成既注重私德 ， 又能广开言路 ， 对文化人极度容忍 ， 甚至当刘文典当面顶撞他时 ， 也不加惩处 。 在这些叙事中 ， 民国要人俨然成为时代模范 ， 民国也被粉饰成了既保留“礼义廉耻”传统 ， 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美好存在 。 这类“翻案”看似指向个人 ， 实则指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言下之意是既然民国如此美好 ， 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在民国的映照之下 ， 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顿时失色 ， 沦为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 。 “民国热”有意无意地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 ， 试图借助“翻案”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显然 ， 一部分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产物 ， 它指向的是过去 ， 隐喻的却是当下 ， 传达出了某些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一些心态 。 在“后革命”时代里想象 ， 民国文人政要、编造真假混杂的传闻 ， 寄托了他们重新评价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企图 ， 也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借机塑造身份、表达诉求的策略 。这些文艺作品往往止步于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 。 它们描述的民国和真实的民国有着极大的差距 。 民国固然走上了初步现代化的道路 ， 但由于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 其发展的地域与阶级差异是极大的 ， 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得不到保障 。 这一点 ， 相信看过写实主义名作《骆驼祥子》《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能理解 。 而“民国热”的浪漫化想象则抽离了民国的时代背景 ， 将其描绘成一个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个个都有着独立人格和高贵气质的时代 。 显然 ， “民国热”的拥趸们是“眼光向上”的 ， 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化精英上 ， 对其从社会交际到私人生活 ， 进行全方位的窥探 。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一类标题——“四十年代北平教授一家的生活影像”、“张爱玲：民国唯一真正的贵族出身的作家”……这种眼光是选择性的 ， 它以对精英阶层的想象代替了对整个民国社会的关注 。 鼓吹者们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 ， 而没有看到底层民众的受难史 ， 其结果是用“精英史观”取代了“民众史观” ， 屏蔽了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 。此外 ， 在“流量经济”时代 ， 热颂民国的文艺作品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消费历史的热情 ， 同时也与传媒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民国热”的宣扬者多数深度介入大众媒体 ， 有些本身就是媒体人 。 至于微博、微信上的营销号、炮制通俗读物的写手 ， 其生存更是与媒体流量息息相关 。 他们深知 ， 要扩大影响 ， 增加转发量和关注度 ， 就必须迎合大众趣味 。 为达到这一目的 ， 一些人不惜扭曲与改写历史 ， 制造轰动效应 ， 导致谣言的盛行 ， 从而造成文艺作品的段子化和奇闻化 ， 最终结果是历史的娱乐化 。 “民国热”的宣扬者最终沦为“历史发明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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