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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疫情两大考点：治理上好“绩效”课，社会上好“责任”课

曹锦清｜疫情两大考点：治理上好“绩效”课，社会上好“责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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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曹锦清 ，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 ， 已出版著作十余部 ， 《黄河边的中国》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必读书目 ， 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奖） 。
“新冠”来袭 ， “宅”在家里 ， 曹锦清除了每天最关心的疫情信息 ， 就是趁机抓紧看书 。 这位不止一次“行万里路”、深入了解国情社情的社会学研究者 ， 最近一年的读书计划 ， 是系统性地从“西学东渐”等史料视野 ， 研析中国“制度与治理” 。 他认为 ， 疫情“大考”有两大“考点”：治理要上好“绩效”课 ， 衡量标尺是人民群众的感受度满意度；社会要上好“责任”课 ， 每个人都要更加重视自己的“成员责任” 。
“中国之治”目标在“治理绩效” ， 看的是人民群众感受度、满意度
采访人员：最关注疫情哪方面信息？
曹锦清：一是每天的疫情数据 。 看到曲线持续往下走 ， 就感觉大体控制住了 。 看到有反复 ， 又觉得复杂 。 形势总的是越来越明朗 。 二是从国际国内信息 ， 观察这次疫情“大考”对我们“中国之治”的考查 。 总的一个感受 ， 是“治理绩效”的重要性在进一步凸显 。
采访人员：前段时间采访 ， 也曾听一位长期从事社区基层治理工作的同志谈到——治理体系与能力 ， 体系是静态的 ， 动态的是能力；当资源配置好之后 ， 关键是要看实际调配资源的能力 。
曹锦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着眼在治理 ， 成效是目标 。 相比制度之争 ， 治理问题才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 。 我们要把目光和精力 ， 聚焦到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上去 。 这是任何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最终标尺 。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系统 ， 最终都还是要看治理成效 ， 看人民满意度、群众感受度 ， 看老百姓认不认可 。
采访人员：从治理绩效的角度看 ， 这次疫情“大考” ， 考出了什么？
【曹锦清｜疫情两大考点：治理上好“绩效”课，社会上好“责任”课】曹锦清：从全国各省区市、社会各方面的火速支援 ， 到武汉人民做出很大牺牲 ， 再到各地供应保障等维持住运转 ， 总体上 ， 我们治理的整个动员能力、互助能力 ， 还是体现出成效 ， 也得到认可 。 在早期反应阶段 ， 暴露出了问题 。 像这类公共安全事件 ， 理想的状态 ， 是在局部萌发的时候 ， 就有效控制住 ， 不升级、不扩散 。 在我们的治理体系建设中 ， 除了“条”的直接反应 ， 一定还要有“块”的敏捷反应 。 凡是公共安全事件 ， 都应该及早反应 ， 端口前移 ， 发生了就警觉起来 。
针对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 ， 就我的了解 ， 一般来说县区一级的能力是不够的 。 市一级 ， 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等 ， 可以进一步强化地级市这一级 ， 选贤任能主持其事 。 从而 ， 以县区为第一级 ， 以市为第二级 ， 形成一道前沿端口 ， 及早挡住疫情蔓延、有效控制 。
另外 ， 通过有效措施 ， 强化各级干部既重视对上负责 ， 又重视对下负责 。 遇到负面的东西 ， 也多一点自信 ， 先仔细考察 ， 并尊重专业的声音 。 总之 ， 要让我们的干部记住 ， 治理绩效、人民满意 ， 才是最后的评判 。
治理要适应“高流动、高分化、高教育”社会 ， 社会成员也要更重视“责任”
采访人员：这次疫情 ， 反映出治理遇到怎样的社会转型？
