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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当代启示

编者按：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 其决议深蕴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 ， 展现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 ， 对党和军队建设的引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自觉的风险意识和求实的工作方法；这些思想认识和实践特征为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 新时代 ， 党和军队建设需更加具有时代性、斗争性和政治性 ， 积极回应时代课题 ， 主动应对执政风险 ， 以政治建设统领党和军队建设的各项事业 。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 。 2018年8月 ，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 ， 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 ， 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 ”[1]这一重要思想既突出了新时代党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 也深蕴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 。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 ，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 史称“古田会议” 。 会议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 是党和军队建设的关键性历史节点 ， 具有里程碑意义 。 新时代 ， 党中央要求全党把党和军队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 ，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 深入系统地研究《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思想与实践 ， 对于增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问题意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落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实践要求 ， 汲取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智慧力量都有重要意义 。
《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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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当代启示】一、《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的引领凸显了鲜明的问题导向
《古田会议决议》开篇指出 ，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 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 妨碍极大 。 若不彻底纠正 ， 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 ， 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 ”[2](P726)这表明古田会议的召开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 决议内容正是对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主动回答 。
1．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 ， 明确了建军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建设的经验主要是在大革命期间逐步积累起来的 。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 ， 党开始了独立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探索 ， 并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 ， 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据1929年5月的统计 ， 红军约4000人 ， 全军1324名党员中 ， 工人311人 ， 所占比例为23% ， 非工人比例为77% 。 [3](P74)这一状况存在的潜在问题 ， 主要表现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 ， 旧军队的流寇主义 ， 农村小生产者、流氓无产者的盲动主义 ， 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等思想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作战中 ， 许多官兵群众搞不清楚这支新生军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 。 如何把这支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从旧军队起义和解放过来的为主体的革命军队 ， 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 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课题 ， 也是党引领政治建军的首要切入点 。
面对军队性质问题 ，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分析了军队中单纯军事观点的具体表现 ， 剖析了单纯军事观点存在的原因 ， 即“政治水平低”“雇佣军队的思想”“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2](P728)等 。 在此基础上 ，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基本任务 ， 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 [2](P727)除了打仗消灭敌人 ， 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 [2](P727)进一步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政治要求 ， 一是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领导；二是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 ， 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 ， 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 。 这是中国红军建设经验的总结 ， 成为建军的普遍性政治要求 ， 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 “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 [4](P85)
《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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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答了“谁来领导军队”的问题 ， 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政权是从枪杆子中打出来的 ， 枪杆子掌握在谁手中是建党建军的关键问题 。 尽管红四军成立后 ， 边界各县地方党部纷纷建立 ， 群众斗争不断发展 ， 党的领导逐渐增强 ， 但是在转战赣南的挫败曲折中 ， 红四军内部对“谁来领导军队”“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一直存在很大分歧 ， 这成为当时红四军党内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 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 ， 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 加之刘安恭到来引起的党内纷争 ， 直接引发了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 。 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 ， 有同志认为党管得太多了 ， 权力太集中前委了 ， 毛泽东主张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 ， 认为分权主义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朱德不同意以“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 ， 认为这会“使党脱离群众 ， 使党孤立” ， “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 [5](P150)从表面上看 ， 这是机构设置问题 ， 实际上是领导机制问题 ， 涉及军队领导主体问题 。
红四军“七大”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 ， 但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未提出批评 ， 决议成为“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的折中议案” 。 [6](P135)会后 ， 毛泽东离开主要领导岗位 ， 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 9月下旬 ， 红四军八大召开 ， 由于前委不健全、准备不充分 ， 会议无果而终 。 广大官兵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离开后 ， 全军政治上失去了领导核心；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 一些决策就会失误 ， 组织就会松懈 。 同时 ， 党中央也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 ， 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 “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作了明确结论 ， 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 ， 指示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 任前委书记 ， 这对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 为古田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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