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史，建安的文学思想，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建安时期 ， 在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 ， 从重功利转到非功利 。 文学思想的这种转变 ， 是从士人心态的转变开始的 。 拿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与两汉全盛时士人的心态比 ， 变化无疑是巨大的 。 不管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士人以至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幸是不幸 ， 只要稍为回顾一下历史 ， 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 ， 变化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 中国士人从习惯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样一种活跃的思想环境 ， 到习惯于定儒术于一尊、皓首穷经 ， 毕生精力用于法古崇圣解经、严守成说 ，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 同样 ， 从儒家经典的禁锢束缚中解脱出来 ， 重新活跃起来 ， 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 。 前一个过程 ， 以建立正统观念为核心 ， 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 ， 天—→君—→臣—→民 ， 一切不得越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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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 是附着在大一统政权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动摇 ， 与大一统政权的动摇关系亦至为密切 。 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死 ， 子刘隆即位 ， 生才百日 ， 邓后临朝 ， 与其兄邓骘掌握朝政 ， 开始了东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局 。 此后 ， 外戚宦官便交替专权 ， 直至桓灵之世而达于极致 。 此后 ， 便是董卓的废帝 ， 群雄并起 ， 东汉以亡 。 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 ， 正统思想当然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 。 从邓后临朝以后 ， 这种情形便史不绝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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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希望复兴儒学以维护大一统政权 ， 但不管形式上采取何种措施 ， 有何种变化 ， 儒学的衰微却是无法挽回了 。 君臣之义既已紊乱 ， 《春秋》大义便无法曲为之说 。 两汉儒学匡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符命说灾异 ， 至此亦慢慢失去效力 。 安帝时孔长彦长于章句之学 。 儒家大一统思想既与政治格局相抵牾 ， 五经与政权之间的关系 ， 就开始了不知不觉的变化 。 它干预政权的力量 ， 它的权威性慢慢下降了；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 ， 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变为政权的批评者 。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士人与政权的疏离 。 无疑 ， 一种疏离的心理正渐渐地把士人和大一统政权、和正统思想分开来 。 而曹丕所说的人异议 ， 论无定检 ， 则进一步说明疏离意识必将导致儒学一尊地位的丧失 ， 导致思想的重新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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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禁止列名党籍者出任官职对当时的文学思想的冲击
不过 ， 这个过程并不是平和顺畅进行的 ， 其中伴随着士人的怨愤与抗争 ， 和点缀于这怨愤与抗争中的潇洒风流与凄凉血泪 。 集中体现这个过程的便是禁止列名党籍者出任官职造成的混乱与人物品评 。 两次禁止列名党籍者出任官职 ， 对士人心理状态的转变关系至大 。 重要的党人开始都是以维护政权的大一统为目的的 。 他们忠于朝廷 ， 忠于君主 ， 以名节自高 ， 为此而反对外戚和宦官 ， 终于罹祸 。 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陈蕃就是一例 。 他曾上疏桓帝 ， 引《春秋》以论灾变 ， 言辞恳切 ， 谓："愿察臣前言 ， 不弃愚忠 。 "而终不见察 。 又以拒请托而触怒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 ， 因救李膺而得罪宦官 ， 最后和窦武谋诛宦官未成而被杀 。 就是因为他一心忠于朝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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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党人李膺也是一例 。 他惩办奸倖 ， 数被黜免 ， 而无所屈折 ， 原因也在于他的忠于朝廷 。 直到第二次因为禁止列名党籍者出任官职而祸起 ， 有人劝他逃走 ， 他还矢忠之志不移 ， 说："事不辞难 ， 罪不逃刑 ， 臣之节也 。 "乃诣狱 ， 而终被拷死 。 