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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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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 。 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 ， 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 ， 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 ， 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 ， 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 。 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 ， 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 ， 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 ， 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 ， 能直接增加收入 ， 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 。 所以 ， 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 ， 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 ， 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
微观层面容易判断 ， 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 ， 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 ， 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 ， 多数情况下 ， 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
具体来说 ， 衡量负债水平 ， 有几个不同的指标 ， 下面分别看一下 。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 。 2019年3月末 ， 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 ， 53.6元债务对应100元GDP ， 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 ， 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
这个指标 ， 方便进行跨国比较 ， 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 。 从国际比较来看 ， 虽然增速较快 ， 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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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 。 相比居民杠杆率 ， 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 ， 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 。 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 ， 借款10万 ， 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 ， 2019年 ， 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 ， 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 ， 仍有一段距离 。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 ， 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 ， 五成为房贷 。 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 ， 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 。 负债增长快 ， 资产增值更快 ， 所以 ， 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 。 当然 ， 房产不能直接偿债 ， 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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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 。 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 ， 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
2018年末 ， 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 ， 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 。 不过 ， 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 ， 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 ， 所以 ， 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 ， 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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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来看 ， 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 ， 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 ， 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 ， 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 ， 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 但过去几年内增长太快 ， 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
从国际经验看 ， 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 ， 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
（1）日本
以日本为例 ， 20世纪80年代初 ， 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 ， 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 ， 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 不过 ， 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 ， 股市、楼市双泡沫 ， 巅峰时 ， “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 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 ， 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
20世纪90年代后 ， 资产泡沫破灭 ， 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 股价、房价暴跌 ， 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 ， 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 ， 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 。 同时 ，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 ， 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 ， 长期拖而不决 ， 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 ， 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
2004年之后 ， 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 ， 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 。 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 ， 对于个人破产审理 ， 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 ， 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 ， 占比在95%以上 。 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 ， 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 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 ， 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 。 1999-2002年间 ， 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 ， 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 ， 增长5.8倍 。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 ， 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 ， 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 。 2003年末 ， 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 ， 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 ， 占总人口的7.7% ， 元气大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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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 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 ， 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 ， 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 ， 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 。 经过两年调整 ， 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 ， 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 ， 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 ， 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
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 ， 下面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 ， 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 ， 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 ， 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 ， 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 ， 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 ， 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 ， 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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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 ， 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 ， 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
数据显示 ， 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大多在40%-50%之间 ， 他们收入低、负债高 ， 偿债现金流紧张 ， 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
不过 ， 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 ， 只要拉长期限 ， 债务问题不难化解 。 举例来说 ， 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 ， 工作两年后 ， 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
所以 ， 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 ， 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 。 从这个意义上 ， 调控政策要稳 ， 稳住存量、控制增量 ， 几年以后 ， 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 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 ， 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 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 ， 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 ， 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 。 只要是内债 ， 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 。 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 ， 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 ， 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 。 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 ， 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 ， 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 ”
想一想上世纪末 ， 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 ， 技术上已经破产 。 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 ， 以时间换空间 ，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 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 ， 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 成长为金融巨头 。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 ， 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 ， 即便问题严重 ， 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 ， 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 就消费金融而言 ， 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 ， 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 ， 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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