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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的主张』范仲淹和司马光谁才是真的道德模范?( 二 )


『安石的主张』范仲淹和司马光谁才是真的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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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政敌，范仲淹更豁达，司马光气量就有点小了。我们再来看他俩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是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那个滕子京。他和范仲淹是同年，也就是一年考上进士的，政治上也是互相帮助，也都在西北共过事，范仲淹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司马光却说这人是个贪污犯，德行有亏。这怎么回事呢，滕宗琼在西北的时候挪用给公款给手下的士兵，不是贪污，这钱没进他腰包，这事在军中也常有，不过御史举报他的数额比较大，十六万贯，范仲淹当时还是力挺滕子京，后来查出来的也只有三千贯可以做事。不过这种事就看皇帝的态度了，最后滕子京还是被贬了。其实在西北作战，面对凶横的党项人，不用金钱激励根本不行，另一位名将种世衡也是用钱激励士卒的，不过他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其实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上级的庇护，所以没事。
『安石的主张』范仲淹和司马光谁才是真的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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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和司马光的不同。范仲淹主张要用人的长处，纵有小过，不影响大局就不应该处罚，司马光主张为官者不允许德行有亏。他俩的主张没谁对谁错之分，关键看你用在哪。如果在军队中过分强调道德水平，那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强，宋对西夏能获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像对辽一样拿着阵图打仗，军人能随机应变。司马光的要求过高，而且也很难实现，他自己也没做到啊，蔡京那样的人，在四天废除新法，大家都知道这肯定做了害民的事，司马光却夸做的好，这就有点为了打垮敌人不择手段的意味了。给我们的印象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为什么小时候他另辟蹊径的去救人，大了却成守旧派了。其实我们误会他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觉得王安石那一套行不通，也不仅仅他这么认为，当时的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富弼对王安石变法也持否定态度。范仲淹有个转变的过程，他初入官场的时候敢想敢说，意气风发，晚年的时候多了一份豁达，经历的事多了很多事就看开了也看的更通透了。
我们再来说说他俩的谥号文正，文正在唐朝的时候是文贞，魏徵的谥号就是这个，宋仁宗名赵祯，需要避讳，文贞就成了文正了。其实本来谥号高低没那么明显，司马光把这给提高了，到他那文正成了最高的谥号。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古代的谥号有三种，文臣的谥号，武将的谥号，还有通谥，要说通谥比那两个高，通谥是文武双全的人才行，以忠字开头，韩琦就谥号忠献，以范仲淹的贡献应该是通谥，给了他个文谥，说明皇帝没有肯定他在武方面的功绩。司马光本人可没从事过军事，他弄不到通谥，他就知道说文正是最高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死后变法派章惇担任宰相，将王安石谥号文，这一个字可比那两个字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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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因为当过首相，南宋是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范仲淹没有登上。说明宋朝人对司马光的评价要高于范仲淹。我们以百年后的眼光去看，范仲淹比司马光做的好。范仲淹和吕夷简最后化解矛盾，没有让党争继续下去，大宋朝廷得以稳定。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党争却是愈演愈烈，两人到死都没化解，直接造成了北宋最后几十年党争不断，也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以道德而论，司马光约束的是自己，却没有影响到别人，范仲淹却影响了一大批人，同时期的欧阳修，之后的苏轼等，都受到范仲淹的影响。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追求。以此来看，我认为范仲淹才是真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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