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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各地供销社干部违纪违法案时有发生 涉案多为一把手

集体利益岂容蚕食
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2019年8月23日 ， 北京市供销总社召开全系统“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 ， 深刻汲取高守良典型案件教训 ， 使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 （资料图片）
2019年11月21日 ，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旭灿受贿案 。 宁波市组织重要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 ， 现场开展警示教育 。 该市供销合作社还通过观看专题警示教育片、上廉政党课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 ， 深入查摆问题 ， 以案为鉴、以案促改 。 （资料图片）
前不久 ， 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 去年以来 ， 该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有多名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 ， 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 。 近年来 ， 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 ， 这些腐败案件都有哪些特点 ， 查处有何难度？下一步该系统又将如何加大反腐力度？
【【中国纪检监察报】各地供销社干部违纪违法案时有发生 涉案多为一把手】涉案多为一把手 ， 窝案串案频发
供销合作社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 一头连着“三农” ， 一头连着城镇 ， 历史悠久 ， 网点广布 ， 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在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商品供给、服务群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
近年来 ， 供销合作社四大主营业务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 对利润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提高 。 数据显示 ， 去年上半年 ， 全系统销售总额实现2.2万亿元 ， 按照同口径计算同比增长6.6% ， 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 ， 组织成分多元 ， 资产构成多样 ， 既有机关和企业 ， 又有事业单位和协会 ， 大多开展市场化经营 ， 廉洁风险点多 ， 更需要加强监督 。
从已查处的供销合作系统腐败问题来看 ，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总结了如下共性特点：一是一把手涉案较多 ，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二是利益交织 ， 窝案、串案现象突出；三是权力集中的岗位呈现高风险；四是顶风违纪现象严重 ， 涉案金额大 ， 贪腐手段隐秘；五是违纪违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乐 ， 大多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
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 ，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 ， 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看来 ，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多发 ， 说明该系统少数干部作风不正 ， “究其根源 ， 还是在于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
据介绍 ，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不知何为“四个意识” ， 台上讲党课、倡反腐 ， 台下大肆索贿受贿 ， 对党的领导不以为然 ， 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 ， 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 ， 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 ， 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 ， 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
在个别案发单位 ， 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流于形式 。 班子成员不严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 ， 一把手统管人、财、物、事；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不集体决策；会议研究违反议事程序 ， 一把手大搞“家长制”“一言堂” ， 首先发表倾向性言论 ， 或者在参会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以“原则通过”不予采纳 ， 将会议决定变成“走过场” 。
该系统暴露出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 ， 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
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 ， 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 。 在一些地方 ， 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 ， 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 ， 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合作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 ， 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 ， 对于一把手公开不执行上级有关决定或执行打折扣等行为 ， 班子成员或不提反对意见 ， 或提了意见也不被采纳；监督严重缺位 ， 如某地供销合作社纪委 ， 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到97件举报线索 ， 初核数和立案数却均为零 。
腐败风险有哪些
“吃点、喝点、拿点购物卡、礼品无所谓 ， 是‘常态’‘小错误’ ， 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 ， 工作不规范是‘创新’‘变通’ 。 ”从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蒋旭灿等腐败案件来看 ， 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 。
自2013年调入市供销合作社担任一把手后 ， 蒋旭灿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发挥“个人才干”的平台 ， 就开始盯住项目合作开发领域 ， 在重大项目决策上搞“一言堂” ， 违反原则、突破底线 。 如在市供销合作社开发二号桥地块项目过程中 ， 蒋旭灿通过特定关系人介绍 ， 接受他人请托 ， 内定不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项目开发合作对象 ， 而王某某在项目开发之初就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投入前期资金 ， 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应资金 。 最终王某某公司仅出资5000万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 ， 就获得了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 ， 致使二号桥地块项目开发风险骤增 ， 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 。 这暴露出供销合作社在重大项目决策等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 ， 接受的监督也存在“盲区” ， 制度上存在“漏洞” ， 为蒋旭灿滥用权力提供了条件 。
