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受阻、债务集中到期,万达商管遭遇至暗时刻?

IPO受阻、债务集中到期,万达商管遭遇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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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邓新
编辑/佘倩文
王健林 , 不是在救火 , 就是在救火的路上 。
近段时间 , 万达负面消息不断:穆迪将万达集团评级由B1调至B3 , 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收购的AMC宣布关闭全球1000家影院、解雇600名员工;万达体育将9亿美元收购的铁人三项业务 , 以7.3亿美元亏本甩卖;万达酒店2019年报显示净利润-1.50亿港元 , 而2018年为7.66亿港元;万达电影2019年报显示亏损47.29亿元 , 同比下滑324.87%……
遭遇危机的不仅仅是外延业务 , 作为万达集团基石的商管业务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
2020年4月17日 , 万达商管发行50亿元中期票据 , 以置换4月19日到期的60亿元规模“17大连万达MTN002”债券 , 这是三年来首次发债 , 利率更是在同行之中高企 , 同期金地集团、中国中铁、金隅集团等都在下调债券利率 , 譬如金地集团将“18金地03”公司债利率由5.29%调降至1.50% 。
如今的万达商管 , 有人认为负债压顶而手中现金逐年减少 , 考验公司的偿债能力;有人担忧净利润长期增长乏力 , 在疫情之下如何寻求突围;有人质疑登陆A股资本市场遇阻 , 未来能否顺利完成IPO对赌协议 。
市场就像一面镜子 , 照出了王健林的颓势 。
近700亿元债务集中到期
“万达玩的是空手道 , 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 。 ”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会上毫不掩饰地道出经营之道 。
【IPO受阻、债务集中到期,万达商管遭遇至暗时刻?】高负债、高杠杆成为王健林手中披荆斩棘的利器 。
“什么清华北大 , 都不如胆子大” , 在王健林的指挥棒之下 , 万达商管2016年有息负债(编者注: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达到2266亿的历史高点 。
据启信宝数据统计 , 万达商管是万达集团的旗舰 , 前身是万达商业地产 , 2018年才进行更名 , 当前大股东为万达集团 , 而实控人为王健林 , 总计持股6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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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商管实际控制人是王健林
很快 , 王健林就尝到苦果了 。
2017年 , 绷紧的资金链成为悬在王健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还债成为万达的关键词:“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 , 万达经历了风波 , 承受了磨难 。 ”
所幸王健林是个狠人 , 及时断臂求生将万达商管的文旅等业务甩卖才获得喘息的机会 , 尽管如此 , 有息负债依然令万达商管承压 。
公开资料显示 , 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 , 万达商管的总资产为6050.52亿元 , 净资产为2717.69亿元 , 总负债为3332.83亿元 , 其中有息负债为1886.89亿元 , 为2016年来最低 , 然而官方也坦承:“发行人有息债务呈现下降趋势 , 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 ”
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瘦身”之后 , 王健林并未放弃万达商管的扩张之路 , 对资金的需求较为旺盛 , 譬如截至2019年12月末 , 万达商管在建及拟建万达广场共有19个 , 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桂林等地 , 预计总投资164.91亿元 。
与之对应的是 , 万达商管手中的现金已呈逐年下滑趋势 , 2017年~2019年前三季度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1198.13亿元、832.70亿元、601.42亿元 。 而债券又集中到期 , 2020年~2021年 , 万达商管分别要偿还328.06亿元、367.54亿元的债务 , 合计695.60亿元 。
依此推算 , 倘若不借钱的话未来能否如期还钱 , 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 这就是为何时隔三年万达商管再度伸手借钱 。
其实 , 王健林一直认为“富贵险中求 , 敢闯敢干竞风流” , 未来能否把高负债的危机变为转机 , 仍有待观察 。
失去盈利增长曲线
负债是一重考验 , 而经营是另外一重考验 , 这一关更为艰难 。
万达商管最新财务报表显示 , 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90.98亿元 , 同比下滑31.83% , 净利润为185.28亿元 , 同比下滑26.51% 。
实际上 , 万达商管2012年以来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 , 在200亿元~330亿元波动成为常态 ,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 一个是转型电商失败 , 另外一个是剥离了房地产业务 。
