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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作者 | 余潜倩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 | 周政华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20年2月初 ， 新冠肺炎席卷中国 ， 一条消息在社交媒体热传：临床数据表明8岁童子尿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 这条消息图文并茂 ， 有详实的证据支撑 ， 快速抓住网民的注意力 。
2018、2019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年度报告显示 ， 8岁童子尿（味咸 ， 性寒）在中成药口服试剂中不良反应分列第二名和第一名 。
关于它在人体中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效果 ， 目前公开数据足以得到证明 ， 其有治疗肺阴虚引起的咳嗽、吐血、鼻出血之功效 。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科普机构丁香医生2月1日出面辟谣 ， 才使得这条谣言在一部分读者那些澄清了误解 ， 但许多不知情者依然奉之为管用的“偏方” 。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公式：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 谣言在重大且不确定的社会事件下 ， 肆虐更为严重 。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一个观察谣言传播的试验场 。
盲目信任、焦虑转发 ， 疫情下的谣言是一场全民猜谜的游戏 ， 目的是拼凑真相 ， 减轻不确定感 。 中国有“双黄连能抑制新冠肺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定名为SARI” ， 国外有“社交媒体/5G导致新冠肺炎”“巴西总统感染新冠肺炎”等 。 谣言随着不明朗的局势一波又一波在网络扩散 ， 大众焦虑情绪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加速谣言的传播 。
围绕着“童子尿抗疫”的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 ， 是当下辟谣工作艰难展开的一个缩影 。 谣言和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长 ， 它甚至成为重要的信息形态 ， 检验信息系统的运转、流通和自净能力 。 遗憾的是 ， 网络辟谣一直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 科学严谨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心悦诚服地接受 ， 个中原因微妙又复杂 。
一、“吃力不讨好”的网络辟谣
当下 ， 网络辟谣在中国有两大主体 ， 一为内容平台麾下辟谣产品 ， 例如微信辟谣助手 ， 腾讯新闻·较真平台 ， 为维护内容平台健康有序而生；另一为科普媒体 ， 通过专业内容能力 ， 向大众提供科学信息 ， 例如 ， 中国科普网、果壳和丁香医生 。
辟谣方在疫情期间承担三重角色：信息核查：对未经证实的消息进行验证核实 。 针对谣言例如 ， “某地封路”、“广州‘女毒王’照片曝光”等；科学验证：对有悖科学的内容纠偏 。 针对谣言例如 ， “冠状病毒气溶胶传播”“蚊虫将成为新宿主”等；高质信息供给：提供疫情实时追踪、专题科普等服务 。
在多方的努力下 ， 疫情期间的辟谣工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
2020年2月 ， 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疫情实时数据是公众最关心的内容 ， 覆盖超五成的关注度和超四成的转发率；腾讯较真抗肺炎特别版访问量高达5.36亿次 ， 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浏览人次超23亿 。
然而 ， 可观的浏览量背后 ， 人们是否真的相信真相、谣言数量是否减少、造谣传谣动机是否减弱 ， 目前并没有清晰的结论 。 从经验观察来看 ， 辟谣“吃力不讨好”的现象显著存在 。
首先 ， 谣言多 ， 辟谣少 。 谣言是公共舆论的一部分 ， 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深度参与其中 ， 谣言在不自觉中具备强大的自发生产、传播能力；反观辟谣 ， 更像温室中的娇花 ， 每一篇苦口婆心的辟谣文章 ， 都来源于专业人士精心编纂 。 数量级上 ， 辟谣败下阵 。
同时 ， 辟谣内容的传播力弱于谣言 。 相比一条阴谋论刷爆社交媒体 ， 我们很难看到一条辟谣文章变成10万加的爆款 。 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学塔尔中心的采访人员Craig Silverman开发了一款名为Emergent的谣言传播跟踪工具 ， 可以记录Twitter和Facebook上每一条谣言及辟谣的分享次数 ， 发现大部分的谣言获得的分享次数都要比辟谣的高得多 。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正好印证古话：造谣一张嘴 ， 辟谣跑断腿 。
二、辟谣：
挑战谣言易感人群的“精神安慰剂”
笔者有幸在长辈群众围观一场谣言引发的对峙 。
一条偏方性质的防疫知识被转发进群：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辟谣者：这显然是偏方 ， 不应该轻信 。
传谣者：当前防疫物资匮乏 ， 难道不应该自救吗？
随即 ， 微信群安静了下来 。
复盘这场传谣者和辟谣者的对峙 ， 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出辟谣难的原因 。
