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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易中天史策无名
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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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变法就好 。 有好的变法 ， 也有不好的变法 。 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 ， 不能只看动机 ， 要看效果 。
变法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 ， 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 。 这一年正月 ， 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 ， 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 ， 是为宋神宗 。 这时 ， 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 ， 算是步入中年 ， 而新皇帝却很年轻 ， 此刻正好二十岁 。 年轻人血气方刚 ， 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 宋神宗也不例外 。
于是 ， 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 。 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 ， 因此叫“熙宁变法” 。 后面的两把火 ， 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 。 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 ， 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 。 变法是一再受阻 ， 节节败退 ， 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 ， 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 。 据谥法 ， “民无能名曰神” ， 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 。 历史上叫做“神宗”的 ， 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钓 。 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 ， 什么事情都不做的 ， 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 ， 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
不过话又说回来 ， 宋神宗的变法 ， 倒也不是自寻烦恼 ， 无事生非 ， 为政绩而政绩 。 变法是有道理的 ， 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 。 我们知道 ， 一个成熟的王朝 ， 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 ， 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 。 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 ， 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 ， 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 ， 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 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 ， 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 ， 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 。 一旦富裕起来 ， 强盛起来 ， 或贫富拉开差距 ， 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 ， 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 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 ， 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 ， 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 。 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 ， 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 ， 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 ， 这些都要增加费用 。 何况富裕起来以后 ， 要求也不同于前 。 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 ， 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 ， 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 ， 行政的率海则越来越低 ， 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 因为承平日久 ， 忧患全无 。 朝野上下 ， 慵懒疲软 ， 得过且过 ， 不思进取 。 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 。 五年宰相副宰相 ， 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 ， 曾公亮老气横秋 ， 富弼称病求退 ， 唐介不久辞世 ， 赵▲叫苦连天 ， 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 。 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 ， 并非大宋特有 ， 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 ， 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 ， 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 。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 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 ， 不可不革” ， 又说“国之要者 ， 理财为先 ， 人才为本” 。 问题是 ， 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 。 史家认为 ， 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 王安石明白 ， 改革时机未到 。 于是 ， 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 ， 继续在地方官任上▲光养晦 ， 并种他的试验田 。 在王安石看来 ， 做不做官 ， 以及做什么官 ， 都并不要紧 ， 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 。 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 ， 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
他“起堤堰 ， 决陂塘 ， 为水陆之利” ， 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 。 更重要的是 ， 他还“贷谷与民 ， 出息以偿 ， 俾新陈相易 ， 邑人便之” 。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 。 这样一来 ， 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 ， 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
就说免役法 ， 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 。 差役 ， 其实就是义务劳动 。 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 ， 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 ， 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 ， 便以其劳力代之 。 但这样一来 ， 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 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 ， 还要出力（徭役） ， 实在是不堪重负 。 事实上宋代的力役 ， 种类也实在太多 。 但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 ， 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 ， 因此承平日久 ， 便“奸伪滋生” 。 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 ， 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 ， 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 ， 由官府雇人服役 。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 第一 ， 农民出钱不出力 ， 不耽误生产；第二 ， 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 ， 叫“助役钱”） ， 比较公道；第三 ， 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 ， 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 ， 两全其美 。 所以 ， 后来废除免役法 ， 恢复差役法时 ， 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 。 苏轼就说 ， 免役、差役 ， 各有利弊 。 骤罢免役而行差役 ， 怕不容易 。 范纯仁也说 ， 差役一事 ， 应当缓行 。 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 ， 这次改革 ， 不但阻力重重 ， 而且一败涂地 。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 。 他的文章道德 ， 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 。 还有一点也很相同 ， 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 ， 也都不是书呆子 。 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 ， 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 。 所以 ， 司马光和王安石 ， 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 他们两个相对抗 ， 那可真是棋逢对手 ， 将遇良才 。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 。 要说他们的“党羽” ， 就不成比例了 。 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 ， 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 。 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 ， 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 ， 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 。 但就是这个吕惠卿 ， 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 ， 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 ， 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 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 ， 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 。 吕惠卿贼心不死 ， 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 。 写这些信的时候 ， 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 ， 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 。 这是有欺君嫌疑的 。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 ， 于是辞去官职 ， 并从此告别政坛 。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 。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 ， 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 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 ， 亦均为一时之选 。 更重要的是 ， 他们原来也都是改革派 。 比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 ，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 而且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 ， 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 ， 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 只不过 ， 王安石一当政 ， 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 ， 只好去做保守派 。
那么 ， 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 ， 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 在他看来 ， 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 ， 并坚持不懈 ， 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 因此 ， 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 ， 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 ， 人言不足恤 ， 祖宗之法不可守 。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 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 ， 后世人当谢我 。 ”有此信念 ， 他理直气壮 ， 他信心百倍 ， 他无所畏惧 。