曹锦清：很大一个特点和挑战 ， 是高流动社会 。 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 ， 这一点尤为明显 。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 ， 进入这么大规模的流动社会 ， 只是近几十年的事 。 今天 ， 已经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的高流动社会了 。 大流动在全球也是必然趋势 ， 治理必须适应 。
同时 ， 时代在高速、发达、细分中 ， 也日益成为一个高分化的社会 ， 存在种种利益不一致都需要协调；也越来越是一个高教育者社会 ， 大量的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评判外面的事情 。 这些 ， 都是治理新课题 。
疫情一来 ， 如此高流动的社会 ， 突然一下要静下来 。 别的不说 ， 隔离在家 ， 至少供应要跟上 。 这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调配能力 。 高分化社会、高教育社会 ， 再加上高度发达的网络社会 ， 种种传言、谣言、议论、讨论 ， 都容易节奏幅度迅速起伏 ， 需要善于处理 。 治理必须更着眼于适应——适应更多变动的、更大流动的社会 ， 有效调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能力 ， 运用好整个社会经济资源 ， 形成治理绩效更进一步的治理体系和能力 。
采访人员：这次疫情 ， 许多人记住了一句话 ， “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信 ， 更不要随便喷” 。 种种热议聚焦中 ， 不少人也转变着观念 ， 增加着科学、理性、文明的公众素养 。 包括对自律行为一度不以为然的看法 ， 也发生着积极变化 。 像“带病还到处乱跑”“不戴口罩靠近别人”“扎堆逛超市集市”等行为 ， 是否可从社会心理认知做点“阻断”？
曹锦清：西方一些国家 ， 历史上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一套体系 。 这在晚清到民国时期 ， 被搬进了中国 ， 进入法律社会体系 。 当时有不少人提出抗议 ， 但没有成功 。
我们的传统社会 ， 以群体为本位 ， 以群体责任为本位 。 西方那套体系不是如此 ， 往往过于强调公民都以个人权利为本位 ， 而把责任都交给政府 ， 从而使政府光有责任没有权利 ， 治理成为一个大问题 。
我们中国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 现代社会的建设 ， 要注重保持社会成员在权利和责任上的同频并进 ， 不失之于偏颇 。 任何人、任何个体 ， 作为社会的一员 ， 责任和权利应该是同等的 。 有一份权利 ， 就有一份责任 。 你的一份权利 ， 就关乎着别人的一份责任 ， 是以别人承担责任为前提的 。 你的责任 ， 也关乎着别人 ， 是要保障别人权利的 。 带病到处乱跑 ， 这就是在侵犯别人的权利 ， 就是在不负责任 。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 ， 以个人为本位也没多大问题 ， 但个体必须承担起应有的“成员责任” 。
采访人员：邓伟志说过一句话 ， 社会要以人为本 ， 人也要以社会为本 。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之后 ， 许多时候 ， 管好自己 ， 就是在履行责任 。
曹锦清：个人与社会要平衡 ， 公民与政府要平衡 ， 这才是我们的治理体系 。 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 但应该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治理中 ， 成为普遍的认知 。 举个简单的例子 ， 失业了 ， 固然有领取保障金的权利 ， 但保障金从哪来？这最终体现在国家的一种责任 ， 是用税收 ， 用别人的钱 ， 来满足你的要求 。 所以 ， 没有没有责任的权利 ， 也没有离开权利的责任 。 疫情来了 ， 你待在家里 ， 别人就可以多一份避免被感染的可能 。 你就履行了应该履行的责任 ， 别人也就享受了应有的权利 。 反过来对你也一样 。
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 ， 不能空洞地讲“天赋人权” 。 责任谁来负？要避免一味的“我”“要” ， 要讲一讲应有的“给”“付出” 。 正如也要避免一味的“给”“付出” ， 要讲一讲应有的“我”“要” 。 通过这次疫情 ， 每一位社会成员、我们每一个人 ， 应该更加重视“责任” ， 让权利和责任走向新的、更上一层楼的对等与平衡 。
栏目主编：陈抒怡文字编辑：郭泉真题图来源：新华社图片编辑：曹立媛
来源：郭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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