民众科学素养匮乏限制判断力 。 中国网民规模在2019年达到8.54亿 ， 但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 ， 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仅有8.47％ ， 这一数据到2020年预计超过10% 。 也就是说 ， 10个人中不足1人拥有科学的判断能力 。
疫情中的谣言泛滥和我国科学素养的长期欠账不无关联 。 人们普遍缺乏科学规律的认知和科学思维的使用；同时 ， 专家学者的专业言论往往遭到冷遇 ， 而“民间科学”大行其道 。 果壳网副总编吴欧表示 ， 真知识不占领的地方 ， 伪科学就会占领 。 谣言的胜利仿佛不言而喻 。
谣言是大众的“精神安慰剂” 。 顾名思义 ， 精神安慰剂可以缓解焦虑 ， 制造某种自我暗示 。 眼下 ， 我们正处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 ， 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高效率的现代化生活 ， 这种生活的背光面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食品、医疗、环境等社会问题 ， 因而 ， 相比以往人们对风险具有更高的敏感度 ， 相信谣言则是出于对风险焦虑的表达 ， 其背后是“厌恶损失”和“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
这种心态 ， 恰好成为谣言的制造者的工具 ， 诱导人们相信伪科学 ， 从而真相溃不成军 。
中心化的辟谣方式影响力有限 。 典型的网络辟谣拥有一个信息枢纽 ， 辟谣内容在这里被专业人士制造 ， 再通过自有渠道分发给用户 。 这种辟谣方式有两种特点：内容生产具有权威性、传播是单向的“一对多” 。
辟谣内容的“产-销”模式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正好相反 。 互联网时代 ， 网络人际传播结构趋于扁平 ， 信息的流通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为平行传播：每一位用户都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节点 ， 这形成了“多对多”的人际传播结构 ， 也意味更快的信息流动速度 ， 和更广的信息传播范围 。 谣言在这套结构中快速蔓延 ， 辟谣在追赶谣言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
三、辟谣的终点：高质量信息生态
根除谣言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 但凡有人类 ， 就有信息的涌动 ， 任何高明的机构都无法根除谣言 ， 最可行的方法是 ， 培育一个有高度自我净化、自我纠错功能的信息生态 ， 让谣言更少滋生、更快自灭 。
首先 ，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 题中之意包含两个维度 ， 有科学素养的人——以科学家、专业人士为代表 ， 愿意倾囊相授对外发声 ， 供给高质量的科学信息 ， 而不被误解和误伤 。 另一层则是引导科学素养不足的人习得相关素养 ， 学会用科学思维和方法看待问题 。 这两点实现的重要前提 ， 是媒体环境、舆论氛围对真知识的理解和尊重 。
其次 ， 发挥内容平台技术优势 。 谣言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语境中的特有产物 ， 几乎全世界舆论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假新闻左右 。 《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一书的作者伊莱·帕利瑟曾在大选结束后 ， 呼吁民众对谣言的问题献智 。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利用技术手段 ， 作者认为 ， 短期内提升人们文化素养并不现实 ， 利用算法抑制谣言、鼓励辟谣来得更快捷 ， 比如谷歌新闻、脸书、微信看一看 ， 检测谣言内容 ， 同时提高辟谣内容的露出频率 。
再次 ， 发挥社交媒体的信息自净能力 。 《大数据背景下社交媒体的自净功能研究》一文指出 ， 社交媒体在谣言的传播控制中具备自净能力 ， 用户面对谣言或者虚假信息时 ， 会通过转载、印证、相互补充和纠正错误 ， 自发接近事实真相 ， 以此达到辟谣的效果 。 信息生态的自净和环境自净类似 ， 对客观条件要求较高——相关机构更透明、更及时的信息发布；公民更好的科学素养；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 硬件提升 ， 信息生态的自净功能才能高效发挥作用 。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
小 结
互联网平台上的辟谣是一个技术动作 ， 而人类历史上的辟谣则是认知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 。 辟谣事实上在做提升内容质量的工作 ， 尽管“不受待见”、“吃力不讨好” ， 从长远来看 ， 它必将推动信息生态更加透明与健康 。
参考资料：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国家信息中心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6/c14677-31606056.html
[2]《 2018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中国科普研究所
[3] 《风险社会》[德] 乌尔里希·贝克译林出版社 2018年2月1日
【社会@网络辟谣：“不受待见”的正义使者】[4]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Council of Europe report DGI(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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