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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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5年 ， 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 ， 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 。 这年秋 ， 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 ， 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 。 后金汗廷一片欢腾 。 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 ， “大宝呈祥 ， 天赐玉玺 ， 乃非常之吉兆也” ， 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 ， 皇太极择吉郊迎 ， 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 ， “颁行满汉蒙古 ， 俾远近闻知 ， 咸识天命之攸归” 。 皇太极心情愉悦 ， 一一允准 。
“传国玉玺”的出现 ， 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 ， 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 ， 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 。 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 ， 还原其历史本真 ， 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 ， 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 ， 当年二月出师 ， 西渡黄河 ， 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 。 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 ， 部众大半降了后金 ， 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 。 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 ， 不来归顺 ， 心病未去 ， 是以大兵压境 ， 务绝后患 。 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 ， 亦擅于用情 ， 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 ， 受命先入营谈判 ， 苏泰太后恸哭出见 ， 令额哲率众出降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 。 《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 ， 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 ， 获历代传国玉玺 。 先是 ， 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 ， 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 ， 遂弃都城 ， 携玺逃至沙漠 ， 后崩于应昌府 ， 玺遂遗失 。 越二百余年 ， 有牧羊于山冈下者 ， 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 ， 但以蹄跑地 ， 牧者发之 ， 此玺乃见 。 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 ， 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 ， 国破 ， 玺复归于林丹汗 。 林丹汗亦元裔也 。 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 ， 索之 ， 既得 ， 视其文 ， 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 璠玙为质 ， 交龙为纽 ， 光气焕烂 ， 洵至宝也……
庚辰 ， 为八月三日 ， 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 。 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 ， 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 ， 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 ， 上达皇太极 。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 ， 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 ， 甚至没有直接还兵 。 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 。 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 ， 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 ， 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 ， 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 ， 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 。 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 ， 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
察哈尔的屈服 ， 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 ， 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 ， “自平鲁卫入朔州 ， 直抵长城 ， 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 ， 而复还平鲁” ， 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 ， 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 ， 此际竟如此不堪 。 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 ， 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 ， 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 ， 不是直接东向还兵 ， 却要南下袭扰劫杀 ， 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 ， 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 ， 亦让人慨叹 。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 ， 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 ， 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
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 ， 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 ， 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 。 他决定隆重出迎 ， 甚至渡过辽河 ， 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 。 九月六日 ， 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 。 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 ， 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 ， 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 ， 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 ， 拜天行礼 ， 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 ， 天以畀朕 ， 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 ， 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 。 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 ， 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 ， 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 ， 皇太极为亲外甥 ， 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 ， 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 ， 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 。 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 ， 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 ， 今皇上得传国宝玺 ， 二兆略同 。 此宝实非寻常 ， 乃汉时所传 ， 迄今两千余年 。 他人不能得 ， 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 ， 可见天心之默佑矣 。 惟愿蚤正大统 ， 以慰臣民之望 。 ”至此 ， 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 。 果真如此吗？不 。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 ， 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 。 但由于政治目的 ， 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
首先它不应叫做传国玉玺 。 传国玺者 ， 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 ， 既寿永昌”宝玺 ， 用蓝田白玉 ， 一说用和氏璧 ， 李斯书篆 。 秦亡 ， 子婴献于刘邦 ， 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 ， 所谓“玺剑”是也 。 后来此玺与时隐现 ， 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 ， 也衍生出“受命于天 ， 皇帝寿昌”、“受天之命 ， 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 ， 各有起讫 ， 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 。 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 ， 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
其次 ， 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 ， 属附会之浮辞 。 《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 ， 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 ， 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 ， 未见以“宝”名之者 。 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 ， 略经反复 ， 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 ， 除神宝、受命宝之外 ， 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 。 降至两宋宝玺 ， 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 ， 城头变幻大王旗 ， 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著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 ， 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 ， 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 。 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 ， 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 ， 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 ， 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 ， 亦颇有几分可疑 。 《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 ， 详述八宝之排列 ， 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 ， 其余与汉唐无异 。 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 ， 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 ， 愿代以支撑危局 ， 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 。 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 ， 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 ， 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 ， 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 ， 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 ， 徘徊不去 ， 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 。 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 ， 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 ， 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 。 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 ， 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 ， 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 ， 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 ， 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 。 元代设蒙古翰林院 ， “掌译写一切文字 ， 及颁降玺书 ， 并用蒙古新字 ， 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 ， 可证其对蒙古文的重视 。 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 ， 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 。 “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 ， 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 ， 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 ， 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 。 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 ， 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 。 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 ， 中有一枚“制诰之宝” ， 玺文结体 ， 行款格范 ， 与此玺颇为相似 。
明朝统治仍在 ， 明朝宝玺怎么会到了察哈尔王室？看似不可能 ， 其实也有一些途径 。 皇帝亲征或出巡 ， 例以国宝随行 ， 以示隆重 ， 以便钤用 。 而土木之变 ， 连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 ， 诸宝中有些也难免流入大漠 ， 辗转传接 ， 最后到了一度强盛的林丹汗手中 。 山羊的传说果有几分实情 ， 埋宝者或也是跟随英宗 ， 被裹挟着在蒙古草原跑来跑去、跑了几乎一年的人 。 另外 ， 明正德、嘉靖间宫中两次大火 ， 说是御宝尽毁 ， 或有太监乘乱下手 ， 盗出个别御宝卖钱 。 明季宫禁虽严 ， 漏洞也多多 ， 玺印之丢失绝非一例 。 从宫中流出 ， 当也有多种渠道 。
象征皇权的宝玺 ， 历来都有着明确的使用或不使用规定 。 皇玺系列中较晚出现的“制诰之宝” ， 用途主要为“一品至五品诰命” ， 与传国宝、受命宝诚不可相比 ， 较之乘舆六玺的地位也差很多 。 然不管怎样说 ， 它的确是一块出自皇宫的宝玺 。 皇太极和臣僚以此作为天命攸归的吉兆 ， 大肆宣扬 ， 积极筹备更新国号和改元 。 八个月后 ， 皇太极更定国号为“大清” ， 改元“崇德” ， 新年号也隐隐见出“传国玉玺”的影子 。 崇德元年（1636）七月 ， 清太宗册封庄妃 ， 即钤用此宝 。
【卜键：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越一百年有余 ， 乾隆帝作《交泰殿宝谱序》 ， 详细梳理此前清朝御宝的演进 ， 保留了皇太极所用四宝 ， 即“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上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及满文篆书“皇帝之宝” 。 而对其视为重宝的“制诰之宝” ， 却说“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 ， 为之遮掩 。 通晓儒家典制的乾隆帝 ， 大约也见出这一符瑞事件中的夸饰与荒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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