“万达进入的行业 , 其他企业无论国企央企 , 都没机会做老大 。 ”习惯了高举高打的王健林 , 不曾想在电商一役中遭遇了“滑铁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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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创始人王健林
2014年8月 , 万达电商注册成立 , 7个月后上线名为“飞凡网” , O2O被王健林奉为新战略:通过线上带动线下 , 从而形成完整的商业价值链 , 以抵消电商对万达广场的冲击 。
寄予厚望的O2O打法 , 迟迟探索无果 , 2017年年底开始边缘化 , 之后尝试改进打法 , 渴望打造智慧零售生态体系 , 迄今难言成效 。
一名互联网观察人士告诉锌刻度:“电商是烧钱的货 , 但不是仅靠烧钱就OK的 , 万达胜在坐拥丰富的线下商业资源 , 然而挑战在于缺乏电商基因 , 这不是靠大手笔投入、挖人就能解决的 , 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层初期目标定得过于宏大 , 执行时未有变通 , 不接地气的后果就是耗费巨资引来的流量 , 难以沉淀下来 , 主要依赖各种优惠活动维系黏性 , 从而导致成功越来越高 。 ”
对此 , 王健林也有清醒地认识:“老想大规模来做 , 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 , 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 。 ”
探索电商遇阻 , 王健林将宝压在线下“轻资产”开发模式 , 也就是投资方出钱、万达提供品牌、招商、管理等 , 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 。
不过这个打法 , 也有市场人士表示质疑 , 资深地产专家薛建雄公开表示:“这几年整个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 万达广场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 ”
错失电商这个外部增长极不说 , 房地产业务则因为要IPO不得不逐步剥离 , 从而逐步降低盈利贡献 , 到2019年底已经全部剥离 , 如今又失去一个内部盈利点 。
而剥离的房地产业务被全部注入万达地产集团 , 多家媒体报道该公司计划到2021年重回千亿元规模 , 而据克而瑞榜单显示 , 2019年万达地产集团全年销售566.8亿元 , 位列行业第59位 。
此背景下 , 万达商管不得不依赖租金收入 , 而2020年“黑天鹅”降临 , 疫情之下为商户免租的万达商管 , 不得不面临持续的经营压力 。
IPO充满不确定性
即使剥离房地产业务 , 万达商管IPO之路依然不明朗 。
2014年12月23日 , 万达商管于港交所上市 , 然而上市首日就跌破发行价 , 之后股价表现一直低迷 , 令王健林愤愤不平 , 三思之后其决定2016年9月私有化退市 , 改道投奔A股资本市场 , 渴望获得中肯的对待 。
而对顺利回归 , 王健林自信满满 , 表示上市之后不会套现:“我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至少中国最大 ,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 , 我奋斗的目标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 ”
于是 , 2018年1月万达商管入腾讯、京东、苏宁、融创四家战略投资者 , 并签订对赌协议 , 承诺将于2023年10月底前实现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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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商管获得战略融资后重启扩展之路
不曾想 , 2019年2月15日证监会中止了证监会的IPO审查 , 不啻于当头一棒 。
“为了顺应规定 , 王健林主动采取了‘去房地产化’ , 但这个过程拖得较长 , 或许是中止的重要缘由之一 。 ”一名私募人士告诉锌刻度 , “中止不代表终止 , 后面还有重启的机会 。 ”
不过 , 也有市场人士表示不排除重启的可能 , 但重启的前方阴云密布 , 特别是在遭遇“举报门”之后 。
奥沙健身董事长宋兴龙于2020年2月16日实名举报万达商管不符合上市条件:全资子公司万达投资涉嫌违法经营;三名高管涉嫌巨额合同诈骗等罪;未尽到如实披露义务 , 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 。
“我觉得这样的公司根本不符合上市标准 。 ”宋兴龙表示已成功向证监会举报 , 而万达商管公开回应举报与事实不符;“租赁合同纠纷败诉后 , 故意捏造事实 。 ”
多方人士表示 , 举报难免会引起证监会的重视 , 从而对IPO的审查势必更为严厉 , 而万达商管缺乏业绩增长极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不管故事讲得再好 , 最终还是要落脚在业绩上 , 如何打破净利润增长瓶颈 , 以证明自身的成长实力 , 是闯关成功的关键所在 。
万达商管的未来 , 充满不确定性 。
毋庸置疑的是 , 万达商管的前行之路荆棘丛生 , 一面要在负债高企之下寻找净利润的增长曲线 , 一面要获取监管层的信任 , 在对赌协议大限之前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王健林的至暗时刻并未远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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