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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为何选择“九一八”侵华

史丁史策无名
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关东军为何选择“九一八”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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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 ， 不断制造事端 ， 大肆渲染“满蒙危机” ， 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 。 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 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 ， 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 ， 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 ， 引起纠纷 。 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 ， 镇压当地农民 ， 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 。 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 ， 强行开渠竣工 ， 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 。 这样一桩强盗事件 ， 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 ， 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 ， 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
【日本关东军为何选择“九一八”侵华】所谓“中村事件” 。 1931年5月 ， 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 ， 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 ， 进行军事侦察 ， 搜集情报 。 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 ， 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 ， 并将其秘密处死 。 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 ， 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
于是 ，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 。 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 ， 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 ， 要求行使武力 ， 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 ， 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 ， 举行集会 。 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 ， 叫嚣解决“满蒙问题” ， “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 ， 别无其他途径” 。 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 ， 要毅然行使自卫权” 。 至“九一八”事变前 ， 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 ， 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 ， 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 ， 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 ， 随即发出“训示” ， 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 ， 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
接着 ， 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 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 ， 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 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 ， 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 ， 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 ， 不许稍有麻痹” 。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 ， 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 至此 ， 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 。 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 ，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 ， 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 。 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 但还是走漏了风声 ， 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 ， 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 。 鉴于这种情况 ， 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 ， “以防患于未然” 。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 ， 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 。 但众所周知 ， 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 ， 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 ， 与其说让其“劝说” ， 不如说前去点火 。 美国学者甚至认为 ， 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 ， 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 。 于是 ， 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 ， 告之：“事已暴露 ， 必须立即动手 。 ”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 ， 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 ， 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 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 ， 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 ， 意见不一 。
至16日凌晨2时 ， 坂垣诈称暂停行动 。 然而仅过了几小时 ， 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 。 之所以出现变故 ， 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 ， 而是为防止泄密 ， 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 ， 因为此人爱吹 ， 嘴不严） 。
公元1931年9月18日 ， 星期五 ， 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 。 这一天 ， 在中国沈阳 ， 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 ， 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
9月18日下午7时许 ， 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 ， 但他并没“劝说” ， 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 ， 躺在了艺妓的怀里 。 此时 ， 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 ， 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 。 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 。 川岛中队到达后 ， 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 ， 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 ， 然后点燃了导火索 。 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
随着一声爆炸 ， 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 。 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 ， 飞落到铁路两旁 。 据后来满铁调查 ， 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 。 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 ， 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 ， 不使旅客滞留现场 ， 防阴谋败露；第二 ， 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 ， 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 ， 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 ， 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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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爆破之后 ， 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 ， 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 。 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 。 坂垣接到报告后 ， 遂根据事先的计划 ， 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 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 ， 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 。 夜23时许 ， 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 ， 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
张学良不抵抗原因成谜
然而 ， 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 ， 不知所措 。 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 ， 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 。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 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 ， 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 ， 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 ， 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 。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 ， 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 。 应付一切 ， 亟宜力求稳慎 。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 ， 我方务必万万容忍 ， 不可与之反抗 ， 致酿事端” 。 由此看来 ， 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
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采访人员采访时 ， 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 ， 而说当时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长孙科 ， 下达过一个指示 ， 内容是“相应处理” ， 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 。 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 。
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解释是判断失误 。 他认为 ， 判断一件事 ， “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 ， 因此 ， “我的判断是 ， 日本那样做 ， 不仅对中国不幸 ， 对日本来说 ， 要受国际上的责备 ， 后果也是不好的” 。 “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 ， 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 。 “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 ， 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
对于张学良的表白 ， 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 ， 不得不做如是说” 。 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 ， 还是判断失误也好 ， 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 ， 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 ， 致使东北军迅即溃败 ， 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 。 在这个意义上 ， 张学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
24小时内沈阳内外沦陷
由于不抵抗主义 ， 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 ，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 ， 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 。 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 ， 官不守职 。
事变发生当夜 ， 第7旅主官 ， 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 ， 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 ， 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 ， 荣命令：“不准抵抗 ， 挺着死 ， 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 ”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 ， 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 。 在突围中 ， 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 ， 其他各部被敌分割 ， 突围情形极为混乱 。 至19日晨5时左右 ， 敌完全占领北大营 ， 并将其付之一炬 。 北大营之战 ， 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 ， 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 ， 结局却是日军获胜 。 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 。 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 。 如果我军迎头抗击 ， 完全可消灭敌人 ， 日侵略计划难以实现 。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 ， 日军步兵第29联队侵入商埠地 ， 向沈阳城发起攻击 。 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不抵抗命令 ， 除个别略有抵抗外 ， 基本上对日进攻没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 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 ， 要求日军停止进攻 ， 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 ， 以示没抵抗之意” ， 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 ， 责任在中国” ， 并以“军人行动 ， 领事无权过问”相推诿 。
日军第29联队几乎未遇抵抗 ， 很快从沈阳城西北角突入城内 ， 到19日晨6时左右 ， 占领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 。 沈阳城失陷了 。 接着 ， 由辽阳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主力 ， 到达沈阳后 ， 立即投入战斗 ， 很快占领了沈阳航空处及兵工厂 。 然后又向沈阳（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发起进攻 ， 所在教职员和学生也由于不抵抗命令 ， 随败退下来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 。 19日中午时分 ， 日军占领东大营 。 至此 ， 沈阳内外全部沦陷 。
（摘自《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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