蒋旭灿收受的810余万元中 ， 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 。 他在市供销社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工程项目时 ， 对制度规定搞变通、打折扣 ， 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明知故犯 ， 以实现其权钱交易的目的 。 如在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原市出口茶叶拼配厂改造项目中 ， 蒋旭灿明知招标方案未经发改部门核准 ， 却擅自决定对该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 ， 严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 。 王某某因此成为合作方 ， 出任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 ， 在该项目上伙同建筑商以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并侵吞工程款300万元 ， 导致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 。 事成之后 ， 王某某将其中100万元送给蒋旭灿作为“答谢” 。
逐一剖析风险点 ， 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 ， 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 ， 甘当‘甩手掌柜’ ， 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 ， 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 此外 ， 供销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风险 ， 主要是下属企业股份改制中 ， 容易出现的低价出让股份、谋取不法利益导致集体资产流失问题 。 内部管理风险 ， 则是下属企业通过空置场所租金、对外借款利息、运输费用收入和产品销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库’ ， 用途集中在提高员工收入、发放奖励、弥补职工应交的个人所得税等方面 。 ”
此外 ， 采访人员梳理发现 ， 供销合作社主要通过干部人事任免、资金使用及重大事项决策对下属企业进行管理 ， 而这些环节均有干部因贪腐问题涉案 。
严明纪律规矩 扎紧制度笼子
供销合作系统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何难度？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 ， 一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 问题从形成到予以处置的时间长、跨度大 ， 相关的主要领导、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存在职务调整、退休、移民等情况 ， 档案缺失较为普遍 ， 调查取证难度大 。 二是改制中出现问题较多 ， 因供销合作社组织性质、职能职权多次调整 ， 相关主体存续、改制、注销、合并等情况各不一样 ， 一些环节的权力运行、管理监督不规范不严格 ， 导致一些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难以追根溯源 。 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关系复杂 ， 供销系统资产量大面广 ， 下属企业、关联合作企业较多 ， 关系千丝万缕 ， 在梳理、界定上存在难度 。
腐败问题持续时间长、涉案人数多、涉及领域广 ， 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此也深有体会 。 “涉案人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排除异己 ， 甚至串通起来对抗组织审查调查 ， 形成攻守同盟；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 ， 分管、分工领域固定 ， 人身依附关系明显 ， 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贪腐方式较为隐蔽 ， 有的收受干股后将红利暂存他处 ， 有的以借款为名浑水摸鱼 ， 有的编造虚假业务进行违规借贷 。 ”
防患于未然 ， 才是制胜之策 。 下一步 ， 如何有效推进该领域正风反腐？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 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 发挥下属单位、社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 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放松 ， 做好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工程 ， 尤其是要建章立制 ， 推进正本清源 ， 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好、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销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
具体而言 ， 要在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 ， 从体制机制着手 ， 找准病灶、建章立制 ， 认真梳理社有资产投资、合作、购建、处置等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 ， 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 探索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 打造企业家队伍 ，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 强化资金管控 ， 完善风险防控 ， 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 ， 坚决防止个人说了算、搞暗箱操作、不负责的情况发生 。
对于完善监督机制 ， 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 ， 李国良建议 ， 有关部门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 ， 明确供销合作社业务上的主管部门 ， 并明确社有集体资产的管理细则；强化精准监督 ， 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 ， 定期调取供销合作社会议研究重大事项时存在较大异议的事项 ， 重点关注风险高的重大决策；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 ，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 ， 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 ， 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
多名受访者认为 ， 应抓紧重点领域和环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 。 尤其是针对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干部录用、工作调配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 ， 建立健全广覆盖、无缝隙的制度体系 ， 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议事规则制度化 ， 扎紧制度的笼子 ， 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 有效堵塞制度漏洞 。 （本报采访人员 管筱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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