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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都是唯物主义吗

物理学家干的事情更像一种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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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是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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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哲学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判别，主要是发端于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影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历史文本之一。也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基础根据。哲学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判别，不是资产阶级西方哲学体系的判别的依据。资产阶级西方哲学体系，是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精神的结合。======================================================================
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许冲 孟令蓉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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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影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历史文本之一。学界对其编著缘起各执一端，尚缺乏系统而客观的历史考察，由此造成了对联共(布)、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误读。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其编著缘起，必须从领袖批判、历史传统、经验教育、统一理论、解释实践、树立权威等苏共的各种“需要”出发加以考察。此举有利于消解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误读。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苏共/斯大林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改变了联共(布)党史教材“多如牛毛”的“混乱”状况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等苏联知名历史学家所编写的各类“联共(布)党史”，都因存有各种“问题”，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取而代之，并以一“统”之。自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重点推介研习的对象，一度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本”，中国共产党也将其作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加以广泛推介。学界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好评、批评众多，但对其因何编著，又何以一“统”党史，尚缺乏系统、客观论述，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概括和分析。
一、“历史”冲突：斯大林对党史及其编撰的批判
　　1930年，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斯卢茨基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作者延续了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特别是同中派关系问题的探讨。文章在肯定列宁的同时，认为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
　　1931年11月，斯大林公开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即《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坚决抗议”对“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问题”和已成定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问题”进行讨论，认为这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和“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②。究其缘由，是某些“著作家”和“历史学家”在“偷运”和“贩卖”托洛茨基主义文字。斯大林认定斯卢茨基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本》的作者沃洛谢维奇，都是历史学界“私贩的典型代表”，是偷运“反列宁主义的私货，来诽谤布尔什维克，来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即使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四卷本《联共(布)党史概要》(1937年出版)，也“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③。
　　斯大林的公开信几乎被苏联所有史学刊物转发，产生强烈反应。其实，早在斯卢茨基的历史研究论文发表之前，施略普尼柯夫在1922年至1930年间撰写的四卷本回忆录《1917》就使斯大林大为光火。斯大林的公开信发表不久，《真理报》即发表社论重提“旧事”，指责施略普尼柯夫对十月革命的回忆录是“对列宁、对党的卑鄙的托洛茨基式的诽谤，对我国革命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的解释”④。公开信的发表，使一个党史领域的单纯学术问题，牵扯进来几乎所有版本联共(布)党史教程及其编写者，最后牵涉到整个历史学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改组；苏联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史学著作，则被要求根据斯大林信件的精神进行“审查”；党史学界的“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四处批判⑤。就连负责历史教学的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也从“世界闻名的共产党员学者”、“理论战线上最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批判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伪历史学家”。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表，向苏联史学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斯卢茨基“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私货”能够发表；二是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能够盛行；三是为什么“党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会犯错误。显然，历史学家回答不了政治家的“历史诘问”，答案其实就在斯大林的公开信中。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学家们，不能“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将我们党史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并特别关注去反对托洛茨基和形形色色的我们党史的伪造者，系统地撕去他们的假面具”⑥。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未尽”的责任，更是苏联历史学界“努力改进”的方向。
　　苏联国内联共(布)党史教程存在的问题还远不止上述“缺陷”。1934年5月16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共同签署《关于苏联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等决议，认为苏联“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方面主要缺点是抽象概括和公式化倾向”⑦。同年8月8日和9日，斯大林又与基洛夫、日丹诺夫联名签署并发表《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和《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前者批评了瓦格纳小组编撰的提纲“极其粗糙”；后者认为该提纲的主要缺点，是对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性的整个深度强调得不够突出，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却没有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内容，更没有指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1935年10月，成立以日丹诺夫为首的教科书筹备委员会，两年内编写的教科书数易其稿仍未得到苏共中央，尤其是未得到斯大林的认同。1936年1月27日，《真理报》重新发表了《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并在专论中指出，根据1934年有关教科书的决议编写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写得不好，根源是没有抛弃“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观点，“书中仍旧坚持党不止一次指出的错误，说明在某些历史学家中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⑧。1937年4月，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总结性地指出历史教科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即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只简单地叙述各派别斗争的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说明；结构和分期方面缺乏条理性⑨。
