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尚在，明宪宗为何还要另设西厂？答案或许让你意外
前引
成化十三年新年刚过 ， 大明皇帝朱见深就给文武百官一份出乎意料的大礼 ， 宣布设立新的厂卫机构"西缉事厂" ， 与"东缉事厂"相对 ， 简称西厂 。
一时间百官大哗 ， 无不为之色变 。
这意味着皇帝将要大行特务政治 ， 大明王朝上一次厂卫猖獗的时候 ， 还是天顺年间的锦衣卫门达之祸 ， 也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 ， 一些官吏至今记忆犹新 ， 这让百官对即将到来西厂不免充满了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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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明宪宗成化帝增设西厂 ， 并非心血来潮 ， 契机是成化十二年七月以来 ， 接连发生的妖异事件 。
先是当年七月 ， 京城之内有妖物夜出伤人 ， 闹得军民惶惶；紧接着皇帝本人也在早朝时看到黑眚怪象 ， 吓得不轻；而更为令成化帝震恐的是 ， 到了八月 ， 有名叫李子龙的道人竟然结交宦官 ， 堂而皇之的进入了皇城 ， 还登上万岁山遥望禁宫形势 ， 意图不轨 。
凡此种种让皇帝对负责侦缉之事的锦衣卫 ， 十分不信任 ， 由此产生了重立一个厂卫机构侦辑外情的想法 。
可有意思的是 ， 成化帝为何不令心腹宦官执掌东厂 ， 由东厂操持侦缉大权 ， 不比新立西厂来的方便？
有种说法是东厂内部利益犬牙交错 ， 将其整顿成为得力爪牙 ， 还不如立一个新东厂来的实在 ， 但事实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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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推敲 ， 或许我们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 东厂实际没有存在感？
在《明孝宗实录》中 ， 有一条令人大感意外的记载 ， 事情发生在弘治元年正月 ， 这一年继位不久的明孝宗广开言路 ， 令百官上疏言事 ， 其中户部员外郎张纶就曾奏道：近年设立东厂 ， 密查臣僚过失因而黜罚 ， 其至恩讎分明 ， 致陷无辜者多矣 ， 伏望圣慈今后在外有事不系机密重情 ， 免差官校 ， 惟责巡抚、巡按等官勘报 ， 其东厂之设祖宗所无 ， 并宜废罢 。 （《明孝宗实录》卷九）
户部员外郎张纶竟然说东厂是近年所设 ， 也就是说是明宪宗时代所设立 ， 非祖制 ， 这也太让人意外了 ， 毕竟众所周知 ， 东厂是明成祖朱棣创立 ， 目的就是为了钳制锦衣卫 ， 而张纶的说法透露出太多不同寻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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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实录》中东厂的出场确实很晚 ， 直到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六月才有它活动的确切记载：直（汪直）嗾东厂官校 ， 发江西都指挥使刘江与指挥黄宾奸私事 。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
而东厂登场的原因 ， 是因为西厂被百官群起弹劾罢废 ， 太监汪直为了报复领头的兵部尚书项忠 ， 指使东厂搜罗与项忠有关的违法事 。
这里说句题外话 ， 汪直当时被明宪宗暂时发回御马监当差 ， 没有能力指挥动东厂 ， 更何况若能指使东厂官校 ， 西厂还有存在的必要？这里显然是宪宗所为 ， 不过史家为尊者讳 ， 将此事按在汪直头上 。
好了 ， 言归正传 ， 继续正题 。
既然东厂在正史中出现的时间晚于西厂 ， 那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东厂才是后设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 ， 当然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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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东厂成立于明成祖时期 ， 是史学界多方考证的结果 ， 这一点就连《明实录》中也曾借大学士万安之口明确：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 ， 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 ， 初令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 ， 犹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 ， 令内臣提督控制之 ， 彼此并行 ， 内外相制 ， 行之五六十年 。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所以东厂早于西厂是毫无疑问、毋庸置疑的 ， 只是万安与张纶于实录中先后矛盾 ， 就有些非比寻常了 。
作为户部员外郎的张纶不可能连基本常识都搞错 ， 张口就来"东厂乃近年所设" ， 显然这不是无的放矢 ， 那么个中到底有何曲直 ， 让万安和张纶有了不同的说辞？
正如前文所言 ， 在成化之前东厂在正史中是空白的存在 ， 但这并不就是说没有东厂活动的记载 ， 只是它的存在感真的很弱 ， 远远低于锦衣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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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 ， 明成祖朱棣设东厂主要是因为"恐外官徇情" ， 当时锦衣卫在权臣纪纲的领导下 ， 为非作歹 ， 不知收敛 ， 大有脱离皇权掌控的迹象 ， 所以在处死纪纲不久后 ， 东厂随之设立 ， 分薄锦衣卫侦缉之权 ， 以达到"彼此并行 ， 内外相制" 。