在他看来 ， 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 ， 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判亲离 。 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 ， 如范镇、司马光 。 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 ， 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 。 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 ， 三次写信予以劝谏 ， 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 ， 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 。 如此执迷不悟 ， 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 。
前面说过 ，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 ， 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 ， 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 可以肯定地说 ， 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 ， 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 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 。 有好的变法 ， 有不好的变法 。 前者催生国富民强 ， 后者导致国破家亡 。 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 ， 也不能只看动机 ， 得看效果 。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 ， 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 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 ， 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 。 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 但这种结果 ， 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 ， 我们也想不通 。
那么 ，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
事与愿违
熙宁变法失败 ， 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 。 宋神宗太急功近利 ， 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 ， 一意孤行 。 但就事论事 ， 就法论法 ， 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 。
就说青苗法 。
平心而论 ， 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 。 我们知道 ， 一年当中 ， 农民最苦的是春天 。 那时 ， 秋粮已经吃完 ， 夏粮尚未收获 ， 正所谓“青黄不接” 。 但换一角度看 ， 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 。 这个“钱粮” ， 就是地里的青苗 ， 只是不能“兑现”而已 。 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 ， 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 ， 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 ， 加息偿还 。 利息当然是很高的 ， 是一种高利贷 。 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 ， 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 ， 是一种“抵押贷款” 。 当然 ， 如果遇到自然灾害 ， 颗粒无收 ， 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 土地的兼并 ， 便由此而生 。
所谓“青苗法” ， 说白了 ， 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 ， 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 ， 由官府向农民贷款 ， 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 。 所定的利息 ， 自然较富户为低 。 这样做的好处 ， 是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 ， 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 。 至少 ， 在王安石他们看来 ， 农民向官府借贷 ， 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 ， 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 ， 也总比还给地主好 。 还给地主 ， 肥了私人；还给官府 ， 富了国家 。 农民没有增加负担 ， 国家却增加了收入 ， 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
首先利息并不低 。 王安石定的标准 ， 是年息二分 ， 即贷款一万 ， 借期一年 ， 利息二千 。 这其实已经很高了 ， 而各地还要加码 。 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 ， 春季发放一次贷款 ， 半年后就收回 ， 取利二分 。 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 ， 半年后又收回 ， 再取利二分 。 结果 ， 贷款一万 ， 借期一年 ， 利息四千 。 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 ， 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 而且 ， 由于执行不一 ， 有些地方利息之高 ， 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 ， 手续还麻烦 。 过去 ， 农民向地主贷款 ， 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 。 现在向官府贷款 ， 先要申请 ， 后要审批 ， 最后要还贷 。 道道手续 ， 都要求人 ， 托请 ， 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 。 每过一道程序 ， 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 农民身上有多少毛 ， 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 ， 为了推行新政 ， 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 ， 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 。 这样一来 ， 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 。 当然 ， 层层摊派的同时 ， 还照例有层层加码 。 于是 ， 不但贫下中农 ， 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 ， 也得“奉旨贷款” 。 不贷是不行的 ， 因为贷款已然“立法” 。 你不贷款 ， 就是犯法！
结果 ， 老百姓增加了负担 ， 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 而且 ， 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 ， 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 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 ， 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 。 不 ， 他们不害怕改革 ， 也不害怕不改革 ， 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 ， 什么事情都不做 ， 无为而治 。 如果无为而治 ， 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 。 相反 ， 只要朝廷有动作 ， 他们就有办法 ， 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 比方说 ， 朝廷要征兵 ， 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 ， 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 ， 他们就收剿匪费 。 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 ， 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 这样一种改革 ， 说得好听叫理财 ， 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 。 再像王安石那样蛮干 ， 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教训所在
前面说过 ，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 ， 是要“公私两利”的 。 青苗法如此 ， 市易法也一样 。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 ， 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 ， 京师百货所居 ， 市无常价 ， 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 ， 牟取暴利 ， 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 。 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 ， 物价低时增价收购 ， 物价高时减价出售 ， 则“商旅以通 ， 国用以足” 。 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 具体办法 ， 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 ， 拨款一百万贯为本 ， 控制商业贸易 。 这个办法 ， 和常平法一样 ， 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 。 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 ， 也是要赢利的 ， 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 。 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 ， “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 。 赢利虽不算多 ， 也能充盈国库 。 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 ， 控制了市场 ， 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
但这样一来 ， 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 ， 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 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 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 ， 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 ， 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 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 ， 为费已厚” ， 此其一；“非良不售 ， 非贿不行” ， 此其二 。 于是 ， “官买之价 ， 必贵于民 。 及其卖也 ， 弊复如前” 。 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 ， 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
这是毋庸置疑的 。 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 ， 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 。 那可真是不买对的 ， 只买贵的 ， 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 ， 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 。 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 ， 也就不足为奇 。 至于官方经商 ， 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 。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 ， 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 。 他们的任务 ， 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 ， 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 。 因为只有这样 ， 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 ， 也才能从中渔利 ， 中饱私囊 。 显然 ， 在这一点上 ， 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 。 官方经商 ， 必定祸国殃民 。
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 ， 而后人哀之 。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 ，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 ，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 ， 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 ， 那才是哀莫大焉呐！
（摘自《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生》 ， 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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