从《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表及其连锁效应可以看出，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党史教材的关注，已非单纯的史实澄清、学术论辩和政策指导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史学和历史教科书，在受到政治家“青睐”的同时，也遭遇了历史与政治博弈的尴尬，仿佛没有一本合乎“时代需要”的党史教程，足以满足苏联共产党对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书写要求。斯大林对苏联史学和党史学作了如下判断：第一，目前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第二，历史学家们由于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而需要“重新改造”；第三，有关联共(布)的各种类型党史教程存在政治、理论和技术上的种种问题，有待审查。由此，编著一本符合斯大林或苏联共产党需要的党史教材，以消解这种“历史”的冲突，就成了“当务之急”。
二、编撰传统：“为政治而党史”的苏联教科书体系
　　教科书是对某学科现有知识和成果的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强调规范性、标准性和统一性，经过系统地审定、试用、修订，作为某一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文本依据，也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苏联党史和哲学教科书的编撰历史悠久，主要源于其被过分凸显的政治功能。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前，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06年到1917年，以马·尼·利亚多夫和尼·尼·巴图林为代表。前者是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列宁的战友，后者是职业革命家、政论家。他们编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史》(十月革命后改为《俄国共产党是怎样开始建立起来的》)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略》两本著作，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分期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注重以布尔什维克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对俄国革命的方法论指导，“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政治上的敏锐性以及阐述的通俗形式”⑩。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到1937年，这是联共(布)党史编著的繁荣时期。20年代的重要著作包括：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涅夫斯基的《俄国共产党历史纲要》，巴图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略》(第11版)，涅夫斯基的《俄国共产党(布)历史纲要》(第2版)，波波夫的《俄国共产党(布)历史纲要》，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联共(布)党史概要》。30年代重要的著作主要有布勃诺夫的《苏联共产党(布)》、克诺林的《联共(布)党简史》。
　　上述著作多受苏共中央委托，或为贯彻苏共中央决议，或为党校提供教材，或为党员和非党群众施以思想政治教育而作，与联共(布)的政治生活联系密切。这两个时期的党史教材，具有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治史”的特点，注重对联共(布)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运用、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还表现为普及、宣传“党史”而写作的倾向。
　　其实，在联共(布)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并不局限于历史教科书。哲学教科书及其体系的建构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并对历史教科书造成特殊影响。哲学教科书与党史教科书的历史轨迹可谓“殊途同归”，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联共(布)经验总结、宣传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苏联哲学教科书是为“党史”而“哲学”的。自普列汉诺夫起，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肩负着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答复俄国革命所有问题、论证俄国革命合法性的任务，尤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通俗易懂的解读，可称之为“普列汉诺夫版”哲学教科书的代表。列宁充分肯定其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发挥的作用，“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1)。布哈林是苏共党内以教科书形式，系统化、通俗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无论是作为党校必读教科书的《共产主义ABC》，抑或是“被用做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训练的一个基本教程”(12)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意图都是给予广大党员青年以共产主义目标和任务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作了极好的解释”，“极有价值”(13)。20世纪20年代，有关“德波林学派”的两次大论战，一方面阐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化。这一时期不仅有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出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萨拉比扬诺夫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拉祖莫夫斯基著)等也都出版。20世纪30年代初期，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基础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本形成，创制一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基础已经奠定。
　　可见，无论是哲学还是党史教科书都普遍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注重实践经验的揭示和总结，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诠释和运用，三是重视对列宁等领导人创新理论观点的反映，四是注重教程的政治功用。教科书既能叙述俄国革命发展的详细经过，以利于总结经验并加以推介，又能发掘俄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事实，为革命寻求理论支持，也为革命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合法性论证。所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对于苏共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
三、政治观照：苏联共产党对历史经验教育的强调
　　从1883年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出现，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再到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成为“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14)。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历史道路，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反映了“智力上”和“工人积极思想上的革命”(15)。因而，总结、研究和学习联共(布)的历史，可以丰富和武装自己，提高政治警惕性，并能通过对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的把握和武装，增强共产主义的信心(16)。
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许冲 孟令蓉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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