东厂的负责人毕竟是宦官 ， 他们要想取得侦缉权 ， 必然是经手下的行事校尉去实现 ， 而行事校尉则是从锦衣卫中划拨 ，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 东厂相当于由内臣统领的小号锦衣卫 。
虽然东厂早在明成祖统治时代就已经出现 ， 但它应用频率确实不高 ， 永乐以后 ， 仁宣时期出现正史的也多是锦衣卫官校行事的记载 ， 而从正统年间起东厂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了 ， 当然它并不是以东厂的名义出现的 。
《明英宗实录》中正统九年十二月乙丑条中记载：驸马沐昕因阍者及家奴有罪杖死之 ， 奉御阮伯山以闻 。
奉御是明代宦官中的从六品 ， 属中下层 ， 地位相较于正四品的太监低太多 。 一个奉御平白无故刺探外朝事情 ， 很明显这个就是负责侦缉的宦官 ， 自然也就是东厂的管事内臣 。
到了景泰元年 ， 又有阮伯山向景泰帝奏报都督刘安因虏寇边弃城奔还京师一事 ， 这时阮伯山官职为内织染局左副使 ， 从五品 。 而景泰二年时 ， 阮伯山便成了掌行事者（锦衣卫行事校尉）右少监 ， 从四品 ， 不久升为左少监 ， 后至太监 。
【东厂尚在，明宪宗为何还要另设西厂？答案或许让你意外】由此我们可以从阮伯山的人生轨迹推论 ， 这可能就是东厂在明前中期的发展趋势 ， 即先以低级的宦官掌领一些行事校尉侦缉外情 ， 然后逐渐扩大以太监提督 ， 地位日益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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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明英宗复辟后 ， 东厂便再次销声匿迹 ， 取而代之的是英宗直接操纵锦衣卫 ， 其执掌镇抚司的头目逯杲、门达先后用事 ， 搞得京师上下人心惶惶 ， 海内怨愤 ， 《明实录》中有大把锦衣卫侦缉行事的文字 ， 唯独没了宦官掌行事的任何记载 ， 仿佛东厂被裁撤了一般 。
直到成化二年八月 ， 实录中才再次出现宦官缉事的记录 ， 至于东厂这个称呼也是在实录中出现西厂后定型 ， 并随后有了第一个专职的提督太监尚铭 ， 之后太监提督东厂成为常制 。
这也是为什么弘治帝继位后 ， 员外郎张纶会说出东厂是近年所设的言论 ， 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 东厂的缉事权不显 ， 存在感实在太弱了 ， 甚至可能消失过 ， 这才给人东厂新设的感觉 。
行笔至此 ， 我们也不难推测出 ， 明宪宗为何要在东厂存在的前提下增设西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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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是内宫各宦官衙门的最高长官 ， 相当于外朝各部的尚书 ， 在西厂设立前 ， 东厂并没有形成以太监提督缉事的定制 ， 也就是说东厂在当时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内廷衙门 ， 与锦衣卫镇抚司相比 ， 东厂的规模根本算不上是像样的厂卫机构 ， 所以明宪宗才去设立一个与锦衣卫相当的新厂卫 ， 并拨锦衣卫校尉倍于东厂 ， 就是要打造一个类似锦衣卫镇抚司 ， 且直属皇帝的内廷特务衙门 。
只是短短数月 ， 西厂行事无所顾忌 ， 引起朝野强烈反弹 ， 在百官的极力反对下 ， 明宪宗不得已暂时罢废西厂 。
虽然西厂罢废 ， 但皇帝培养心腹特务机关的想法未曾熄灭 ， 这才有重用处于闲置的东厂 ， 去刺探带头奏罢西厂的大臣徇私之事 ， 并在西厂重开后 ， 也为东厂特设提督太监 ， 进一步完善了东厂建制 ， 形成东、西两大内廷特务机构并存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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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皇帝犬牙 ， 东厂和西厂的功用是一样的 ， 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行政资源的重复 ， 并引来恶性竞争 。
成化十四年之后 ， 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大多时间都身处边关领军作战 ， 西厂的侦辑之事几乎荒废下来 ， 经办的尽是偷鸡摸狗的小事 ， 比如成化十五年光禄寺的仆役偷盗祭祀的肉品 ， 被西厂所发 ， 罕有大案 。 反倒东厂在太监尚铭的运作下动作频频 ， 查办各类妖言案、文武官员罪案 ， 深得明宪宗赏识 。
西厂的存在除了浪费编制外 ， 其实际价值已经是可有可无 ， 所以成化十八年首辅万安上疏请罢西厂时 ， 明宪宗才会毫不犹豫的答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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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西厂只是明宪宗培植亲信厂卫的一次尝试 ， 但当东厂的建制发展起来后 ， 同样的内廷特务机构根本没必要同时出现两个 ， 再加之东厂办事得力 ， 西厂也就寿终正寝了 。
以上只是笔者基于《明实录》的个人推断 ， 如有谬误 ， 还望各位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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