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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二 )


“渊言如此 ， 臣复何辞以留陛下！”
结果是王渊的建议被采纳 。 武将能与宰相等大臣同坐政事堂,参与议决政事 ， 此在北宋又是难以想象之事 。
『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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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对地方监司、州县官的任用权 。
由于各统兵大将一般都担任沿江各大军区的安抚、宣抚使等职 ， 对本地区内地方官的任用、奖惩 ， 往往是先由他们提出名单 ， 朝廷只在形式上加以承认 ， 如刘光世任浙西安抚大使时 ， 朝廷许他增辟镇江府通判 ， 绍兴八年岳飞按例请为本路转运判官夏琪升职、为鄂州守臣赵士瑷升官 ， 但此时朝廷已开始酝酿削夺将领权力 ， 所以高宗表示：
“可作直旨行下 。 监司守臣 ， 朝廷所用 ， 不当令尽归大将 。 ”
第六 ， 在许多场合下 ， 武将敢与文臣分庭抗礼 。
北宋武将受文人压制、歧视 ， 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这时情况却发生逆转 ， 文臣不仅不敢对武人肆行侮慢 ， 反而常为武人轻视 ， 被武人讥讽为懦弱误国 。 胡寅所谓文臣
“意躯弊舆 ， 惴惴然于长戟犬马之中 ， 卒伍贱人 ， 皆得以恶声谯呵之 ， 不敢正色忤视 ， 少拂其势” 。
虽然有些夸大 ， 但也并非无根之谈 ， 韩世忠就常常当面称文官为“子曰”或“荫几” ， 把文人视为只会背诵孔夫子语录的腐儒和愚顽不堪的蠢材 ， 连高宗知道这事后 ， 也只能对世忠付之一笑 。 如绍元年汪藻的“驭将三说”传出之后 ， 诸将皆忿 ， 有的将领干脆让人撰文反驳说：
“今日误国者皆文臣” 。
不可否认 ， 作为一种极端的表现 ， 这时也确有一些将领拥兵自重 ， 骄横跋扈 ， 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对金作战 ， 却又对地方百姓骚扰 ， 这在当时文臣的许多议论中都有反映 。 在这方面 ， 张俊、刘光世十分典型 ， 如建炎四年金兵围攻楚州 ， 赵鼎代表高宗令张俊率兵解围 ， 张俊认为金兵太强 ， 拒不出战 。 高宗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 ， 但连下五次手令 ， 刘光世还是按兵不动 ， 只是每天派人谎报战绩 ， 坐致楚州失陷 。 后来,高宗命刘光世移屯扬州 ， 刘光世不愿离开家小而上前线 ， 仍拒不奉诏 。
或许苗、刘之变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 苗傅、刘正彦原是御营军的统制官 ， 由于刘正彦曾与大将王渊因争夺三千兵马而产生过芥蒂 ， 后来苗、刘二人又对王渊受到高宗宠信而心怀不满 ， 于是建炎三年春二人发动兵变 ， 杀了王渊与一批宦官 ， 逼迫高宗让位给他三岁的儿子 。 他们认为 ， “金人意在建炎皇帝” ， 废了高宗 ， 与金人实现妥协 ， 便可保住取得的高官厚禄 ， 于是一边派人向金朝求和 ， 一边准备继续由杭州南逃 ， 由于不得人心 ， 很快便被平定 ， 但为了私愤私利而废立皇帝 ， 可谓跋扈之极 。
『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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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 ， 武将权力和地位上的变化有它应于肯定的面 。 它是北宋那种僵化的兵制在历史的动荡中被迫调节的结果 ， 只有这样 ， 才能放松对武将的紧紧束缚 ， 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 ， 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军情；才能使军队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 才有较高的士气和较强的战斗力 ， 从而才会有绍兴年间宋军的一些胜利 。 但另一方面 ， 某些将领内则拥兵跋扈 ， 外则畏敌怯战 ， 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宁肯牺牲抗金事业 ， 是将领中的对金妥协投降派 ， 是与岳飞这样一个舍生忘死、矢志抗金的爱国将领不可同日而语的 。
武将在权力和地位上的变化 ， 引起了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与惶恐 。
从建炎年间直到绍兴议和 ， 朝野上下响起片收夺兵权、恢复“抑武”传统的呼声 ， 其中既有死心塌地的主和派 ， 也有旗帜鲜明的抗战派 ， 如胡寅一面上书严厉指责高宗的逃跑政策 ， 一面又对武将们深恶痛绝 ， 如季陵、吴伸、廖刚、张守等都曾言辞激烈地提出过批评 ， 然而把问题说得最尖锐、影响也最大的 ， 还是绍兴元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那篇“驭将三说” ， 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尤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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