他们虽满腔忠愤 ， 被潇洒风流之举世荣名 ， 而未能脱尽儒生之迂腐 ， 难以成事 ， 本在料中 。 明人于慎行论东汉末年诛宦官事 ， 说："陈蕃老儒无算……至乃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 ， 到尚书门攘臂大呼 。 欲何为也？直迂儒耳！"因忠以成名 ， 因迂而事败 ， 因忠以见害而感动人心 。 范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党人 ， 袁山松《后汉书》说他下狱后 ， 讯问党人时 ， 他年少在后 ， 却越位而前 ， 慷慨陈词："窃闻仲尼之言 ， 见善如不及 ， 见恶如探汤 。 欲使善善齐其情 ， 恶恶同其行 ， 谓王政之所思 ， 不悟反以为党 。 "范滂之言 ， 忠愤悲壮 ， 实足以感动人心 。 当是时 ， 诏下急捕 ， 督邮抱诏书而泣 ， 县令解印绶欲与俱亡 。 党人行为之震动于当时士林者竟至此！何止当时！后代士人亦每为之感奋不已 。 苏轼幼年读范滂传而誓作孟博 ， 即是一例 。 然而范滂亦同样因忠以成名 ， 因迂而事败 ， 他之"不悟" ， 其实正是党人悲剧之所在 。 大一统政权已经处于无可挽回的分崩瓦解之中 ， 而党人不察 ， 强扶持之 ， 以此罹祸 ， 虽令人钦仰 ， 然亦令人叹息！《后汉书·徐稚传》说徐稚屡被征辟而始终不就 ， 郭林宗非常敬仰他 ， 曾派门人茅容去见他 。 徐稚是"悟"了的 ， 党人却以一腔忠愤 ， 想维系大树于将倾 。 不过 ， 细究起来 ， 此时士人对于政权的疏离 ， 出发点与表现方式实有很大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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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人的觉醒"
显然 ， 士人与政权之间、与儒家正统思想之间的间隔 ， 已成一普遍趋势 。 疏离是共同的 ， 而疏离以后的去向与行为方式却并不相同；高自标置以取名也是相同的 ， 而目的与结果却各异；结党是相同的 ， 而情操品格之高下 ， 用心与手段之优劣 ， 亦大相殊异 。 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 ， 正在日渐削弱 。 而疏离之后 ， 士人并未作为一个有共同精神支柱的群体出现 ， 他们正在走向动荡 。 不过 ， 经学的束缚到底是不知不觉的松开了 ， 士人到底从皓首穷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了 ， 沉闷的空气毕竟是打破了 。 士人就是以这样的风貌进入了建安时期 ， 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定的时期 。 实际上 ， 士这一个阶层 ， 从思想到生活 ， 都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期 。 军阀割据的政治格局 ， 士人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只有两条：一是各为其主 ， 一是隐居以避世 。 此时的著名士人 ， 大多选择的是第一条路 。 这也是前此对大一统政权、对儒家正统思想疏离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 。 各事其主 ， 也就各行其是 。 主各有所好 ， 士之投奔也大抵各归其类 。 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已失去普遍的约束力 ， 用人也没有统一标准 。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人的自觉"的产物 ， 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 ， 发现了自我 ， 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 。 通脱 ， 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 。 这样看 ， 当然是可以的 ， 许多行为确实可作这样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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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觉醒"概括此时的时代精神风貌 ， 似有所欠缺 。 两汉经学奠定的儒学传统实在是太强大了 ， 任何力量也无法彻底摆脱这传统 。 思想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 ， 也存在衔接现象 ， 就在各种异端思想相继出现的时候 ， 儒家思想仍然有它自身延续的线路 。 建安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变革的时代 ， 而只是一个动乱的时代 ， 所谓"人的自觉" ， 其实只是经学束缚的解除 。 这是一个从思想到生活都动荡不定的时期 。 经学的束缚解除了 ， 作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统思想已经失去普遍的约束力 ， 而新的一统思想又还没有出现 ， 或者说 ， 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没有出现 ， 各家并存 ， 由经学时代又回到了诸子时代 。 士人各事其主 ， 各行其是 ， 虽时相论难 ， 而不屈己以从人 ， 亦不强人以同己 。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史，建安的文学思想，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思想是多元化的 ， 人生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生活方式 ， 也是多元化的 。 这种多元化 ， 使整个文化形态处于最活跃、最不稳定的状况 ， 一切都正在演变过程中 ， 有旧的某种形式的延续 ， 有新的出现 ， 有新旧的交错渗透 。
参考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国文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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